中國民營醫院進退之局
社會辦醫的風口猶在。
今年的全國人大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深化公立醫院綜合改革。促進社會辦醫。”隨著政策的推進，社會資本逐漸湧入到民營醫院、診所、第三方獨立醫療機構等領域，進一步刺激社會辦醫的發展。
資本的進入促使民營醫院的數量迅猛增長。根據國家衛健委統計資訊中心釋出的相關資料，2018年1-3月全國醫院總計3.1萬家，而民營醫院的數量多達19139家，佔比超六成，但這並不意味民營醫院走的是一條康莊大道。
2018年11月14日，瀋陽市兩家民營醫院欺詐騙取醫保基金的行為被央視曝光，隨即引發一系列查處工作。11月21日，國家醫保局召開發佈會，表示今後將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打擊欺詐騙取醫保基金的行為，提升醫保基金監管水平。
對於“騙保”的整治專項只是中國民營醫院發展史的冰山一角。資本冒進、服務同質化，一派繁榮的背後，還有失意者的一地雞毛。
民營醫院35年風雨路
如果從1984年成立的廣州益壽醫院算起，中國民營醫院已經走過了35年的歷程。
前25年：從國有到“單飛”
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醫院均歸國家所有。伴隨經濟體制的改革，為了發揮社會上單體醫生的技術作用，滿足日益增長的就醫訴求，1980年8月國務院批准《關於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允許個體開業行醫，以作為公立醫療體制的補充。
4年後，中國第一家民營醫院廣州益壽醫院正式成立。
從制度設計上看，民營醫院的角色定位在於“補缺”。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發展的決定》，提出衛生改革與發展應遵循“舉辦醫療機構要以國家、集體為主，其他社會力量和個人為補充”的基本原則。
2000年，民營醫院進入新世紀，開始有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之別。這一契機來自同年2月國務院體改辦、衛生部等八部門聯合制定的《關於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檔案明確提出要建立新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制度，民營醫院的也進入更加規範化的發展時期。
後10年：民營醫院“加油”，公立醫院“剎車”
2009年，民營醫院進入“量變”時期。該年4月，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啟動。“多元辦醫”成為日後屢被提及的詞彙。同年，民營醫院數量迅速增長至6240家，佔比30.75%。
絕對數量上，2015年是民營醫院的又一個新節點。當年，民營醫院共計14518家，首次超越公立醫院的數量。民營醫院佔比增速上，從30%開始，往後的每10%增幅分別用了3年、3年、2年。
同時，公立醫院改制的試點工作開始發力。如果把此前的動作理解成是為民營醫院“修路”，那麼“新醫改”之後，國家層面不僅給民營醫院“加油”，同時也讓公立醫院主動踩下了“剎車”。一增一降之間，是中國醫院數量上的變革。
五大資本流派
角逐民營醫院江湖
2009年開始，民營醫院的江湖掀起一陣資本狂潮。
根據普華永道釋出的《2013年至2018年中國境內醫院併購活動回顧及展望》資料，2013年至2018年，中國醫院共發生764起境內外併購交易，披露交易金額達1323億元。其中，2015-2016兩年間，醫院併購出現大幅度增長，並在2016年達到161億元的交易規模高峰 。
流派一：境外資本高維打低維
境外醫療資本發展時間較國內更早，在管理經驗、技術資源等方面上更佔優勢。以1997年進入中國的和睦家為例，機構人員細分為行政、醫生、護理三類，各方之間互相監督與協助，形成合力；早在2015年5月，和睦家就引進了第一臺“達芬奇”手術機器人。
但想要“入主中原”，境外資本還需要面臨政策和人才的阻礙。2014年7月，我國曾放開境外資本在試點地區設立獨資醫院，但2015年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卻又重新將“醫療機構”列入限制類專案，僅限合資、合作。此外，正如村夫日記創始人趙衡撰文所指出：“外資醫院將面臨招募醫生的挑戰，尤其在門檻較高的專科醫生上，仍然將面臨醫生稀缺的困境。”
流派二：地產商資本當槓桿
社會辦醫給地產商們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突破口。
地產商涉足醫院的邏輯，是藉由資金的規模力量，撬動自身在民營醫院連鎖化的佈局。2017年，萬達董事長王健林 就把做民營連鎖醫院當成是萬達轉型的方向之一。社會辦醫的賽道中，民營醫院是資產較重、回本週期更長的細分領域。但除了資金，民營醫院還涉及運營、人才等一系列的問題。選擇槓桿的支點與用力方式，或許比單純的使勁更為關鍵。
流派三：醫藥企業低價屯高價賣
如果藥企開辦醫院構建銷售渠道，只能說是“劍走偏鋒”。
厚新健投合夥人湯珣 向億歐大健康指出：“針對銷售渠道的目的收購醫院，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真正推動藥企業務增長的，一定是研發生產出滿足臨床需要且定價合理的藥品本身。” 道彤投資合夥人鄒國文則認為 ，藥企與醫院的經營方式非常不一樣，並不是單靠原有建立起的資源優勢就能成功跨界。
“低價屯高價賣”的思路才更接近藥企佈局民營醫院的心態。“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藥企投資醫院選就像養寵物一樣，”賀州廣濟醫院投資總經理餘小寶說，“最終還是為了轉手時賣個好價錢。這也是過去一段時間裡，景峰醫藥、恆康醫療、益佰製藥等企業趕忙出手已經盈利的醫院業務原因之一。”
不過，隨著市場對民營醫院的整體認知下調，“低價屯高價賣”的機會將很難持續下去。
流派四：莆田系廣告，廣告，廣告
莆田系幾乎是中國民營醫院繞不開的一個“流派”。30多年來，莆田系的成功之處，就是通過無所不在的廣告營銷，在全國打響莆田系醫院的“名號”。從街頭的牛皮癬小廣告，到報紙、電視，而後轉向網路競價排名，莆田系的推廣策略幾乎覆蓋了中國民營醫院的各種嘗試。
但一味將重心放在廣告宣傳上，也註定會出現因過度宣傳而“包不住火”的時刻。2016的“魏則西事件”就是一個例證。伴隨醫療監管環境的趨嚴，簡單粗暴的廣告營銷也將走向末路。
流派五：保險公司醫+險，一條鏈
著力醫療到保險的生態閉環，使得險企爭奪民營醫院江湖的“絕學”自成一派。
2014年6月，陽光人壽25億元投資陽光融和醫院，打響險企設立民營醫院的“第一槍”。2015年9月，泰康保險也開始進軍民營醫院，與南京鼓樓醫院共同投資設立泰康仙林鼓樓醫院。三年後，泰康保險獲銀保監會批覆，出資約20億元拿下拜博醫療51.56%股權。
在醫保控費的大趨勢下，更多的健康險空間將向市場開放，可這也並不意味著險企能通過佈局醫院坐享其成。保險與醫院業務之間的磨合，也是險企所需要面對的挑戰。
總體而言，如今活躍在中國民營醫院市場的資本更為多元。雖然打法各異，自成一體，卻也不能說“錢途”一片光明。愛育華婦兒醫院副總經理柳默潮向億歐大健康分析稱 ，由於國家對於醫療的公益性特點仍然比較堅持，社會資本想要獲得優質的醫院標的並不容易。此外，醫院投資佔用的資金較多，為了保證正常的運轉，實際上能從中獲利的情況並不可觀。
中國民營醫院“下半場”
你方唱罷我登場。在持續35年、從0到2萬瘋狂增長的民營醫院發展史中，有的資本進入，有的資本離去，2019年並不是這條賽道的終點線。等待中國民營醫院的，將是三個方面的大變局：
一、逐利資本被清出民營醫院賽道
民營醫院並不是一門賺快錢的生意。通常來說，國內民營醫院的利潤率在10%~20%之間，如果運營不佳，這個資料就只有個位數，甚至出現虧損。而從時間維度上觀察，根據醫院體量的不同，平衡現金流的時間週期在3~5年，回收成本的時間為7~10年。餘小寶向億歐大健康透露，300張床位以上的中大型醫院，10年只是回本週期的起點。
按照是否營利的標準劃分，非營利性民營醫院歸屬公共財產，而即使是營利性民營醫院，出於醫院持續經營的目的，產生的利潤也會流向資產的擴張。歸結來看，醫療的公益屬性以及民營醫院的“補位”角色，會逐漸讓一批逐利資本被清出賽道。
二、中小民營醫院或迎來“倒閉潮”
一個需要正視的現實是，近些年來公立醫院正不斷調整自己的管理方式。在餘小寶看來，民營醫院的長處就包括管理方面的靈活度。一旦公立醫院通過“內涵強院”的方式，將學科能力補強，把科室管理優化，民營醫院則面臨不小的衝擊。
另一方面，公立醫院多年來的醫共體建設，已經逐漸形成了體制內部的資源閉環。從組織架構上看，醫共體通過搭建一個整體性的全新醫療形態，最終實現集團醫療資源的整合與統籌。換言之，民營醫院的病原渠道將被大大壓縮，生存環境自是可想而知。
擁有10年以上歷史的中小型民營醫院，或許能夠在2019年的各方壓力下倖免，但更多處於初期的民營醫院，將經歷人才和團隊的考驗。“多點執業”在政策上已不存在阻力，可想要填補國內醫生、尤其是高水平醫生的缺口還只是杯水車薪，更何況公立醫院的內部變革，虹吸現象也將持續放大。
“三面埋伏”的情況下，中小型民營醫院如果不能實現突破，倒閉也不過是“熱錢”冷卻時的輓歌。
三、一技之長成為民營醫院的救命稻草
未來“活”得好的民營醫院，更需要一技之長來支撐，需要在規模、技術和體系三者之中擇其一。
具體來說，規模化指的是通過投資與託管的方式，將自身的體量進一步擴張。例如華潤鳳凰醫療，目前旗下投資和管理的醫療機構超過110家，涉及營利性醫院、舉辦權醫院、IOT醫院和OT醫院4個種類的醫院。
但並非所有投身民營醫院的企業都能把盤子做得如此之大，此時，專科技術就是另一個突破口。湯珣預測：“在一些重點專科方向上，以學科建設為中心，以重人才、重技術、重運營的資產會得到資本的持續親睞。” 以某一專科切入，匯聚大量優勢資源，加上品牌的集中效益，這類技術型的民營醫院更容易建立自己的“護城河”。
最後一種思路圍繞著體系性展開。通過上下游的投資佈局，形成從“體檢機構-診所-醫院”的服務體系。而閉環的最大優勢在於，即使面對外部環境的衝擊，民營醫院作為閉環的一部分也能通過內部系統“自我造血”，從而存活下來。
結語
從1984年的第一家，到35年後的遍地開花，無數社會資本在中國民營醫院的賽場上進進出出。“多元辦醫”的趨勢仍在繼續，未來就還會出現不同的新面孔。
但不論怎樣，社會資本對於民營醫院，甚至是醫療環境的變革思考尚未停歇。中國民營醫院所提供的服務能否真正成為醫療市場的重要補充？從醫院、醫藥到健康險的生態何時才會閉合？這些問題都只能留給後來者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