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對話諾獎評審主席：羅默接電話後很吃驚 以為是惡作劇 | 稜鏡
作者 | 康路
編輯 | 暴劍光
北京時間2018年10月8日晚間17點50分，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召開新聞釋出會，公佈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今年獎項由兩位美國學者共同獲得，分別是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 Romer），表彰兩人將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引入長期巨集觀經濟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貢獻。
“經濟學的核心在於如何管理有限資源。自然資源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而知識決定我們將如何應對這些限制因素。”頒獎詞中寫道，“諾德豪斯和羅默均設計了新的研究方法，解釋市場經濟同自然和知識的互動關係。”
在結果公佈後，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斯特倫伯格(Per Stromberg)對騰訊新聞《稜鏡》表示，自己在紐約當地時間4點左右撥通保羅·羅默的電話，對方曾以為是耍人的電話，多次未接，“接通之後，羅默坦言自己既吃驚，又欣喜。”斯特倫伯格同時表示另一位獲獎人諾德豪斯至今尚未接通電話，“也許是我們打電話的時間太早了，他還在睡覺吧。我希望他知道自己獲獎後也會開心。”兩位獲獎者將平分900萬瑞典克朗獎金。
威廉·諾德豪斯本科畢業於耶魯大學，26歲獲得博士學位和美國名校的教職，32歲成為正教授，在巨集觀經濟學領域嶄露頭角。斯特倫伯格表示，諾德豪斯的貢獻在於率先使用模型分析經濟和氣候之間的關係。
“如今熱門的氣候變化經濟學，諾德豪斯在30年前是在無人關注時獨自探索。”斯特倫伯格對騰訊《稜鏡》評論稱，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旨在於承認並獎勵那些關注全人類根本問題的研究者。今年獲獎的兩位學者雖然具體研究領域有異，但共同點在於，均關注全球可持續長期發展，並提出相應的分析工具。
和威廉·諾德豪斯共享榮譽的保羅·羅默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紐約大學教授。上世紀80年代，羅默提出，在經濟增長的曲線上，除了傳統的資本和勞動外，還應考慮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使經濟增長理論再度流行。他所設計的“羅默模型”也成為新增長經濟學的經典。
“兩位學者的研究雖然沒有統一結論，但均給出分析框架。”斯特倫伯格對騰訊新聞《稜鏡》表示，兩位學者的研究也成為政策制定的依據。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表明，一來，氣候變化的難題需要全球性解決框架，二來，提供量化框架讓人們得以計算並瞭解，為了減少碳排放而減產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如果人們通過計算獲悉，對經濟體的負面影響實則溫和，可能會促使各國更容易就應對氣候變化達成統一方案。”而羅默的研究則敦促公共部門需通過精細制定政策，鼓勵創新，“需要尋找到政策的平衡點——一方面鼓勵創新被全球更大範圍的人群學習或獲益，併成為新一輪創新的基礎；另一方面關注創新原創者能否獲得足夠的回報，以覆蓋創新成本。”
在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之後，外界也在熱議，中國何時迎來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斯特倫伯格對騰訊新聞《稜鏡》表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審方式導致目前獲獎者的主要貢獻發生在80年代或90年代。
“那個時代，美國學者的話語權更大。”斯特倫伯格同時表示，中國的一些學者和機構在經濟理論界的影響力正在日趨擴大，“但從發現到獲得認可，仍需假以時日。”
以下為對話實錄：
騰訊新聞《稜鏡》：今年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William Nordhaus和Paul Romer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斯特倫伯格：兩位學者都在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面作出貢獻,為如何創造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提供分析框架。其中，Paul Romer研究知識如何推動經濟的長線發展，提示在市場機制之外，公共部門需通過精細制定政策，鼓勵創新。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則側重於如何應對經濟發展中的負面情況，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汙染也在增多，最終將付出經濟代價。
騰訊新聞《稜鏡》：打電話告知兩位獲獎人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如何？
斯特倫伯格：說實話，我們還沒有聯絡上William Nordhaus。我們嘗試了好幾個電話號碼，但都還沒有接通，也許是時間還是太早了，大約是紐約時間早晨4點的樣子，他大約還在熟睡。我希望他醒來後，能夠為獲獎感到高興。
Paul Romer也是打了好幾個電話才接通。他曾經以為我們打的電話是耍人的。確認獲獎之後，Paul Romer跟我們說，他自己覺得既意外，又欣喜。
騰訊新聞《稜鏡》：獲獎人是否透露自己會如何使用獎金？
斯特倫伯格：我們並未直接詢問，反正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對獎金的使用並無限制。今年由兩位學者獲獎，他們將平分9百萬瑞典法朗，每人獲得4.5百萬瑞典法朗。他們想怎麼花都行。
騰訊新聞《稜鏡》：William Nordhaus是最早量化氣候和經濟關係的學者。他的研究對現在的政策制定有何啟發？授獎給William Nordhaus是否意味著評委會支援徵收碳稅的做法？
斯特倫伯格：我覺得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對政策制定的啟發有兩點：首先，氣候變化的難題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各國需要同意並切實地實行碳排放約束，包括引入碳稅框架。其二，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提供一個框架，讓人們得以計算並瞭解，如果人們為了減少碳排放而減產，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實則溫和，且長期有益。如果人們能夠意識到這點，可能會促使各國更容易就應對氣候變化達成統一方案。
騰訊新聞《稜鏡》：Paul Romer的研究闡述了知識如何能夠成為長期發展的驅動力。對政策制定上有何啟發？
斯特倫伯格：Paul Romer研究的核心要點是：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公共部門需通過精細制定政策，鼓勵創新，同時尋找到政策的平衡點——一方面鼓勵創新被全球更大範圍的人群學習或獲益，併成為新一輪創新的基礎；另一方面關注創新原創者能否獲得足夠的回報，以覆蓋創新成本。總之，公共部門既要保護創新者，給予一定程度的“壟斷”，也要鼓勵創新造福全球更多人群。
騰訊新聞《稜鏡》：人們也會討論，何時中國人能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在投票時的主要考量是什麼？
斯特倫伯格：應該注意到的是，研究的發生和最終獲得承認和獎勵中間，隔著一定的時間鴻溝。比如，今年獲獎的William Nordhaus和Paul Romer的研究貢獻分別在1994年和1990年做出，也就是25-30年前的研究。80-90年代，美國學者在經濟理論界的話語權更大。那段時期之後，我們也關注到中國經濟理論學者的崛起，但離獲得承認和獲獎，仍需假以時日。
騰訊新聞《稜鏡》：此次諾獎頒佈後，網上出現質疑為何女性學者鮮少獲得認可的聲音。評委會如何迴應？
斯特倫伯格：從統計來看，在過去數十年中，只有一位女性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於女性學者是否被忽視的質疑，我們嚴肅對待。我想，和上一個問題的答案相通，在80-90年代，仍是男性學者佔據主導地位。但同時我想說，評委會不希望錯過任何一個對人類有貢獻的重要學者，無論性別或是國別。
騰訊新聞《稜鏡》：今年是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的第50年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予想傳達的主要資訊是什麼？
斯特倫伯格：諾貝爾經濟學獎和諾貝爾其他類別的獎項類似，在核心價值觀上獎勵對全人類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同時想要傳遞的資訊是——學術研究能夠利於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學獎，我們想證明社會科學而不僅僅是自然科學，能夠讓世界變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