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造成了民企困局：產業變遷下的無奈與涅槃
錯誤歸因
博士有次跟我說，同樣是兩個發達省份，他以前總覺得江蘇的東西比浙江好吃。後來有人提醒他，從小在浙江農村的老家長大，考上大學從農村出來，後來在江蘇的大城市工作，吃得比老家好，那不是因為江蘇吃得比浙江好，而是因為城裡吃得比農村好（當然，這麼多年過去了，現在農村吃得可不比城裡差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錯誤歸因。可是，生活中，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男人有錢就變壞”就是一句典型的錯誤歸因。有些男人變壞，不是因為他有錢，而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個人渣，只是以前窮，想壞還壞不了。好男人，有錢了也不會變壞，比如上面的博士。
然後，我們再來看我們最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民企，現在要為他們的水深火熱找到正確歸因，還真不容易。而同時，有些國企此前過得相對好些，於是很容易簡單化地歸因為：國進民退。
要我說，“國進民退”這哪算什麼“因”，這也只是描述了現象，背後還有更深的成因。只是，這成因比較多元，並不簡單，讓我們一一尋找。
民企之困
我從小在浙中縣城長大，我們縣工業總產值中90%左右來自民企（2017年）。因此，可以毫無誇張地說，我們是民企養大的，那些沒什麼文化的土老闆，用超乎常人想象的吃苦耐勞，在一幢幢黛瓦白牆的婺式古民居中敲敲打打出產品，然後睡車站、睡車皮把這些東西賣到全國，於是，把一片窮山惡水硬是送進了全國百強縣。政府用這些民企交的稅蓋起了學校，我們才有地方上學，才能考上大學，走出大山。甚至在我們父母從國企下崗時，民企老闆看中他們的技術，送來聘書，這幾乎是一次經典的國企“被改革”而釋放生產要素（熟練掌握技術的勞動力）給民企從而擴大產出的案例。我們對民企、民營經濟有著很深的感情。但我認為，我報答故鄉民企的最佳方式，就是找到困境的根源，而不是在那一味地為他們吶喊。
所以，民企為什麼這麼難？這是首先要準確歸因的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國政府從來沒有任何檔案體現過所有制歧視，從來沒有說什麼事情國企有特權而民企沒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也寫在《憲法》裡。但是，確確實實有那麼一堵透明的玻璃牆，讓民企的處境差於國企。這反而更難辦了。如果有那麼個檔案造成了所有制歧視，那麼我們去討論修改這檔案就可，現在我們卻是面對一堵透明的牆，找不到負責的人，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浙江大儒陽明先生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世界工廠時代
我們浙江民企騰飛的30年，剛好是中國充當世界工廠的30年，這不是巧合。認識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從高視野，理解全球產業梯次轉移這一背景。
什麼是全球產業梯次轉移？
二戰後，1950年代，美國開始發展汽車、化工等重工業，紡織等輕工業開始向日本等國轉移，並持續了20年左右；
1960年代開始，尤其是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日本等國的輕工業做不下去，產業升級為電子資訊等，輕工業轉移至“四小龍”。美國產業也繼續升級。
1990年代後，輕工業密集向中國大陸轉移，“四小龍”產業繼續升級。冷戰結束後，大量軍用資訊科技轉民用，美國產業進一步升級。
全球產業梯次轉移的背後，是各國產業發展過程中，隨著土地、勞工、環境等各方面成本的上升，低附加值的產業難以為繼，開始向更欠發達的地區轉移，而自己則升級轉向更高附加值的產業。二戰後的世界各國產業變遷，幾乎都是這樣一輪一輪的產業梯次轉移構成的，我國當然也是其中的一環。
我國建國後，計劃經濟時代，人為佈局工業，浙閩沿海作為海防前沿，沒有佈局什麼重工業。東北人在國企工廠領著高工資時，浙閩的農民還在貧瘠的山地裡艱苦耕作。改革開放後，經濟結構開始調整，逐步引入市場機制後，國企經營開始陷入困境，直至1993年，首輪國企改革啟動，總理說“抓大放小”，大的整合，小的變賣。由於浙閩本身就沒佈局什麼大型國企，只有一些小型國企，一下子全成了“放小”的那部分，於是變賣得一乾二淨，形成了這一帶民企佔絕對比重的經濟結構，而且整體上，民企比國企單體規模要小，活力大，但抗風險能力弱，一有風吹草動中小民企會先遭殃（比如2004年、2011年巨集觀調控）。
剛好這時候，全球產業梯次轉移剛好進入到了新的一個環節，即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開始把低端製造業往中國大陸轉移。東南沿海的廣大民企抓住了這一時機，蓬勃發展。全國經濟高速增長，內需外需旺盛。這些民企從事的一些低端製造業，生產一些輕工業產品，產銷兩旺。於是，沿海地區經濟隨之騰飛。尤其是2003年我國加入WTO後，這個產業轉移進一步加速。
我國各項生產要素的低成本為這個世界工廠創造了前提。廣大腹地的人口優勢，為世界工廠提供了廉價的勞工；而那些被工業汙染的青山綠水，也提供了廉價的環境成本；地方政府為參與GDP競爭，呵護民企，徵稅、監管上也儘量給予優惠。極盛時，遍地小廠，熱火朝天，山海一隅的溫州，全市竟然有45萬家小企業，每20人一家。
我們是這個時代的受益者，我們下崗的父母在民企再就業還領到了比國企更高的工資的時候，東北同學的父母就沒有這麼幸運，形成了城市貧民階層。
我們也是這個時代的受害者，我們那些在世界工廠時代的汙染中患癌症去世的父親或母親，終究沒等到五水共治之後江南故鄉重現的鶯飛草長。
謝幕之時
2007年底的次貸危機，基本上給這個時代敲響了警鐘。尤其是2010年之後，我國大陸也開始陸續進入了低附加值的產業難以為繼的時期。隨著我國土地、勞工、環境等成本上升（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否則難不成你還能規定民工的工資不許增長？難不成還能允許繼續排汙？），低端製造業的利潤空間被迅速壓縮。有些產業往內地轉移，有些則往東南亞轉移，繼續著全球產業梯次轉移的故事。剩下的一些還能勉強維持微利的民企，維持著每件產品幾分錢的微薄利潤，一旦遇到徵稅從嚴（過往民企有很多偷稅漏稅偷排的現象），也就只能關門了。利潤（以ROA表示）過薄時，部分企業還通過加大槓桿來保住ROE，結果一遇上金融去槓桿，也關門了……
換言之，原本就是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礎上的低端製造業，因為各種要素成本的提升，本身就已到了無利可圖的時期。原先還靠偷稅漏稅偷排苟活一陣，現在隨著徵收從嚴，也告終結。我們看到的是，大量從事低端製造業的中小民企開始關門，統計部統計的中小型企業數量快速下降（資料：WIND）。大型企業數量其實也在下降，只是由於數量本身就少，所以降幅也小。
而如果按所有制成分分類，則發現，各類企業的數量均在下降（資料：WIND）：
而其中的大型企業，由於有規模經濟，成本偏低，存活的概率大一些。因此，很多行業出現了“頭部化”特徵。這一現象並不是這兩年才出現，其實已經持續好幾年了，而近年的“供給側改革”人為助推了這一程序。行政干預市場的行為受到了爭議，其實無此干預，市場也會自然出清（也可能有些“預算軟約束”的企業無法自然出清，不得不行政強行出清）。
即便有多少不捨，養育我們30年的世界工廠時代，終於走到它謝幕的一天了。感念低端製造業在創造中國經濟奇蹟中立下的豐功偉績，我們更願意稱之為“光榮退休”。
低端製造業的退休，是客觀規律，不可避免，我們與其考慮怎麼頑抗，還不如考慮如何應對。
應對方式也沒那麼好找。比如有些老闆傳統產業做不下去了，於是下定決心再融一筆巨資，投入到所謂的新興產業中去，沒想到新的產業並不容易操作，最後血本無歸，自身也成了去槓桿的標的。大家最近看到的很多民企的典型債務違約案例，都屬於這一型別，這裡就不點名舉例了。但請注意，這些民企和前面講的無利可圖而被淘汰的民企完全不是同一群，因為那些被淘汰的民企已經經營失敗，很難再借一筆巨資去轉型了。新興產業大多是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跟很多資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完全不是一個玩法，很多老闆無法駕馭。我們在調研中也見到過轉型升級成功的民企案例。事實上，轉型升級的前提是對科研、教育的投入，這些我們尚有欠缺。
這一過程中，從事低端製造業的國企（浙江比較少，內地、北方多），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有的時候，我們調研中也看到有些國企由於承擔了很多民企沒有的社會成本，養著大批的員工和“三供一業”，日子比民企還慘。
但是，國企也有一種神奇的“優勢”，就是政府信用加持，遇到困境時，總是僵而不死。這種局面的根源，是因為政府掌握了過多的資源，動用各種資源協助困境國企（企業遇困，股東設法相救，這本身天經地義。民企股東也會動用資源去拯救民企，但它掌握的資源跟國企的股東——政府——完全不在一個量級，這才是問題）。所以，所謂“國進民退”的根源是在於此。這就是國企“預算軟約束”問題，國企股東的全能化加上銀行的高度市場化（銀行選安全的企業做業務是符合市場化原則的），就出現了信貸資源的錯配。其根本解決之法，還是把政府“有形的手”關到籠子裡，規定政府在履行國企出資人職責時，所動用的資源必須是清晰界定的（政府處理公共事務時可以動用無限資源）。只有解決了這一問題，才能打破國企的預算軟約束，困境國企才能有效出清，騰出所佔用的信貸、土地等資源。幸運的是，這些工作目前也已在推進。
預算軟約束，或許就是我們苦苦尋找的那堵“透明的牆”，那群“心中的賊”。
我們能做什麼？
既然低端製造業的謝幕是全球產業梯次轉移的必然規律，我們是不是就眼睜睜看著這些民企倒閉，而不聞不問呢？
當然不是。政府至少應該做幾件事情：
（1）加快培育新興產業，扶持技術進步。日本、“四小龍”的很多產業升級，很多技術其實是承接了更前端的美國的產業下移，有時候甚至是美國主動提供的技術。有些低端產業美國不想自己做了，主動找這些人來給自己做配套加工，自己去做更賺錢的事。但是，這次，顯然美國沒有打算把技術轉移給我們，甚至還想封堵我們。我們得自力更生了。而產業升級，靠小型民企顯然是力不從心的，他們投不起那麼多錢（商業模式創新類的轉型升級可能對資金投入需求少一點），還是需要大中型企業為主，以及政府在教育、科研、產業政策等方面的投入。國內已經有杭州、深圳等成功案例，清退了低端產業，初步實現了產業升級，“騰籠換鳥”，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新興行業企業——別忘了，這些企業中大部分是民企。可惜，放眼全國，成功例子還不夠多，大家繼續努力。
（2）轉型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在找到新支柱產業前，大家還得吃飯。同樣，東南亞承接我們的低端製造業也需要時間，他們也沒完全準備好。所以，去槓桿、淘汰舊產能，也得有序進行，甚至在必要時政府給予一定救濟（補貼結構性失業的人群）。否則，新的產業還沒準備好，舊的產業去完了，青黃不接，大家都得捱餓。因此，政府這時應出臺很多“放水養魚”的政策，降稅減費，放松管制，搞活市場，讓這些低端製造業有序退出，並發展大量第三產業（生活生產相關的服務業），吸收低端勞動力人口（我國國情與小型經濟體不一樣，有大量的低端勞動力需要養活，不可能100%轉成所謂的高階產業）。畢竟，民以食為天。
我們相信，度過這一劫，民企在慢慢找到新產業、新技術後，仍然會有春天，但低端製造業的春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