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亦凡背後的集體意志，流量、熱愛與誤解交錯的龐大疆域
虹橋T2 VIP通道出口，吳亦凡出現了。黑色保姆車就停在路邊，他本可以徑直走過去，直接乘車離開。
不過他沒有，而是側身走向了林光宇所在的人群。她們已經等了兩個小時。可能吳亦凡就這麼走了，她原本想。「其實在國外接機更容易點，他有時會走普通出口，更可能跟粉絲說上話」，林光宇說，「國內就不好說了，也有等幾個小時接不到人的情況。」
她們一起等在通道的另一面，在圍欄外喊吳亦凡的名字，吳亦凡走來打招呼，她們又為他唱生日快樂歌，他完整聽完，向人群緩慢地鞠了一躬，表達謝意，才一邊揮手跟大家告別一邊離開。
就接機來說，這次算很有收穫，這收穫讓林光宇覺得感動，她想，吳亦凡完全可以直接上車走人的，可他沒有，而這種小事正體現了偶像的教養，「也覺得他是特別溫柔的人。」
和林光宇一樣，和所有其他偶像的粉絲一樣，她們樂於從吳亦凡的行為細節裡，觀察其優秀的特質，並藉此進一步確認、強化自己的崇拜與追求。
吳亦凡有多少粉絲？按江湖傳言，這位偶像藝人身後歷來有個「粉絲三千萬」的說法；按社交網路資料，本季《中國新說唱》收官當天，他的微博粉絲突破四千萬；按照粉絲內部觀察，其中保持日常關注並頻繁參與團體協作的忠粉，在數十萬量級。
幾十萬人，有幾十萬張臉、幾十萬種個體意志，即便放在中國娛樂業時間軸裡做縱向對比，這也是一支相當龐大、複雜的組織，甚至稱得上是一個現代社會學裡的標誌性事物。
她們通過社交平臺構建了組織結構，它好像一座精密的巨型鐘錶，無數個光澤各異的金屬齒輪交錯排列，咬合，轉動，它承擔著巨大的資訊吞吐量，迴圈流轉、排程著每個節點，並最終向外輸出最為恰當的集體意志。
「拒絕一切碰瓷」
先從7月末與虎撲的故事說起。
那天下午，虎撲社群微博管理員給此次與吳亦凡粉絲的爭論下了定義，一個口號式的定義，叫「戰爭」，「這是一場戰爭，JRS（虎撲網友）準備好了嗎？」
此前一天，吳亦凡「反黑組」在微博釋出關於虎撲網帖的舉報連結，發酵一整天后，步行街論壇被點燃，社群陷入狂歡，當天有數百條網帖跟進討論，其中不乏「大字報」式的檄文，甚至連點亮功能都被修改為「skr」——這也可以視其為修築戰前防禦工事。
其間，曾經有數個帖子提出過對虎撲官方態度的質疑，有人不理解，為何論壇官方出面助推衝突，但這些討論並未引起波瀾，很快就淹沒在針對吳亦凡和梅格妮（吳亦凡粉絲，同「每個你」）們的聲討浪潮裡了。
當時，多數JRS認為，「戰爭」一觸即發，他們要思量的核心在於己方網友人數、戰力如何，以及虎撲官方的答題等防禦機制是否有效。
只是現實蹊蹺得很，吳亦凡粉絲反應激烈，卻沒有在虎撲現身。
田沁從練習生時期開始追吳亦凡，三年前，還在讀高中的她去北京工人體育館參加偶像生日會，同場的是一群同年齡層的年輕女孩。
在耀眼的氣氛裡，田沁覺得感動脹滿胸臆，她也意外地意識到，這些同齡人在網路前後呈現出巨大的分裂感。
旁邊幾位女孩舉著沉甸甸的「凡」字燈牌，瑩黃色的光映著暗面一排凍得通紅的笑臉，原來她們生活裡是溫順的，而一旦遇到吳亦凡在網路上遭遇「攻擊」，她們中有些人便會立刻披上微博小號外衣，化身「準備惡鬥的小公雞」，咄咄逼人問候對面。
按這個邏輯，與虎撲的衝突，自然應當是一個令她們無法容忍的事件。
可她們沒有出現，這顯然是悖論，背後是整個「虎撲&吳亦凡」事件中最值得玩味的邏輯之一：粉絲們用集體意志的貫徹消解了個體情緒。
所有人枕戈待旦之時，吳亦凡粉絲的怒火與虎撲論壇完全錯配，很少有梅格妮在虎撲發帖。
一位吳亦凡粉絲對《ofollow,noindex">創業邦 》說，當晚她所在的所有QQ群裡都在號召粉絲們「不要直接在虎撲評論，控評去微博舉報」。
這些行為背後的理由之一是微博作為更加開放的社交平臺，天然是粉絲們的主戰場；理由之二，是拒絕給虎撲提供新增註冊使用者與點選量。
「不論是虎撲，還是其他流量明星，我們拒絕一切碰瓷」，在前線追了多年的站姐鍾謹說，因為吳亦凡早已是「流量Top」，那麼在所有與其有關的博弈中，首先要杜絕被有心人蹭熱度與流量。
在這些事情上，她們習慣於對每一次衝突裡的每一個參與方的行為做深度思考，這也直接決定了雙方後續的敵友關係界定：比如此前一檔說唱節目導師由某位歌手更換為吳亦凡，導致雙方粉絲「正常罵戰」，其間，對方工作室向吳亦凡的某幾位大粉發出了律師函，「大家就一臉懵，還有這種新式碰瓷手法嗎？」
在整個事件裡，另一個焦點角色虎撲始終對此事諱莫如深，並謝絕了採訪邀約。
「沒法兒摘濾鏡」
和所有接受採訪的女孩一樣，談話伊始，吳亦凡的大粉鍾謹就表了個態，說她「沒法兒摘濾鏡」，也就是說，她不可能以任何不傾向於吳亦凡權益的立場來談論問題。
對粉絲來說，這種濾鏡同時又像一卷皮尺，用來衡量尺度，尋找分寸。
要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娛樂圈的每一番爭鬥背後，都有多方利益、人情糾葛，作為粉絲中的KOL，鍾謹覺得，覆盤推演是自己的職責，她要清晰、準確地維護偶像的權益，首先必須釐清檯面幕後各方的利益關係。
吳曉益追了吳亦凡多年，現在從事藝人經濟工作。這也算得從粉絲層面向藝人經紀行業輸出方法論的經典案例，在她看來，虎撲事件中人為操作的理由十分充分：綜藝節目製作方與平臺為求熱度，營造或借勢衝突是常見的事，此外，很多宣傳團隊也會引導負面事件轉向正面。
私下推論不是公斷，對她們來說，結論無須苛求嚴謹，只求清晰，所以結果倒推的辦法就很好使。如果把虎撲事件視為一次營銷，那得說是玩得成功又高階，捲入其中的虎撲、吳亦凡、愛奇藝 、參賽歌手甚至是販賣虎撲賬號的商家，均是流量和熱度的受益方，但鍾謹堅持認為事有蹊蹺，「如果虎撲真心不希望節目有流量的話，為什麼要助推「skr」這個熱詞？」
另一位受訪的粉絲則認為，由吳亦凡微博稱「不知動了誰的乳酪」來看，事件背後可能是由娛樂業同行競爭驅動。
在條分縷析的過程裡，濾鏡的存在意義就是，提供方向感。
儘管吳亦凡當期發的歌同樣獲取了很高的播放量，但在鍾謹們看來，她們的偶像仍然是整個事件中唯一的受害方，因為損失了口碑。同時，很多梅格妮也對吳亦凡工作室不甚滿意，「他們發了個宣告就消失了。」
而吳亦凡的表現，則被認為非常得體。甚至其微博發聲，並發表Diss Track，在吳曉益眼中也是某種義舉，「他覺得一幫維護者我的姑娘，因為我受了委屈，我看不下去，所以就站了出來。」
只是，工作室官方態度中的晦暗不明之處，以及客觀上獲取的歌曲流量紅利，是否也意味著，其中也有多方達成默契的可能性？鍾謹則明確拒絕將此納入考量，「我們粉絲其實只能知道工作室希望我們知道的事情，也只做到粉絲能做的。」
吳亦凡的微博粉絲數量已經超過4000萬，按照鍾謹的觀察，其中日常持續打卡、活躍度較高的「唯飯（只追某一明星的忠粉）」約在數十萬量級。
她們懂公關、運營、流量與組織管理，也有充足的購買力，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這個以年輕女性為絕對主導的龐大社群，在很多個面向上展現出了強大的自覺性，與虎撲的這一場衝突中，她們展現的應對策略與思考方式，正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進入遊戲」
和吳亦凡星途上歷經的雜駁曲折不同，其粉絲群體從練習生時期發端，整個組織結構的成長是線性的、流動的。如今，通過貼吧、微博、QQ、豆瓣等社交平臺及工具，有數十萬人將她們的日常交匯起來。
她們絕大多數是女性，介入互相的生活不算多。有人家境優渥各處跟飛，有人窮到湊不出機票錢，有人為偶像學了各項技能，有人追星追到學業荒廢，有人在微博卷著鄉罵做潑婦、口無遮攔，有人在校園裙角飛揚談戀愛、甜美可人，有人出入映著晴空的高階寫字樓，工作體面，有人雙眼前掛著厚厚瓶底，點著下巴背單詞……幾十萬人，有幾十萬張臉、幾十萬種個體意志，即便放在中國娛樂業時間軸裡做縱向對比，這也是個空前龐大、複雜的組織，甚至稱得上是一個現代社會學裡的標誌性事物。
她們並未遵循任何組織管理理念或者指導，每個枝節都是自由生長而來。作為藝人，在練習生時期需要面臨大量的平行競爭，而經紀公司幾乎不會做任何資源配置與傾斜。
以吳亦凡、鹿晗等人為例，尚未出道時，便有粉絲在宣發等事務性工作上投入資金、精力與支援，到2014年吳亦凡歸國，他的粉絲們由其個人業務需求出發，開始自發地把個體的、抽象的熱情整合起來，再行分發，以構建更加有效的組織結構。
按照鍾謹的理解，吳亦凡的粉絲之前與虎撲使用者「河水不犯井水」，如果非要說有交集，也頂多是吳本人好打籃球，打過幾場All-Star名人賽，引起過虎撲關注。
此次微博名為「銀河鯊魚護衛隊」的站姐將虎撲步行街上與吳亦凡相關的負面貼子地址、舉報原因與舉報方法詳細整理後被虎撲發現，引起擦槍走火，該微博上述行為屬於吳亦凡粉絲的「反黑組」日常，此事也可以理解為，外界偶然窺見這臺機器的運作時，由雙方認知差異，所引發的摩擦。
在成體系的粉絲組織結構中，反黑組隸屬於後臺職能部門，與其平行的還有資源組、資料組、翻譯組等，每天整理與偶像相關的負面資訊，集中釋出在某些平臺，並把「控評」工作分發下去，也是反黑組最主要的常規工作。而少數工作、課業不那麼繁重，經濟條件較好的粉絲則更多會「跑前線」，在機場、工作地拿到大量第一手的照片、資訊，並經營微博等站點，被稱為「站姐」。
但是對經營公共人物品牌來說，反黑只能守住下限，真正引導其在更高層級的商業價值 上博弈的，還是流量資料。
資料背後有代價，無論你是否認同，如果要進入這場關乎流量的商業遊戲，必須要遵守規則，要去「運做」，而這也是所謂「資料組」的存在意義。
「廢物」，談到流量資料，吳曉益乾脆地甩出來這兩個字，在她看來，數值本身沒有什麼意義。但在娛樂圈尤其是時尚圈內，市場對藝人相關資料很是看重，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偶像的帶貨能力。
為了給偶像撕資源，粉絲常常大動干戈地做/買資料。這包括但不限於轉評偶像的微博，成果會呈現在微博榜單；若偶像出歌則打歌，整理音源資料，包括排名，主打，MV播放量等資料；幫偶像打榜投票，包括明星勢力榜、百度百科明星人氣榜、百度搜索風雲榜、尋藝新媒體藝人指數榜、微熱點熱度榜、超級話題、百度貼吧等諸多榜單。
隨著遊戲程序深入，規則也變得越來越難。
例如，在運作微博轉發量時，只有不太受到關注的小藝人才可能購買微博大號的轉發做資料，反而越是當紅的藝人，越需要精細化運營。目前每個微博小號往往轉發40次左右就會被封號，因此「水軍」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可靠，而藝人社交平臺最終資料的高低，仍然取決於其粉絲團的人數、忠誠度、管理水準、運營效率等硬實力。
在應援的執行上，則有更加細化、明確的策略出臺來應對每一件事務。10月19日，吳亦凡的新專輯開啟預售，但微博上多個站子都在呼籲粉絲「不要參與Pre-order」。
理由在於藝人「國際路線」的定位。對吳亦凡來說，要發新歌，最重要的成績單是iTunes美國總榜和Billboard榜單，那麼就必須吃透榜單規則，按規則出牌。微博上，名為「FanGalaxy_凡騎吧」的站子發帖解釋，「正式發行的日期是11.2，我們衝首日及首周的成績最重要。一個號只能買一次。你確定你的號一定在11.2或11.2之後一週內買到即可。」
儘管品牌方對其中某些資料的水分含量心知肚明，但他們也認可大部分資料、榜單成績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而有些資料也彷彿失去了座標軸的曲線，它們的相互攀比、競爭，本質上也是一種相互依存，只有藉助彼此為座標，方才使得自身有存在價值。
粉絲生意經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鍾謹總是處於短途的「在路上 」。她會很早到公司，到前臺「嘟」地打卡，再掉頭去機場，奔赴吳亦凡開工的城市，為偶像站臺2小時，現場抓取照片、資訊，當日再折返回居住城市，回單位打卡。以至於，三個月間便刷完了一張存著十萬元的銀行卡。
有些站姐更是會跟著吳亦凡「滿世界飛」，她們是粉絲中距離偶像最近的人，不僅與工作人員溝通密切，甚至和偶像本人也有著一定的交往。在整臺機器中，由於承擔著一線的內容分發職能，站姐們事實上成為一個個內部流量流轉的節點。但與社交網路上多數的流量節點相比，吳亦凡粉絲站子的商業變現又十分有限。
鍾謹很早便開設了站子，但她並不願透露自己所管理的賬號名稱，也不止她，不公開表明身份，是經營站子的一個暗線規則。一方面，這是粉絲，尤其是粉絲KOL對自己真實生活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免去某些麻煩。
麻煩的可能性，就潛藏在商業模式裡，因為某種意義上，這是粉絲利用偶像的資源反向變現。
2017超級企鵝籃球名人賽紅毯儀式，粉絲在場外翹首以待吳亦凡
除了貼吧之外，微博站子可以說是粉絲流量最集中的區域。在網路上，流量天然是個變現工具，很多站姐會將手裡資源藉此變現，其中，PB（即photobook，粉絲製作的圖片寫真書）是最常見的一種產品形式。
一位豆瓣網 友曾解讀過PB的生意經，首先其成本低廉，一本mini PB，B5大小，30P，500本起印，成本5元/本，1000本起印的話，則為3元/本，2000本起印，更可以達到2.5元/本。但站姐出售PB，最少也要數百元起。
據該網友稱，PB本身就處於灰色地帶，一般都是在粉圈內低調出售。其灰色部分在於多個層面，例如私拍的明星照片多數未獲商用授權，助長跟蹤、偷拍風氣，不時有圈錢跑路的現象出現，並且最重要的一點是，PB本身就是典型的非法出版物。
但由於又承擔著資訊互動、維持粉絲群體熱度、以及補貼站姐營運成本等職能，PB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暗線規則內，PB始終是被默許的產品，但站姐賣PB賺來的錢，除了補貼成本，餘款理應返還為偶像做應援，雖然是個體經營賺來的錢，但「私吞」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爬牆（同時追求其他明星藝人）」則更是「重罪」。
這其實也是所有經手資金流轉的粉絲面對的課題，要應付整個組織機構內無處不在的隱性監督。
資金流轉這件事，在一些近年出道的藝人粉絲組織裡更加敏感，因為純粹的「集資」行為頻率更高，如果出現大的問題，比如賬目對不上，應援出錯影響藝人形象，這些都會被粉絲「掛」，管理和組織者可能被要求道歉，甚至交出權力，退出組織。
例如，此前鄧倫全球后援會在應援活動裡就出了岔子，送至現場的燒餅、水果等物資，被諷刺稱「又貪又蠢，撈錢撈的傻子都知道有問題」。
這件事情的結果是，涉事分會會長、副會長引咎辭職，後援會管理組就地解散並公開招募，承諾公開透明。
有限變現的流量
吳亦凡的粉絲站子裡，養不來流量商人。
幾十萬人的關注，為吳亦凡粉絲群交織出一個牢不可破的監督機制，在更大範圍內杜絕貪腐，同時也隔絕了商業化個人或機構的介入。質言之，懷著純粹的商業考量，去從事吳亦凡粉絲流量生意的行為，在組織內是不被接受的。
即便社交平臺被認為供給的是原生流量，使用者的互動仍然需要以內容驅動，因此常年追隨在前線的站姐——在梅格妮中大約只有數十人——是鏈條中的內容分發肇始點，她們手中的站子，也是流量最為集中的節點。
換句話說，如果經營粉絲的流量生意，開設站子是最適合的路徑，問題在於，這門生意很容易就會被從內容入口處掐滅。雖然市場上日常也可以買到一些圖片和訊息，但如果不是跑在一線的站姐，很難穩定地獲取街拍圖片和資訊等內容。
2018年8月，吳亦凡拿獎歸來一臉疲憊，粉絲拉橫幅歡呼歡迎
「我們作為前線感覺得出來，一個新人進來，我們很快就能知道底細。」
「你只是買圖，從來沒有在現場出現過，我們覺得你不肯為吳亦凡花錢，還想賺錢的話，首先就把你『搞死』。」鍾謹說，「如果一個站子去不了幾次現場，PB卻賣的很勤，大家心裡都有數的。」
吳曉益覺得，這一方面說明了吳亦凡的粉絲更加熱情純粹，另外也是時機使然，「以前大家對這事認知不清晰，沒人想到賣貨能跟應援一起做，而現在圈子已經很穩固了。」
最近幾年躥升迅猛的新晉藝人粉絲群裡，商業化做得更加通透，由於組織群體仍然在不斷擴張中，持續出現增量人群，人群意味著紅利，因此有大量空間可以執行商業行為。
以PB為例，吳亦凡的PB，賣到大幾百冊是個不錯的表現，對站姐來說，這個數字能做到盈虧平衡，或小有盈餘；而蔡徐坤的PB則全然不同，動輒可賣出幾萬冊，這種小爆款背後，通常意味著數十萬元的利潤。前不久，蔡徐坤的生日會門票被炒至天價，讓鍾謹直呼沒見過這陣仗，有人捧著三萬五滿世界找門票，就為了見蔡徐坤1小時，「瘋了嗎這是」。
由於正在從事藝人經紀工作，吳曉益此前對照自己帶的藝人，做了個蔡徐坤的資料統計。她發現，在《偶像練習生》上線之後的半年內，蔡徐坤的各項粉絲資料表現堪稱「現象級」，比賽期間4個月粉絲上漲455萬，而比賽結束後又持續躥升起了100多萬。「太可怕了，難以想象這是個剛出道新人的資料。」
此外，在新浪微博 的超話中，蔡徐坤的表現也很突出，以2018年10月23日為例，截至上午9時，蔡徐坤在超話位列第1，簽到超過19萬人次，吳亦凡排名24，簽到約4萬人次。
從下半年承接熱度的《創造101》、《SNH48第五屆總選》活動來看，藝人應援更加令人咂舌，儘管曾出現了粉頭卷錢等負面資訊，但可集資資料一度分別達到了4000萬元和7000萬元。
不過鍾謹認為，吳亦凡的橫向對比，已經不在社交網路這個維度上，「他已經不太需要這種資料了」。
她認為，吳亦凡的商業價值 已經脫離了應援層面，而是集中體現在商業代言上，即她們經常談論的「帶貨能力」。吳亦凡的粉絲的目標是「帶貨王」，執行上也很簡單，「送禮當送Burberry、首飾珠寶選BVLGARI，飲料就喝茶π」。2016年10月份，Burberry簽下吳亦凡做代言，次年一季度，亞太地區零售額實現14%的逆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吳亦凡「帶貨能力」的體現。
當《創業邦》問到另一個吳亦凡粉絲關於對比的問題，得到的答案更乾脆，「就是藝人和偶像的區別。」
統一的價值觀
如果我們做出這樣的假設，你也許感到不可思議——你生活在一個擁有數千家住戶、十餘萬人口的高階社群裡，家委會年初動員所有家庭集資建起一座街心公園；三伏天，獲取居民集體簽字同意放棄寵物飼養；年末則集體騰退，闢出這塊地皮，建設高爾夫球場……
其實不單在於社群，對於稍微成規模的人群來說，這種集體意志的高度統一都是不可實現，乃至令人倍感荒誕的。
但在網路上，粉絲間，數十萬人、數百萬人卻可以循著某種特殊的情緒去一起實現它，如果我們仍然將粉絲組織物化為一臺機器去理解的話，你會發現其高效運轉背後最本質的基礎，在於價值判斷的統一。
對與吳亦凡有關的任何事物，在梅格妮的群體間，可以快速消化，實現價值判斷，並以集體的形式輸出反饋。
2015年11月，工體生日會，粉絲專注看向臺上的吳亦凡
有些常用的判斷會形成規則，比如說，前線的站姐跟著吳亦凡到處跑，在各地錄節目時為其站臺，是可以被鼓勵的行為，但追私（跟蹤明星的私人行程）則決不可接受——雖然明星本人的航班資訊8塊錢就可以在微博上買到。
也有道德層面的約束規則，比如同時追求兩位明星藝人，是令人特別不齒的事情。
更多的集體判斷，則被高效地應用在具體事件中，例如，前述與虎撲的衝突，以及與某位女藝人的合作，由於存在很大的「被碰瓷」嫌疑，就是必須迴避的。對此相對，吳亦凡與劉亦菲的合作又被視為加分項，因為「好看的人就應該跟好看的人在一起」。
這些集體意志潛藏著驅動力，它會受到偶像本人的引導，但也有很多時刻，可以形成反向制約，最常見的標的是指向經紀公司與工作室的。
去年吳亦凡工作室不顧粉絲反對，接下了與某女藝人組CP的綜藝節目，這令鍾謹感到喪氣，在那之前，包括她在內的很多站姐都在「瘋狂地給工作室打預防針」，「就說對方慣用的宣傳伎倆就是捆綁男藝人，但是工作室沒有太當回事，後來果然被猜中了，再去控制就已經來不及了。」
粉絲圈裡常年流傳著類似故事：A工作室公開發信為工作失當道歉；B團隊發錯通稿；C藝人在直播中遭強吻，工作室兩天後才做出反饋；D藝人微博管理員發錯賑災文案等等。甚至有媒體人發文反問，「世界上有『讓粉絲滿意的藝人工作室』這種生物嗎？」
粉絲往往會與工作室陷入一個長久的博弈、合作又制衡著的關係當中去，而粉絲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市場的買方亦或合約中的甲方，雖然內含一些自律條款，但更多時候，還是會將壓力和焦點集中在藝人工作室上，用粉絲的熱情去衡量對方的工作，並希望得到匹配自己付出的表現。
「你不可能指望經紀團隊做好所有事，我們都會懷著一腔熱情幫忙，公關需要成本，但粉絲是沒有成本的。」一位站姐告訴《創業邦》。
「我們的判斷標準是統一的，就是對吳亦凡好」，她說，「沒有看上去還行，看上去還行已經算不好了，就必須得完美。」
「大家不明白」
無論是林光宇、吳曉益還是鍾謹，她們對吳亦凡的情感表達，大多侷限在微博、貼吧這類開放平臺上。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甚至在封閉的社交網路——例如微信朋友圈——當中，她們都不太會展露這一面。
她們清楚地知道，在公共話語體系中，粉絲是一個天然的偏見載體。
「粉絲可能在大部分人眼裡算是異類，因為大家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一些事情，為什麼要一直追著那個與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林光宇說。
極端個案也一直存在。今年13歲的陳畫，為了追吳亦凡的行程，不聲不響刷掉了媽媽2萬元的信用卡——在家庭貸款尚未還完，信用卡為應急之用的情況下——這也造成了家庭關係緊張。有些粉絲好友不時會為其轉賬應急。她之前已經瞞著家裡去看過吳亦凡參加的跨年演唱會，而如果信用卡的事沒有暴露，此時她應該又在另一個現場。
其實粉絲、偏見甚至極端案例都不是新鮮事物。上世紀60年代，英美等西方社會人群對披頭士團隊的狂熱，體現為成千上萬的女性粉絲的狂熱包圍，最終留下了一個看上去詭異多變、難以描摹的詞彙「Beatlemania（披頭士狂熱）」，一篇名為《 Beatlemania：Girls Just Want Have Fun 》的文章寫道，1964年，穿著百慕大式短褲、預科生的高領寬鬆上衣，梳著蓬鬆髮式的年輕女孩們，一邊衝向警戒線，一邊呼喊著「我愛林戈（Ringo Starr）」。
在上世紀60年代，這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文化現象」。美國塔爾薩大學傳播系教授朱莉·詹森曾分析過粉絲被「汙名化」和遭到社會歧視的原因，她認為，極端粉絲行為隱含著公眾對現代生活的一種批判，粉絲身份本質上是對這種孤立的、原子化的現代生活的一種心理補償。
半個世紀過去後，現代生活的意義變得更加未知。與當初的Beatlemania相比，粉絲文化這種社會現象，在市場化的作用下，套上粉絲經濟的皮囊，也似乎變得更加穩定、可控。對於粉絲個體來說，也在集體意志下，更多地脫離那些極端的表現形式。
粉絲們追求這種平衡感，但並不期待理解，林光宇說，她從未期待讓家人朋友明白自己為什麼追星，「你不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永遠不知道別人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但平衡的存在是很微妙的。在澎湃新聞的一次採訪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當等待的女孩們在昏暗中看到吳亦凡的剪影時，「一排排臉整齊地貼在玻璃上」，然後是吳亦凡的沉默，「多可憐啊，她們」，他暫停了採訪，向窗外輕輕地搖了搖手機，隨即尖叫聲和閃光燈一齊瘋狂閃現。
鍾謹記得，就是這句話，造成了一批人「脫粉」。她為吳亦凡辯白，「他本意不是這樣，本意是心疼大家在等他，可是那句話發出來，就有種『我看不起你們』的意思，話術這東西……」
吳曉益補充，「他本人對於中文理解不是很好，稿件稽核一般是給到團隊，但可能團隊也沒能意識到這句話裡的不妥之處，而且如果挑的太細，還可能被對方覺得耍大牌吧。」
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關係，從來刀尖舔糖，堅固更脆弱。她們為偶像付出，追隨他愛護他，在他出現負面訊息時堅定地站在他身後，卻在某些時刻，抵擋不住一句話裡行間的誤解。
粉絲文化仍然在迅速演化。在工業化過程中，在某些時刻，偶像作為一種文化產品，高速的迭代會令某些區域性的現實失衡，以至於呈現得愈加魔幻。
最近聽來的一個故事，讓林光宇頭緒繁多，又覺得頗有意味：幾位追前線的粉絲，在一架航班上偶遇，面面相覷，竟有些尷尬，因為她們意外地發現，與此前一起追的某次行程相比，粉絲仍是那幾位，保鏢仍是那幾位，只是前面頭等艙的那位偶像，換人了。
而鍾謹最近則奇妙地發現前線出現了許多新面孔，其中不乏穿校服的小姑娘。前段時間，在《中國新說唱》現場，她能認出的也只有兩個相熟的面龐，其他人都看著陌生。
新粉進來多是由於電影、新歌與節目的吸引，去年的《中國有嘻哈》可謂是功不可沒。
截至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時，吳亦凡最新的微博粉絲數為4277萬。他的後援組織疆界依然在持續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