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日韓明星沒有天價片酬？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范冰冰逃稅被罰8.8億事件仍在發酵。
崔永元最近發文表示因為舉報明星天價片酬偷逃稅遭遇威脅，與此同時，崔永元微博直播被封，並轉移到今日頭條，引發較大關注。知名媒體人樑巨集達表示，批評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兒，何況是動了一個行業的乳酪。
明星高片酬背後
明星偷稅之所以能挑動較大的公眾情緒是因為明星本身的高片酬與偷稅行為形成較大反差，崔老師早前爆料的"4天掙6000萬"還是結結實實地震驚到了不少人，治理影視行業天價片酬等問題再次成為公眾熱議話題。
某種程度上，極高的片酬收入拉昇了明星通過"偷漏稅"所能獲取收益上限，收益越高，偷漏稅的訴求就越強烈。
而天價片酬所帶來的製片成本高漲，在劇集製作其他方面壓縮成本，導致影片質量堪憂、小鮮肉出演的粗製濫造的作品大行其道，達成票房造假等惡性迴圈。
早前，SMG影視劇中心主任王磊卿就曾公開表示過:"僅在2016年一年時間內，一二線演員的片酬增長了近250%，在一些更倚重流量的IP大劇中，明星片酬在製作成本中的佔比甚至升至75%。 "
最近的例子是《如懿傳》該劇兩名主演片酬收入就達到了1.5億元。而2017年華策的財報資料顯示，倪妮在《天盛長歌》中的預計片酬接近9800萬。
國內優愛騰早前也已經開始抵制明星天價片酬，廣電總局一再下發檔案，限制知名演員的過高薪酬，但總是淪為一紙空文。但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抵制的成效是微乎其微的，流量明星的天價片酬就是降不下來，背後是什麼原因，還有什麼辦法？
近年來，內地電影市場的爆發式增長，令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票倉，資料顯示，電視劇的售賣，最高值飆升到一集900萬的水平，甚至是原有能源、房地產和其他資本市場上的"熱錢"，在近幾年迅速湧入到影視行業。
而電影也在變相淪為"金融衍生品"，因為知名演員甚至可以通過參股的方式，獲得實際是投資方身份，從股市割韭菜。從前期籌備、拍攝，到後期製作、宣發，一部影片在面世的全過程中所需的全部資金，都可以被打造成標準化的理財或信託產品進行融資。
一些業內知道的資本玩法就是：明星把影視公司給演員的片酬來成立一個影視公司，演員的高片酬在這個影視公司裡面就成為了影視公司的收入與利潤。那麼在收購在這家公司的時候，公司賬面上的財務資料會非常好看，然後可以再把這個影視公司上市，憑藉上映電影的市場影響力，加槓桿增發股票，可以抬高這個影視公司的市價，然後演員轉手賣掉影視公司，這個差價就是股民的錢。
某種程度上，明星高片酬背後，是大牌明星可以和大資本形成產業鏈上的利益共謀，錢是左口袋倒進右口袋，大家都掙到了錢。本質是利用明星IP資源，短期吹起資產估值泡沫讓股民接盤，最終粉絲與股民都是韭菜。
但它的負面效應也非常明顯，就是不對內容負責。最近據自媒體娛樂資本論指出，用天價片酬供養的流量明星和天價IP越來越似"扶不起的阿斗"。楊洋主演的大IP《武動乾坤》豆瓣評分5.0，0.28%的收視率直接創造了東方衛視收視新低。《擇天記》、《甜蜜暴擊》等有鹿晗等流量明星加持的IP版權大劇，口碑與收視均不及預期。
反而是《延禧攻略》等等中小體量成本的劇集一騎絕塵，逆襲為爆款。
但無論如何，中小成本劇集的逆襲也是一種偶然性，只要行業內這種資本、流量的玩法還在持續，那麼明星天價片酬就降不下來。
其實歸根結底，在於中國的明星化造星機制不健全，明星的誕生多數是偶然而非必然，而現在培養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一線明星成本太高，也太難，造成一線明星具有壟斷優勢和定價權。
如何穩定片酬？其實可以學學韓國與日本
其實這方面可以學習韓國，在韓國，娛樂產業是其國家重點扶持產業，上世紀末金融危機，韓國的股市暴跌諸多銀行破產之後，韓國確定"文化立國"的發展方針，將韓劇、電影等視為重要的文化軟實力，也設立文化產業局、文化產業振興院等機構，統籌影視綜藝產品的製作輸出，並對電視劇出口免稅、建立出口獎勵制度等。
在韓國，娛樂產業的第一梯隊是以SM為代表的產業巨頭，它們對於行業資源有著極強的壟斷力，這些公司在成功複製藝人偶像這塊都有自己流水線式的套路，從製作、策劃到宣傳完全標準化。
以SM公司為例，其經營模式主要分為三個流程：選拔培訓、製作、藝人經紀。學員們從一開始就要被分配到各種團隊訓練唱歌與表演等才藝，為了生存，培訓生必須努力展示出自己的特點，以免被淘汰。韓國推出的流水線上的明星產品基本都具備演戲、唱歌、舞蹈方面的能力。
其次是對藝人的管控嚴格並形成相對成熟的明星產品方法論與迭代機制。韓國經紀公司對藝人們有著嚴格的管控，定時定期實行"鏡頭測試"，由專業人士評估並有針對性的針對學員的相貌進行整容。
另外還要對其打造基本正規化：造型練身材、學舞蹈、舉手投足要符合粉絲對偶像的標準模板設定，妝容要精緻、服飾要新潮修身、在媒體與公眾面前說話如何才能滴水不漏等。
無論是過去宋仲基暖心的笑容，金秀賢的冷若冰霜，都是工業化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成品。其本質就是，明星都是工業化的造星機制下推出來的標準產品。
再次是韓國娛樂產業從業人員也積累了標準的方法論和精細化運營的產業體系，貫穿到內容製作，策劃、編劇、導演、演員、前期籌備、拍攝製作、播出發行的整個體系。由於競爭激烈，播出渠道有限，所以倒逼韓國娛樂產業從業人員、娛樂內容供給端不斷推陳出新。
而且韓國採用邊拍邊播的模式，根據基於使用者需求與資料調研來打造劇情，所以能源源不斷地推出下一個引發粉絲尖叫的韓劇與偶像與綜藝節目模式。
總體而言是培養明星和製作內容的流程成熟，更新換代快，產品不斷推陳出新，有很強大的產品閉環機制，與網際網路產品打造規律十分相似。
這種模式為何說能夠有效壓制明星高片酬呢？
因為首先，產業巨頭旗下明星資源多，套路化產品化生產明星產品，議價能力強，比如說在韓國，每年各大學電影戲劇專業的畢業生就有上千人，再加上演藝企劃公司培養的大量練習生，2010年到2014年間，韓國娛樂公司共推出了102個偶像組合，更新換代特別快。
其次，當整個行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明星打造工業鏈之後，單個明星其實就是這套玩法下的螺絲釘，他們只是工業化、標準化、模板化與流水線化上的產品，你並非無可取代的，而是可以批量生產的，我隨時可以按照這套產品打造機制再生產一個標準化的產品來替代你。
所以這種工業化模式就是讓明星的溢價降低，可替代性增強。即便是2016年大熱的《太陽的後裔》，男主宋仲基的劇酬也才 35萬/集，與國內當紅一線小鮮肉相比差距較大。
這源於在中國的娛樂圈，行業內沒有體系化的、可複製性的明星生產打造機制與鏈條，明星的爆紅沒有規律，你能打造一個小鮮肉，突然爆紅，但是無法做到產品推陳出新，源源不斷生產替代者與新鮮血液。
而一旦某個明星通過自身的粉絲玩法火了之後，你又得遷就他的粉絲流量去用高片酬去巴結他，過分注重粉絲效應以及如何迎合低齡化青少年的偶像崇拜需求，但當小鮮肉漫天要價的時候，你沒有辦法打造另一個小鮮肉來取代他的價值。
總的來說，中國的電影與電視劇生產沒有形成工業化、體系化、標準化的玩法。而韓國值得國內借鑑的工業化體系就是流程化、標準化，它是系統建構下有明確的分工，細分的操作，標準的生產模式與編劇能力，這是影視文化產業的基礎設施。
總結來說，它的玩法是讓明星成為偶像工業化下的一環，小鮮肉明星產品可以批量生產，新人一個接著一個不斷出爐，這種機制決定了藝人的生命週期只有那麼幾年，幾年過後，會有新的歐巴來替代。
相對來說，這種玩法其實是壓制了單個明星的議價資本與能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議價權是在電影公司與製片公司手裡。
另一種是學日本。日本週刊《FlASH》整理出了一份關於2018年冬季日劇檔的「 演員單集片酬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是水谷豐，21萬/集，緊隨其後的木村拓哉和石原里美，每集都在12萬~14萬。
業內爆料稱，在日劇中「世上最難的戀愛」大野智的片酬是150萬日元；
「99.9-刑事專門律師」松本潤130萬日元，香川照之180萬日元，榮倉奈奈則有150萬日元。摺合人民幣7-12萬。
即便是日本一線當紅花旦新垣結衣，在電視劇裡的片酬一集也是170萬日元，摺合10萬人民幣不到……
對比國內動輒幾千萬上億的片酬，在收入上，中國藝人可以一個打十個。
日劇片酬相對合理的一個原因在於，日本明星一般隸屬於經紀公司，片酬談判往往由公司出面，片酬的約定有獨特的製作和估價機制。
而電視臺在娛樂圈地位強勢，日劇產業幾乎被日本各大民營電視臺和NHK壟斷，各經紀公司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基於與電視臺長期穩定合作關係的考慮，一般會與電視臺商議預估一個合理的片酬，比如說會根據演技、預期收視率等因素確定預估片酬值。
這和中國影視劇公司製作完成後再分銷給電視臺的運作模式完全不同。日本的體系是通過資源的橫向聯合形成穩定的議價能力，而明星是在這個資源體系之下的，沒有很強的議價權。
由於有穩定成熟的工業化體系，無論日韓，資本方、出品方對於藝人有著絕對的掌控力。製作部門會對觀眾實施定期調查，然後再根據演技、預期收視率等因素確定預估片酬值。
但國內自從有了微博、視訊網站等網劇打造平臺等供明星來積累粉絲與人氣之後，間接的推動了明星的身價與受寵程度。許多藝人從大經紀公司解約，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而明星工作室則完全是圍繞明星個人IP來運轉，明星自己可以吃下絕大部分的片酬，工作室也是避稅利器。
范冰冰也是在成立個人工作室之後，其商業代言、演藝合約一路飛漲，迎來高光時刻。資料顯示，過去五年，范冰冰蟬聯福布斯中國名人榜第一名，資料顯示，2017年，范冰冰的收入達到2.4億元。
從日本來看，另一方面是日本各電視臺有預設的規則，基於搶人引發惡性競爭事件極少發生，TBS、朝日電視臺和日本電視臺、富士電視臺之間的報價差價維持在20%之內。
各大電視臺為同一演員提供的片酬也基本類似。電視臺會通過好的劇本、人脈關係去爭奪人氣演員，基於預設的穩定片酬的行業規則，絕不哄抬片酬。
在韓國，去年韓國KBS、MBC、放送協會、電視劇製作協會、作家協會、韓國藝人協會等影視劇相關組織、電視臺等也針對行業出臺了相關方案規定：編劇費用上限是全部製作費的7%以下（不能超過2300萬韓元）；藝人演出費的上限是總費用的10% 以下（不超過3000萬韓元）；主演級（3人）的演出費上限是總製作費的30%以下（不超過7000萬韓元）。
而在國內的生產模式是影視劇公司製作完成後再分銷給各大播出平臺的B端採購機制。這種製播分離的機制使得所有的壓力都指向了劇集的收視率、播放量與熱度等，這使得資本方與品牌方為了規避風險，一致認為流量明星更有收視保障，而影視劇公司與電視臺與相關行業協會之間也沒有形成一種片酬股價機制與方案約定。
加之國內娛樂經紀公司由於沒有自身的明星打造機制與體系，國內沒有產業巨頭來形成資源上的橫向聯合體系來為整個市場源源不斷地提供優質藝人來穩定行業片酬。
視訊網站製播一體的方式與傳統衛視製播分離的方式對比，更利於影視新人的培養，但廣電行業與視訊網站為代表的新興媒介也沒有形成一種資源聯合體系，也沒有可裂變式可複製的偶像製造能力。
這導致新人生產出爐長期處於青黃不接的斷層狀態，而導致當紅流量明星具備了稀缺性價值，而走向了日韓的反面——影視行業公司的溢價能力低於一線流量明星
韓國明星自降片酬 ，中國流量明星願意學嗎？
當然在目前國內的現狀來看，天價片酬能否降下來，從當前的制度與體系層面來約束是沒戲了，從長遠來看可以學習日韓的工業化體系，從短期看需要看明星們有沒有一種集體自覺了。
在日本，不少日本明星目光長遠，接片不僅看片酬，更看長遠發展。過去《半澤直樹》創下日劇收視率新高，主演堺雅人身價暴漲。
據說有民營電視臺以單集300萬日元的報價邀其加盟，但堺雅人卻選擇了NHK的"大河劇"，片酬僅為民營電視臺的十分之一，因為出演大河劇後，對其未來在演藝圈的地位與長遠發展更有利。
在韓國，最近宋承憲，權相宇等韓國大牌演員自降片酬成為話題。據媒體訊息，宋承憲的經紀公司負責人透露，宋承憲日前主動向《伊甸之東》製作公司提出了減少自己50%片酬的提議。
此外其他韓國頂級藝人也紛紛主動降低了片酬，權相宇出演的最新作《Cinderella Man》主動降低了70%左右的片酬，而韓國實力派演員金海淑出演新劇《白色的謊言》也大幅降低了出演酬勞。
有韓國演藝界人士指出原因，隨著韓國經濟的每況愈下，原本不景氣的電視劇行業更是遭受了致命打擊，如果那些動輒拿走全部預算50%以上的大牌演員，此時還堅持原來的片酬標準，很有可能面臨無戲可拍的局面。
最近一年來，中國的流量明星在電影市場由於口碑效應持續下滑，在電影市場，由於最近幾年小鮮肉帶來的爛片效應與壞口碑，使得電影資本市場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流量明星在電影市場的溢價與粉絲效應並不強，流量明星出演的電影數量也有所下降。
但總的來說，小鮮肉還不至於無戲可拍的地步，不過焦慮感是要有的，畢竟小鮮肉的保鮮期不長。
國外無論是日韓還是好萊塢，都有相對健全的娛樂文化工業體系，具有相對完善、成體系的明星培養機制，可以為包括影視領域在內的文化工業的各個環節，提供充足的血液，作為生產要素的明星的薪酬，也一直被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但在中國，缺乏明星工廠型的產業巨頭，也沒有工業化的明星產品打造機制來形成明星之間的價值制衡，可以說是毫無體系與章法，每年就盯著那幾個小鮮肉，議價權自然掌控在明星手裡。
從短期來看，基於當前的輿論環境，如果中國流量明星願意自降片酬來來緩和業內對天價片酬的牴觸其實是一種智慧，就看流量明星們願不願意形成這種默契了。
而建立完整的偶像明星工業化生產流程體系才是壓制明星天價片酬的最好出路，如果能將資本注入到工業化環節，發展出一種行業議價機制、片酬的分配機制以及新人扶持機制，讓流量明星的打造產生可複製性與批量化產品生產的模式，打破一線流量明星的稀缺性，才能讓片酬的議價權回到電影製作方。
不過這條路在中國，由於電影電視劇的現成模式頑疾已經相對較深，也註定不太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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