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評價當年的“4萬億”：政策是對的，但也付出了代價
來源：《財經》年會2019，11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發言
“潛在經濟增長率不要回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說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6%或者略高一點的速度足以，否則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蔡昉表示，在應對上一次金融危機的時候，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採取的是量化寬鬆的政策並持續至今，而中國有一些不一樣。2008年遭遇危機的時候，中國實體經濟遭受了挫折，因此我們希望迴歸到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上去。蔡昉認為：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刺激動機是正確的，但我們也的確遭遇了當時的外部衝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2000萬農民工返鄉。但在當時的刺激下，農民工在春節以後很快陸陸續續回來了，意味著我們的刺激達到了目標，迴歸了潛在增長能力。
蔡昉認為，當時政策是對的，但是也是有代價的。中國GDP這些年保持增長，復甦到正常，但貨幣發行增長更快。我們把GDP和貨幣發行作為一個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著什麼？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習慣要有更高的槓桿、更大更寬鬆的貨幣、更多的貨幣發行。這種情況也就造成了，我們後來要去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任務。
在人口增長方面，蔡昉認為2010年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這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的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因此，他的結論是：如果再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會發現潛在增長率在下降。
由此，蔡昉表示，把應對週期的巨集觀經濟政策用來推動產業政策，用來實施區域政策，這是不對的。反過來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今後的做法是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採取什麼政策的時候，要把每一種政策效應進行衡量，進行對衝，而不是讓它產生共振。
最後，蔡昉認為，十年經濟發展經歷得出的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要從金融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且對外開放必須以國內加快改革為前提，兩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們今天應該心無旁鶩地推進改革和開放，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部衝擊的問題。
以下為發言實錄：
上一個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是中國遭遇到了外部的衝擊，來自於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衝擊。
這一次與上一次有何不同？今天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和一系列其他的現象，我們的確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衝擊，從這點上說上一次和這一次，我們面對外部衝擊的時候要看到一些共同點，更要看到一些不同點。
首先，十年了，在今年這一年裡，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機，反思為什麼會有金融危機，也反思這十年到底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因素。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重要的經濟學家和當事人都寫了很多文章，或者發表講話。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聯儲主席和經歷上一次金融危機的美聯儲主席，甚至更早權威的美聯儲主席，都在分析這些事。我們國內，大家也都在談，有一些談的多一些，有一些談的少一些。比如說，為什麼會發生金融危機分析的多一些，金融危機之後採取的對策分析的少一些。針對實體經濟採取的措施，成與敗，功與過，討論的少了一些。講需求側的手段多一些，供給側討論的相對少一些。講世界的、美國的多一些，講中國的少一些。
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分析成因也好，應對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緣由，講應對的對策過程，我們也有成，也有敗，總的來說，我們要記住一點，沒有成功，畢竟金融危機發生了，畢竟影響到了幾乎所有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這些國家也付出了代價。所以我們講功過的時候，其實是哪種應對相對好一些，即使在好的過程中，也不是無條件的，因為條件在發生變化。我重要放在應對手段，特別是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應對手段上。
應對上一次金融危機，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採取的是量化寬鬆的政策，持續了很多年，可以說持續至今。它的目的是什麼呢？金融危機無論是金融角度來說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更重要的是對實體經濟具有長期的影響。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歸到潛在增長率上去，這個潛在增長率是什麼呢？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說，就是它以前的趨勢增長率，比如之前美國是2.5%，今年也許2.8%，至少是超過了過去，因此它開始要回歸，回到了相應的潛在增長率，意味著就業目標也達到了，他們看到了低失業率等等，就開始逐漸退出，開始加息。
我們要看到一點，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它是一個成熟經濟體，長期幾十年就是那樣的一個增長速度，比如2.4%，在這種增長速度下，他很明白要回歸潛在增長率，實現V字型的復甦，要回到什麼水平上去，因此他參照以前的增長速度和失業率，它是有據可依的，因此它迴歸了，就可以退出寬鬆的政策。最近美國率先把基礎利率提高了。
中國有一些不一樣，當我們上一次遭遇危機的時候，有一些跟發達國家不同的任務，我們沒有進入危機，但是我們的實體經濟遭受了挫折，因此我們希望迴歸到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上去，當時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什麼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機就必然達不到，因此我們就要採取巨集觀經濟的手段，要刺激它迴歸儘可能靠近原來10%的目標，當時沒敢說10%，我們說保8%。
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2007年實際增長速度是高於潛在增長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現了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能力沒有充分利用，這時候我們自然要想辦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消費需求也很難在一年中迅速恢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實施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今天俗稱的“4萬億”。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兩個階段：
第一，我們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刺激動機是正確的。
第二，我們也的確遭遇了當時的外部衝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2000萬農民工返鄉，不尋常的返鄉，因為他們不被失業保險覆蓋，丟了工作就先回家了。農民工返鄉意味著週期性的失業。但是，我們取得了好的效果，農民工在春節以後，很快陸陸續續回來了，意味著我們的刺激達到了目標，迴歸了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的政策也是對的，但是這個政策對是有代價的。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沒有完全成功，因為代價是必然付出的。實施了4萬億以後，我們解決了當時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但接下來這個政策有一個慣性，當然我們也不能一下把它斷掉，它很自然的延續了下來，保持寬鬆的巨集觀經濟政策，持續多年。當時我們把產業政策、區域政策都和巨集觀經濟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加以結合，形成了一個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巨集觀經濟刺激政策，這個刺激政策特別會隨著你的產業政策的延續而保持長期的寬鬆。
因此，我們的GDP這些年保持增長，復甦到正常，但貨幣發行增長更快。我們把GDP和貨幣發行作為一個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習慣要有更高的槓桿、更大更寬鬆的貨幣、更多的貨幣發行。這種情況，造成了我們後來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等任務的來源，三期疊加，其中一個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們金融危機以來實施的廣義的巨集觀經濟政策，這個廣義不得了，因為它天生就帶有把週期性政策變成常態化的趨勢。
這次還會發生外部衝擊，我們要不要採取當年的方式？
我們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生了什麼變化，而且這個變化發生的非常早。在1980年到2010年之間，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非勞動年齡人口在這期間是停滯不動的，甚至略有減少。它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還有一個人口指標，叫做人口撫養比，勞動年齡人口能夠支援的非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之前，人口撫養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人口撫養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們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個人口機會視窗，它有利於經濟增長，而且實際上通過資本的回報率，通過儲蓄率，通過勞動力供給的充足，通過人力資本改善的迅速，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有這些因素轉化成有利於中國10%的潛在增長率，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2010年，這一年我們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從這個普查資料就發現了一個端倪，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到了峰值，那之後迅速減少，當時的國家統計局局長，也告訴大家了，2011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增長率就變成負的，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就快，這個比值（撫養比）必然要上漲。
因此2010年是一個轉折性的年，或者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們說人口結構是高速經濟增長導致的人口紅利，這個轉折點的到來，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人口紅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的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
因此，很自然就會得到一個結論，如果再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會發現這個潛在增長率下降。2012年之後，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點，因為在那之前是兩位數，這幾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義是什麼呢？實際增長速度，總體上追尋著潛在增長率，而潛在增長率就是我們的增長能力，我們的要求供給和所能夠達到的生產率提高速度。
2000年是一個大的臺階。在這之前，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動，總體來說，潛在增長率就是兩位數，10%。在這之後，第一個臺階是“十二五”時期，我們當時估算是7.5%的潛在增長能力，最後我們實現了7.8%，也還是比較接近的。接下來我們對“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沒有刺激，沒有更大的改革，潛在增長率應該是6.2%，這是整個過程，實際增長率應該是逐漸向下降。
當然我們改革，或許在必要的時候會有刺激的政策，甚至過去10年中的寬鬆的巨集觀經濟政策還在延續，因此它會使實際增長速度還高於潛在增長率。但潛在增長率是什麼呢？潛在增長率就是實際能力，如果把自己的實際能力用足了，就意味著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不會利用不足。想一想，勞動力是一種生產要素，它不會出現利用不足，就意味著不會有周期性的失業現象，也就意味著我們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是在潛在增長率下進行增長。
因此告訴我們一個東西，我們今天應該有一個信心，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不用擔心，哪怕是6%。因為我們整個“十三五”時期平均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這個信心應該有，因為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還沒有這個信心，那時候我們認為，而且事實上也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應該是10%。十年以後，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大幅度降到了10%以下，這一點是對於我們今天面臨著外部衝擊的時候必須要注意的。
回顧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導致了一定的後遺症，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消化，但不管怎麼說，當時的目的是潛在增長率10%，或者更接近一些，因此這個出發點是沒有錯的。持續了十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慣性，也有失誤，因為我們把應對週期的巨集觀經濟政策用來推動產業政策，用來實施區域政策，這是不對的。反過來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
因此，我們以後的做法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也就是說，採取什麼政策的時候，要把每一種政策效應進行衡量，進行對衝，而不是讓它產生共振，出手要狠，動作要快等等，這些並不一定在每種場合都是正確的。
既然潛在增長率下降到了6%多一點，今天遇到了外部衝擊，我們對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關稅，下一步可能還會下來再加關稅，影響到了我們的外部需求。內部需求，消費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時日，接下來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投資需求上，多少會有一些刺激的政策，這些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回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說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6%或者略高一點的速度足以，否則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最後我想說一點，在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時候，我們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從金融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今天大家有越來越多的共識，我們對外開放必須以國內加快改革為前提，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對外開放是一個訊號，別人對這個訊號做什麼樣的反應，取決於他對你的信任，而對你的信任取決於我們國內的改革。改革開放從1978年就變成了一個專用詞彙，兩者是不可分的，因為對外開放意味著我們採取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兩個分開了就不可能讓這個體制是完善的。
因此，我們今天應該心無旁鶩的推進改革和開放，這樣可能從根本上能夠解決外部衝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