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仕控訴天貓，但錯不在“二選一”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Alter
格蘭仕的一紙宣告，終於引爆了今年618的火藥。
拜訪拼多多、天貓搜尋異常、溝通無果、嚴重影響銷售……格蘭仕的宣告不可謂不硬氣，也恰如其分地點燃了吃瓜群眾心中的怒火：天下商家苦天貓久矣，反抗天貓渠道霸權，從格蘭仕做起！
不過類似的戲份幾乎每年都會上演，前幾年還是貓狗大戰，如今後起之秀拼多多也成了遊戲中的常駐卡司。
核武器到常規武器
每每提及“二選一”的話題，總有人搬出3Q大戰說事。殊不知，當年馬化騰做出“二選一”的抉擇時，面臨的可能是騰訊的至暗時刻，電商平臺的“二選一”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每逢618或雙11都要鬧一場。
換句話說，以前的“二選一”還是最後時刻才使用的核武器，現在偏偏成了電商巨頭們的常規武器，保不準兒什麼時候來一發。
置身其中的商家們自然很焦慮。電商平臺已經習慣於在促銷節點到來前，用各種方式暗示商家只能參加一家平臺的促銷活動，如果這種苗頭蔓延開來，被電商平臺逼著簽訂生死契約或城下之盟，無疑存在很大的不確定風險。
雖說電商行業的格局幾近板結，卻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挑戰者出現，一旦錯失了新的風口，很可能意味著與新的流量擦肩而過，畢竟流量才是商家們的命門。
行業專家們也喜歡為“二選一”這類流量霸凌主義上綱上線，諸如不利於行業提升供給效率和質量，不利於改善消費體驗；變相限制商家的選擇權，惡意操縱競爭的天平；提高了消費者的選擇成本，被迫在不同平臺和頁面間來回切換；挾資料、訂單、使用者以令市場，人為製造市場壁壘……“二選一”的惡果可謂罄竹難書。
以至於不少人呼籲在監管層面限制電商平臺的權利，2017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年施行的《電子商務法》，都成了整治電商平臺惡意壟斷的希望。屢屢呼籲的電商法制元年，又頻頻在電商平臺分蛋糕的競爭中化為泡影。
就在格蘭仕斥責天貓的所作所為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還在上海進行了一場“吹風會”，明確警示某些電商主體利用自身優勢地位，濫用市場優勢力量，強迫商家進行“二選一”，只有讓市場主體在市場中有序競爭，才能倒逼經營者爭相向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與商品，並倡議司法需要對於“二選一”的霸權行為有所作為。
但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何商家、消費者、行業專家均對“二選一”大動肝火，電商巨頭卻還要知其不可而為之？
神仙打架與小鬼鬧事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
應該說，大大小小的商家在這場遊戲中扮演了“無辜者”的角色，眼看電商巨頭們妄顧規則，卻因為寄人屋檐下而敢怒不敢言。
按照這個劇本的構想，格蘭仕無外乎荊軻般的英雄，明知此舉可能徹底激怒天貓，甚至失去繼續合作的可能，仍要勇敢站出來。事實卻也如此，格蘭仕的官微在聲明發出後隨即沸騰起來，評論中不乏對格蘭仕的讚賞，還是諸多同病相憐著的哭訴。
可把時間線稍微拉長一些，又像是輪番上演的連環鬧劇，一家品牌站出來抖出利害關係，煽動同行們的情緒，另一家電商平臺再隔空喊話提議公平競爭。吃瓜群眾們過足了眼癮，商家們卻猛然發現，當年在“二選一”遊戲中挺自己的電商平臺，轉過頭也在逼自己簽署類似的站隊協議。
說白了，都是商業利益鬧騰的。
雙11已經過了10個年頭，618也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這些狂歡節不再是某一家平臺的專利，而是整個電商行業的消費盛宴，同時也成了電商行業的風向標。
電商巨頭們已經習慣於在狂歡節過後重新整理交易數字，以此來證明自身的行業話語權。可數字總量越來越高，增長速率趨緩乃至交易規模下滑都可能發生，為了避免這樣的現象出現，要麼尋找新的流量，要麼抓住存量市場，後者看起來更容易實現，手段便是與商家獨家合作。
電商狂歡節逐漸成了一種流量的集中釋放，在商家年銷量中的比重越來越高，甚至佔到了一些中小商家每年近九成的銷量。對於商家而言，電商平臺就是銷售渠道，自然越多越好，特別是在流量集中爆發的時候。
於是在神仙們打架的時候，小鬼們也忙著鬧事。根據不同流量平臺的特點，制定了不同的營銷套路，比如說幾乎同樣的產品在A平臺賣300元，到了使用者消費能力稍低的B平臺，直接給出了100元的定價。手中有權的電商平臺們才沒有時間奔走呼喊不公，僅僅在流量上切一刀就足以讓商家乖乖就範。
正如格蘭仕在宣告中所強調的，“我方及合作伙伴在天貓平臺備貨超過20萬，但這些努力如今均化為泡影。”憑空流失了幾千萬的銷售額，任憑是誰都要拿起武器維權，哪管什麼孰對孰錯。
錯不在“二選一”
或求助於法律，或掀起一場輿論大審判，終究只是權宜之計。
“二選一”絕不是電商平臺的專利，美團與餓了麼、嘀嗒和滴滴等都曾涉及“二選一”的糾紛。經濟學中本就有“排他性交易”的說法，大衛·埃文斯等經濟學家還曾為排他性交易進行背書，比如排他性交易協議可以固定需求，避免無謂的效率損失；可以減少消費者的搜尋成本，有助於平臺自身的發展等等。
在很多人眼中，“二選一”成了一種破壞競爭秩序、傷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拋開成見的話，電商巨頭開出“二選一”的條件並非沒有正確的初衷，比如避免了消費者在不同平臺間比價，避免了不同平臺的不同服務標準，避免了商品分散在不同平臺所導致的營銷、運營和物流成本…….
當然，這裡並非是要為電商平臺的“二選一”辯駁。就像陷入天貓和拼多多之間的格蘭仕，既想要薅天貓的羊毛，又想吃拼多多的紅利，類似的流量邏輯無可厚非，前提是進行妥善的平臺管理，比如在不同的電商平臺投放不同的品類，甚至是不同的品牌。
即便天貓沒有“私慾”，倘若格蘭仕在兩個平臺之間缺少品類和產品定位上的區分，很可能會出現同品不同價的現象，自然不是天貓樂於看到的，以至於將格蘭仕視為拼多多掀起價格戰的“幫凶”。
可以斷定的是，電商市場的寡頭競爭仍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商家在不同平臺間尋找平衡將成為一種常態。倘若拼多多上的流量足以消耗格蘭仕在天貓上的備貨，恐怕也不會出現文初的一幕。與其同一家電商平臺交惡後被迫站隊，倒不如多幾分和稀泥的心態。
一個既定的事實是，不管是天貓、京東還是拼多多，所有“二選一”遊戲裡的常駐卡司，平臺規模都已足夠龐大，足以讓頭部品牌實現億級的流水，也足以讓中小商家們投入全部精力。要知道，拼多多已經推出了“新品牌計劃”，蘇寧拼購醞釀出了“拼品牌”計劃，就連網易考拉工廠店也宣佈要孵化數十個億級品牌，品牌方和平臺間深度捆綁的契約關係已經出現，諸如格蘭仕等商家們不應該熟視無睹。
當“二選一”成為一種常態，勇於挑戰強權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運營理念的改變，比如從多平臺運營走向多品牌或多系列。
寫在最後
電商平臺也好，商家也罷，所關心的無非還是流量。
想要求解“二選一”，自然還是要回歸到流量層面，平臺和商家之間的話語權從來都不是絕對公平的，過去不是，未來也不會。即使有再多的法律條款來約束，在電商平臺的“危機感”面前都將失去效力，畢竟誰還不會耍流氓呢。
一百多年前，達爾文就提出了“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今天依然適用。（本文首發鈦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