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入冬，編劇休克

從作品數量上看，2018年的影視產業進入了名副其實的嚴冬。

秦風在北京做了五年編劇，寫過六部網路大電影指令碼，遇到過兩次“流氓”電視劇製作公司，加上一些零散的工作，年收入大概稅後30萬元。在影視製作圈裡，這個收入相當於基層“碼農”。

今年，秦風對那些“流氓”開始有些懷念。雖然他們拿走了秦風前後花了半年多寫成、被無數人折磨和修改了十幾版的50集分集大綱，最後只支付了10%的定金和10%的大綱預付款，但那畢竟意味著“傻錢”還在。現在，秦風已經半年沒有接到工作了。

2018年5月初，崔永元與《手機2》的“陰陽合同”恩怨引發了影視行業一連串的“蝴蝶效應”。三個多月間，上市公司股價紛紛腰斬乃至跌去三分之二。8月初，明星個人所得稅徵收率統一調整提高至35%，合計增值稅率、附加稅後，稅收徵收率將達到42%。

配合稅務部門新政，8月11日，“優愛騰”三大視訊網站與六家主流影視公司聯合發聲，規定總片酬將不超過製作成本的40%；主要演員片酬不超總片酬的70%；單集片酬不超100萬；總片酬不超5000萬。

與之伴生的，是業內濃重的觀望情緒。據財新統計，2018年9月在廣電總局備案的影視劇數量只有184部，而此前每月平均備案的數量是400部以上。

靈河文化創始人、CEO白一驄同時在20家公司掛職，被稱為“網劇一哥”。他在採訪中直言不諱：限價令頒佈後，資本紛紛撤離。很多公司融了一半錢，另一半資金無法到賬，大家沒錢拍戲了——“影視開機率在2018年下半年呈現了‘斷崖式的下跌’。橫店正常情況下，50個組（拍攝）是有的，巔峰時期有過70個組。現在橫店只有不到10個組，還有6個是網大（網路大電影）。”

著名編劇汪海林更是直接在微博中吐槽：導演、編劇、演員大批失業，這個行業已經“休克”了。軟銀賽富合夥人閻焱在6月的上海電影節上預言：影視公司也許會進入漫長的“冷凍期”，但這只是開始，最冷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從作品數量上看，2018年的影視產業進入了名副其實的嚴冬。不過業內人士也幾乎都表示，過去幾年，影視圈內虛火太盛，只有擠出泡沫、驅逐劣幣，才能給精品製作留出成長的空間。

最重要的是，市場和資本對文化影視產業繼續向上發展的看多方向並無改變。他們只是變得更加謹慎和理性，開始有目標地篩選優秀的劇本和製作公司。這也是真正有競爭力的團隊凸顯實力、高下立見的時刻。

金主撤資

表面上看，崔永元似乎是點燃此次影視新政變局的導火索。但實際上，從2018年年初開始，資本就已經有從影視行業撤資的跡象出現。

2012年開始，網際網路平臺購買影視劇集的成本陡然提升，單集版權從幾千元升至萬元、百萬、乃至千萬元。到2017年，影視版權費與十年前相比，已暴漲了8000倍。幾年中，白一驄看到了太多盲目擴張、雞犬升天的事情在身邊發生。“整個影視行業的利潤被市場的改變放大了很多，許多資本覺得拍個戲就能賺1個億。”

白一驄。攝影：鄧攀

這樣的超額利潤和非理性發展，往往醞釀著大量暗箱操作。

一葉知秋，2018年6月上海電影節上，光線傳媒CEO王長田帶著怒氣，曝出了驚人言論：“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一兩年時間裡說不定有幾千家影視公司要倒閉。”王長田直言，太多影視公司鋪張浪費、嚇退了資本，在完成對賭後又迅速撤出，他們透支了行業未來，也傷害了投資者的感情。“資本正在撤離市場，導致很多影視公司專案融資出現了困難。”

王長田提到的影視公司對賭從2015年開始，已經成為了一種業界常態。製作公司現金流不穩定、影視專案估值難度大，對製作資本又需求迫切；而一旦專案播出後成為“爆款”，則可以為投資方創造數倍至數十倍的回報。因此，上市公司或者投資人經常要求影視公司在被投資或者收購前做出業績承諾，如果未能實現業績，則要求影視公司股東補足差額。

這種對賭模式如果合規操作，原本是一樁共贏的買賣。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大量公司渾水摸魚，一面漫天要價，一面對作品粗製濫造，能夠真正完成業績對賭的公司寥寥無幾。但即便營收不足，影視公司也會採取財務手段對報表進行美化：比如將公司明星、影人股東的個人收入在年底交納給公司，由公司計為利潤，補足業績承諾。

這些“貓膩”行為讓投資方苦不堪言。易凱資本創始人王冉指出：“這部分利潤在資本市場上被市盈率放大很多倍賣給投資人。”但這些利潤的含金量，與經營利潤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亂象叢生

一面是投資方的不滿不斷積聚，另一面，亂象仍然在暴利的驅動下，持續醞釀。2015年後，稍有名氣的演員和製作方紛紛開設起獨立工作室，以吸引投資或者參與對賭。影視行業內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上市公司空殼化問題，作品積壓嚴重，大多數的製作、營銷、資金回籠風險被轉移到了投資方。

壹加傳媒副總裁胡漾曾參與過騰訊、樂視的自制劇中心建設，最近公司出品的由馬伯庸作品改編的《古董局中局》即將上線。他回憶道：“過去幾年，錢太好賺了，以至於專心創作的人，在別人眼中像個傻子。”

市場上出現了許多“組局”公司，有些手握明星或者IP資源的人，很容易就能得到平臺的投資，甚至有些做廣告、營銷出身的人，也想分一杯羹。在魚龍混雜的時代，大家要迅速找事情填補市場的空白。“這種組局者說好一點，叫資訊管理者，但許多人不管內容，攢資源只是為了找投資，其實就是大忽悠。他們發揮過歷史作用，但今天組局成功與否，全看內容競爭力。”

過去兩年中，白一驄出門跟人聊天，幾乎沒人再去想創作的問題，大家聊的都是你的公司值多少錢，做到哪輪了。好多製片人連劇本都不看，也不關心編劇水平如何。這讓許多水平差得還遠的人，稀裡糊塗就當上了編劇。

2011年，電視劇編劇委員會成立時，註冊在案的編劇不過兩三百號人。但目前的市場，白一驄估算編劇何止幾萬乃至幾十萬人。行業虛火讓編劇的進入門檻變得很低，許多人認為寫過字、做過策劃，就可以開張，全不在意編劇需要一個系統訓練的過程。

資本的湧入，讓工作數以十倍至百倍地增加，影視製作職位隨之通貨膨脹，優秀的人才得不到補充，專心工作的匠人被擠出。過去，一個攝影人大學畢業後，要先做一兩年助理，再做一兩年的掌機，再經過五六年的磨鍊，運氣好的話可以做到主攝影師。而當行業開機率急劇升高時，白一驄經常看到剛做到助理攝影的人，到另一個劇組裡搖身一變成為主攝。

“我們公司有的人在一部優秀的大劇裡做過執行，就被外面的小戲請去做導演。但他一旦上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到踏實的技術崗位中了。”

虛火終於降溫，這些被揠苗助長起的人才們，也隨之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過去一個編劇寫的戲，如果賺10萬元，只需要交6000~9000元的稅，按照新的稅法，可能要交好幾萬元。開機率降低，編劇收入下降，底層編劇自然就會沒活幹了。”

不過，白一驄公司裡的優秀編劇，接活量已經開始增加。“許多公司以前只要有編劇可用就好，現在他們都會指定團隊去做專案。行業重新回到了一個沒有硬功夫，就沒法吃飯的環境中。”

胡漾也認同當下大環境的改變，對整個影視行業的發展是件好事。“平臺需要使用者增長，需要盈利。但過去幾年，平臺每年卻鉅額虧損。經過幾年的實踐，平臺也已經對觀眾有了深刻的瞭解，熟悉了使用者的圈層定位，需要方向創新、演員演技過硬、IP改編合理、創作認真的代表作品了。還能認真沉浸在這張桌子上的人，會活得更好。”

應變觀望期

要活到春天，先要度過嚴冬。如何應對當下這股急劇變化的浪潮？大家頻繁提到的詞是“觀望”。

2018年6月開始，曾經的影視節稅天堂霍爾果斯曝出新聞，幾百家影視公司陸續登出了在霍爾果斯的辦公地。對此，許多業內人士表示，主要是政策發生了一些變化，當地需要先查賬，不給開發票。這造成一些公司業務無法開展、不能收到匯款、無法落實辦公場地。

稅收和限價令也使明星的價格出現了下降。有些一線明星暫時還有觀望的餘地，畢竟他們仍是市場上的稀缺資源。未來即便稅負將要負擔更多，但製作方也會根據變化，商討出相應的補貼方案。但二線明星開始等不起了，片酬已經出現了下降。平臺也發現，當下的使用者對“大流量明星+大IP”的做法不再照單全收。新的“組局”模式將會是怎樣的，製作公司也在摸索之中。

“總之，大家都變得更加清醒了。”壹加傳媒CEO孫合彬感覺到，資本比過去謹慎了許多。“投資人目前看的多，決策少。”電視臺、視訊平臺、投資方普遍收緊了資金鍊，他們並非不再投資，而是要求有靠譜的團隊來製作，迴避缺少經驗、專業程度不高的團隊。

據胡漾的觀察，資方現在主要有三重心態：第一是跟特別穩的專案，如平臺定檔、演員陣容強大、符合宣傳導向，或者比較稀缺的題材。寧可回報少一點，也會選擇跟投。第二是對新興的內容比較敏感，如新綜藝、新藝人經紀、脫口秀、文娛教育、親子娛樂。第三是看人。你做過哪些專案，對市場和使用者有多瞭解，是否具備製片管理經驗，手上有什麼資源，對此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不過在這個時代，精神焦慮極多、觀眾圈層分化，孫合彬認為只要精於製作，內容不缺少爆發的機會。“我們處在一個變動期，你能不能拍出能反映時代變化的精神給養，做出暖心、治癒人心的東西，從B端轉向C端，做到有服務精神，是第一位的。”（文中秦風為化名）

文|林文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