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盛資本總經理周道洪：我國呼喚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
過去未去，未來已來。今天陽光明媚，春暖花開。而剛剛過去的2018年，可說是意料之外，不堪回首，小夥伴們都驚呆了，不少人內心幾乎是崩潰的，甚至開始懷疑人生。
伴隨2018年的投影和餘悸，跨入2019年，許多專家和機構的預判是“不確定性”，而且是“從不確定到更加不確定”。不確定性未必是壞事，反而有無限可能。選擇決定結果。選擇正確的路徑，往往能導向希望的彼岸。
在不確定的時代，我們要守望心中的燈塔，尋找確定性。
今年以來，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可謂冰火兩重天： 一方面，資本市場一鼓作氣跑步進入春天。 農曆春節後我國A股市場凌厲的春季攻勢讓人始料不及、大跌眼鏡。資本市場總是這樣讓人歡喜讓人憂，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政策就活躍，稍不順心就鬧情緒，甚至死給我們看。
另一方面，今年經濟下行壓力未減，實體經濟仍然處於過冬模式。結合過去幾年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當下我國或許正面臨改革開放40年以來最難的經濟大考。經歷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我國正面臨多維度的深刻轉型。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盛譽之下，我們體質還不夠強健，科技水平、創新能力與世界發達國家差距還很大。
在經濟持續面臨下行壓力之下，闖關大考，小打小鬧不行，小修小改不行，唯有在與經濟總量規模量級相當的領域落子，推進結構性大改革才能真正見效。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 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斷。 學習不體會，等於沒學習。我認真學習了，也仔細琢磨了， 個人認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竿見影的戰略舉措，就是從資本端破題、破局，大力推進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且是史詩級的結構性大改革，切實優化金融結構，構建健康的長期資本形成機制、創新資本積累機制。這是我國闖關經濟大考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今天彙報的主題。
中國：戰略機遇期還是中等收入陷阱
經歷近年的經濟困局，中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2018年白熱化的國際貿易摩擦，也讓國際輿論擔心中美是否會墜入修昔底德陷阱。
歷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經濟大致經歷了四次比較困難的時期：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經濟低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最後是目前正在經歷的困難。 這次困難的複雜程度也許遠超以往，但我國經濟基礎已遠勝以前，只要路子和方向對頭，辦法遠比困難多，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不能被困難和挑戰矇蔽了雙眼，限制了想象力。把時間放長遠點，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不必糾結於當下的苟且，也不必對未來憂心忡忡。看短期，都是困難和挑戰；看長遠，這點波折都是漪漣，轉身之後就是希望和機遇。
（一）世界經濟三大趨勢
寒冬會改變我們的底層邏輯和行為方式，但改變不了時代的大邏輯、大潮流和大趨勢。考察世界經濟，當今有三大最突出的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第一，經濟服務化趨勢。 經濟服務化是工業化進入高度發展階段後產業結構和產業鏈、價值鏈的轉變過程，是以提供服務為核心的經濟形態，服務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 比較典型的是，製造業出現服務化的趨勢，“微笑曲線”中，前端的技術、研發和設計，後端的市場營銷和物流，能創造更高的附加值，開始成為價值源泉、利潤源泉。“哥賣的不是產品，而是服務”，大概就是對經濟服務化最好的代言。
第二，經濟金融化趨勢。隨著資本市場持續、深入發展，經濟金融化趨勢不斷強化，經濟活動的價值源泉、利潤源泉已不再依賴產品環節和加工製造環節，開始從產品市場向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轉移，實業利潤、產業利潤向資本市場的金融利潤轉移。很多公司長期虧損，公司價值卻在持續提升，估值不斷攀升，為什麼？其實就是價值實現領域和方式已經從產品市場轉移到資本市場、金融領域。
第三，經濟資訊化趨勢，或者說數字化趨勢。從全球範圍看，21世紀以來， 以資訊科技和數字化為基礎，基於技術組合的全新技術革命正在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經濟資訊化、數字化、智慧化、綠色化成為主要特徵。 從網際網路、雲端計算、大資料、物聯網，到人工智慧、無人控制技術、量子資訊科技、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我們所置身的社會和時代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馬雲曾這樣描繪未來30年：資料將成為生產資料，計算是生產力，網際網路將成為一種生產關係。 未來的發展趨勢其實是數字經濟的崛起，數字經濟將重塑世界經濟。這一發展趨勢可望迎來超越大航海時代的歷史性機遇。
大航海時代以來的五百年，誕生了歐美近現代商業文明，人類社會財富創造和積累超過此前五千年的總和。有限公司、合夥企業、股份制以及資本市場等，無不是大航海時代之後出現的，成為現代商業文明的璀璨成果。隨著資訊化、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財富創造可望進一步顯著提速。今後的經濟組織形態是什麼？企業會不會消失？僅就目前掌握的知識看，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成熟，企業這一經濟組織形式被顛覆的可能性大增。
未來已來，我們必須擁抱變化。 舊地圖不能發現新大陸。 我們需要真正的改革和創新，這才是開啟新時代最好的方式。
（二）中國經濟四大紅利
國家最高決策層的判斷是，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深以為然。人類歷史上，還從未經歷過10多億人口大國的崛起，尤其是這樣一個大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整個世界確實還沒有做好準備，過程中面臨各種挑戰和困難其實正常不過。只要我們戰略上和方向上不犯顛覆性錯誤，不折騰，沒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世界最終也不可能錯過中國，因為錯過中國也就錯過了未來。
預判未來我國經濟還有四大新的紅利：
第一是市場紅利。我國作為14億人口的大國經濟，擁有全球規模最大、超過4億人且快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最具潛力和成長性的消費市場。4億中等收入群體是什麼概念？超過美國一個國家的人口。目前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2018年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76.2%。我國作為大國經濟，城市化程序仍在持續推進，經濟發展動力並未衰減。我國經濟腹地廣闊，經濟發展時鐘已經指向中部地區，“中部時刻”已經到來，先發地區經濟服務化趨勢明顯，轉向高質量增長，後發地區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的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可望明顯提速。
第二是制度紅利。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將釋放巨大制度紅利，當前是改革乘數效應最大的階段。從放管服改革到政府職能轉變，從經濟體制改革、金融領域改革到發展自貿區等，改革的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化必將全面釋放制度紅利。且不說全面深化改革，單是國資國企改革真刀真槍動起來，我國經濟再次起飛就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是資本紅利。研究市場資金情況，要認清兩類流動性：一是央行流動性。這是增量的流動性，主要看貨幣政策。隨著美元進入加息週期，儘管我國為了刺激經濟，仍在設法釋放流動性，但空間有限，已經回不到從前的寬鬆局面； 二是存量流動性。全球範圍看，存量流動性氾濫是一個顯著現象，這從過去十年美國資本市場長期牛市可見一斑。 再看國內，當前同樣處於資金過剩時代。2018年我國本外幣存款餘額達182.52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存款餘額達177.52萬億元。特別是居民儲蓄達70萬億元之巨，居民儲蓄率45.84%，居於世界前列。
真正的大頭還是量大面廣的國資國企。據財政部統計，2017年包括國有企業資產、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在內，全國國有資產總額為454.5萬億元，負債總額345.3萬億元，權益總額達109.2萬億元。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的資產總額為183.5萬億元，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50.3萬億元，其中央企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16.2萬億元，地方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34.1萬億元。 如此龐大的體量，其實就是我國經濟非常雄厚的長期資本。
什麼叫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目前經濟總量（GDP）剛剛突破90萬億元。 無論70萬億元居民儲蓄，還是體量龐大的國資總量，這兩塊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效率，必將對我國經濟總量產生相當可觀的當量衝擊，形成蔚為壯觀的資本紅利。
第四是創新紅利。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在努力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著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之國際貿易摩擦的外部嚴峻挑戰，也在催化我國政府及企業更加註重核心技術研發和科技投入。 創新驅動已成為國家重大戰略，創新可望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未來我國科技紅利和工程師紅利厚積薄發值得期待。
（三）上海發展紅利
上海還有自己得天獨厚的專屬紅利。上海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正在建設五個中心，邁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2018年，黨中央又交給上海“三大任務、一大平臺”的重託，即增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支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持續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這是上海堪稱第二次浦東開發開放的重大戰略機遇和重大發展紅利，將為上海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上海可望開啟新一輪大發展，再起新的發展巨集圖。
人生大的機會，往往是時代給予的。過去40年是人類歷史上罕有的全球性“黃金時代”，也是中國人念念不忘的流金歲月。屬於中國的黃金時代，不是已經結束，而是正在以另外一種方式重新開啟。中華民族的崛起，已經棋至中盤。只要不下錯棋，不出錯牌，不把紅利做成赤字， 我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將只是時間問題。 當前，引領我國經濟走出困局、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白衣騎士”， 正在資本端整裝待發。只要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的發令槍響，只要資本市場發動一場偉大的革命，我國經濟就將重新出發，再次起飛。當前，我國推動國資國企進行以管資本為主的改革，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並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試點註冊制，可能就是點燃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的引線。
我國呼喚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2015年，黨中央通過全面分析國內經濟階段性特徵，決定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執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
就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而言，短中期主要看需求側的“三架馬車”——投資、消費、淨出口，長期增長往往取決於供給側。 供給側也有“三架馬車”，分別是勞動（人口）、資本（包括土地）與技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或是增加要素投入，或是提高全要素的使用效率。
看一下我國供給側“三架馬車”的情況：勞動方面，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已經頗為嚴峻，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3萬，是1952年以來的最低值。我國要努力延長人口紅利並提高質量，除了放開二胎、延長退休，還要加大教育投入，發展職業教育、培訓，並通過新型城鎮化讓更多農民成為產業大軍。同時，進一步放開計劃生育也應當戰略性地提上議事日程；技術方面，我國需要刻不容緩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的國家戰略。不過，這些改革舉措見效需要時間，也有一個過程。
這樣盤點下來， 可望馬上點燃中國經濟引擎的就只有發力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 而資本端當中的土地，已經支撐我國經濟過去二十多年的繁榮，土地財政發揮到了極致，再發力只有轉向廣袤的農村。農村土地流轉是一片亟待開墾的處女地，潛力巨大，但也只能部分替代或對衝城市土地財政的滑落。
土地之外， 當前我國資本端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首先，從存在形態上看，資金較為充裕，但資本相對不足。中國目前擁有規模龐大的本外幣存款和居民儲蓄，不差錢，首次進入資金過剩的時代，但是權益資本相對薄弱。
其次是權益資本的結構性問題。很多人認為我國經濟缺乏長期資本。就我看來，我國長期資本雖不充裕，但總體上並不短缺，關鍵是結構不合理： 傳統產業資本過剩，創新資本嚴重稀缺。當前的產能過剩，實質上是所在傳統行業的資本過剩；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資本構成比例嚴重失衡。 國有企業、國有資產體量夠大，資本較為雄厚，但相對固化、僵化、硬化、老化，長期缺席新興產業、新經濟。民營經濟充滿生機活力，但資本金普遍不足，比較脆弱。為什麼每次受傷的總是民營企業，而且這次民營經濟還需要大面積紓困？事實上民營經濟在我國發展最長的不過40年時間，富二代才剛剛接班，資本積累過程比較短，權益資本嚴重不足。 我們考察民營經濟，光看負債率和絕對負債水平是遠遠不夠的，要重點關注付息成本。與國有企業同樣的負債率，民營經濟付息成本要高出許多。只看負債率和絕對負債水平，往往對目前民營經濟資產負債表惡化的狀況估計不足。
當下引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局的戰略抉擇就是從資本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圍繞長期資本形成機制和創新資本積累機制來推進經濟領域特別是金融領域的改革，切實提升資本效率，創造巨大的制度資本紅利。當中關鍵是發力資本市場，挖掘國資國企和居民儲蓄這兩座“金山”， 推動儲蓄向權益投資轉化， 同時推動國資國企向國有資本轉變。 這是當前我國見效最快、又可持續發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目前，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主要依賴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債性方式進行，是債性資本。接下來要轉向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並重，推動儲蓄向權益投資轉化，加快權益性長期資本的形成和積累。至於國資國企，根本在於深化改革，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創新制度供給和安排，以混合所有制為突破，加快國企資本化程序，讓它成為長期資本和創新資本的源頭活水。
說回上海。 我看好上海的未來，這是希望之城，也必將成為創新之城。 和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中心城市相比，19萬億元國資是上海無與倫比的戰略資源，是長期資本和創新資本的源泉，是城市經濟體的定海神針和穩定之錨。上海只要切實推進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19萬億元國資總量上動足腦筋，做好文章，其發展潛力將是其他國際中心城市望塵莫及的。
上海的遠景目標是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目前正在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個中心，最近又承擔了黨中央交付的“三大任務、一大平臺”的重託。有了令人憧憬的藍圖，關鍵要找準突破口和發力點，拿出具體的施工圖和路線圖來付諸實施。
城市發展千頭萬緒，但活力之源、動力之源還是看經濟發展。
當今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以大產業、創新型大企業為中心的時代。騰訊、阿里兩家公司的市值之和，一度超過上海和北京GDP總和，它們對所在經濟體的影響和帶動作用之大可想而知。一個城市或經濟體為什麼需要培育創新型大企業？除了顯而易見的稅收、就業貢獻外，還在於這些大企業的帶動和引領作用，在於其資源配置能力，以及在招商引資中的獨特作用。以上市公司為例，即使按照A股不超過總股本20%的再融資規則，一個100億元、1000億元市值的上市公司，每年再融資規模都可以達到20億元、200億元，如果是海外上市，再融資規模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可見， 一個大企業的資源配置能力、招商引資能力，甚至超過一個省市政府的招商部門，而且還是完全從市場需求出發、精準的招商引資。深圳因為有騰訊、華為、平安，杭州因為有阿里巴巴，城市創新能力和綜合實力也就大大提升了。因此，上海必須要有世界級的大產業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最近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構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引領、先進製造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大力發展積體電路、人工智慧、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上海要打造現代產業體系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必須真正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企業家作用, 發育企業家精神。以企業為主體，讓市場配置資源，是開放型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不能停留在檔案上，應當成為政府施政的核心理念。設想一下，在上海和其他省市之間，即使是上海各區之間，跨越行政區劃調撥一筆財政資金，哪怕只有1億元，恐怕都是一件耗時費力的事情。如果是企業，只要一次董事會、股東會，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投資專案就可以跨區落地。 政府與企業，配置資源的效率高下立見，這也就幫助我們理解了以企業為主體的理念何其重要！
上海是長江三角洲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經濟和產業基礎雄厚，是可以抄近路走捷徑的，可以採取拿來主義，通過重組整合、戰略調整，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並通過這些大企業帶動大產業的發展。
上海是經濟中心城市，又是區域性的金融中心， 擁有19萬億元優質國資這樣彌足珍貴的戰略資源，完全可以將資本端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發力點，致力成為區域性和國際性的資源配置中心，促進各類經濟要素、創新要素的集聚、流動。由於我國擁有龐大的市場，現在許多產業、企業，中國第一就是世界第一。
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例，上海應當以長三角為廣闊腹地，突破所有制和行政區劃的限制，聚焦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頭部企業來配置資源、整合資源，以資本為紐帶，通過併購重組、國企混改、股權投資等途徑，推進產業大整合。
上海應當重點圍繞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圍繞企業家、創業家、科學家等稀缺人才，通過市場化方式來進行更高效的資源配置，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招商引資，引領區域產業資源、創新資源的優化、整合、協同，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上海應當從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高度，圍繞打造現代產業體系、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面向民營經濟和外資，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讓19萬億國資成為構建長期資本、創新資本的種子資本、引導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經濟融合發展、跨行政區劃協同發展的新生態。
希望這些腦洞大開的奇思妙想，有助於像上海李強書記說的那樣，在風起雲湧的新時代，靠不凡的創造，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 再起巨集圖，顛覆超越，寫下激盪人心的上海發展的新傳奇。果真如此的話，上海完全有望在國際中心城市中卡住C位，估計到時上海會在夢中笑醒，再也犯不著患得患失地糾結是否錯過了網際網路時代，或是擔心淪為長三角的後花園。
國企改革：探路國企資本化時代
2018年10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劉鶴在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吹響了國資國企改革的集結號。 他強調要從戰略高度認識新時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心地位，指出當前是改革乘數效應最大的階段，並表達了改革的決心：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可以說， 國資國企改革在我國經濟戰略大棋局中處於棋眼地位，是決勝未來的先手棋和戰略活棋。 作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國資國企改革有利於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活力，培育壯大市場競爭主體，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目前國企改革正進入以管資本為主的新時代，國資基金化運作日益成為國企資本化改革的重要實現方式。我國要加快國資國企資本化程序，探索國資基金化運作，把國資國企從原來比較固化的實物形態、企業形態轉化為流動性強、充滿活力的價值形態、資本形態，與其他所有制經濟充分混合，發揮酵母效應，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融合發展的新生態，進而提高運營效率，提振經濟總體活力。要圍繞國家戰略，通過國企資本化改革促進國有經濟優化佈局，優化投向，調整結構，更加有效地發揮國有經濟的整體功能作用。這樣，國有資本可望充分釋放活力、展現張力，成為我國轉型發展、創新驅動的種子資本和活化因子，成為長期資本、創新資本的源頭活水，既有利於構建健康的長期資本、創新資本形成機制，也將成為防禦經濟週期和市場波動的定海神針和穩定之錨。
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突出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以管資本為主。這兩者是一脈相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針對企業層面， 管資本則涉及國資國企管理體制的深刻變革，最終目的都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 早在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就開始了以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為目標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2014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15年9月，國務院釋出《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2016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推動國企改革進入以管資本為主的新時代。這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2018年7月底《國務院關於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的實施意見》出臺。 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公平競爭原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改組成立一批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組建一批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當前國企資本化改革的大幕已經開啟，且明顯提速。2018年8月國務院國資委釋出《國企改革“雙百行動”工作方案》，404家企業入選“雙百企業”。2018年12月底，國務院國資委宣佈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新增11家央企試點，這樣央企二類公司從原來10家試點企業擴容到21家，未來還將開展落實董事會職權、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等多項改革。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國家發改委宣佈，今年會有一百家以上的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
中國聯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堪稱國企資本化改革的探路先鋒，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黨的十九大前夕推出的聯通混改案例力度之大出人意料，看點、亮點很多，許多都是突破性的，是真正以管資本為主的混改，具有風向標意義：股權結構上，聯通集團名義上是第一大股東，但戰略投資者和員工持股加總超過聯通集團；員工持股價格遠低於戰略投資者入股價格；公司治理也非常市場化，董事會13名成員中，聯通集團只有3席，戰略投資者5席，外部獨立董事5席。
國企資本化改革本質上是價值鏈的全程運作，通過持續資本深化和有序進退，一方面不斷提升國有資本價值，獲得資本增值，另一方面發揮國有資本的導向和引領作用。比如一家國企，改革之初可以引進戰略投資者，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公司治理，建立高度市場化的執行機制。還可以引入職業經理人，探索經營團隊和員工持股，激發經營活力。隨著企業的發展，要進一步優化股權結構，徹底讓市場化機制在企業經營中起決定作用。條件成熟的，可以通過IPO等途徑實現證券化，創造更大資本增值。這當中的每一步都有助於提升公司價值和增強國有資本的流動性，可望顯著提升國有資本運營效率。只要真改革，動真格，經過長期發展積累的國資國企絕對不是什麼負資產和包袱，而恰恰是我國經濟發展取之不盡的寶藏和動力源泉，如果有效轉化為國有資本，必將成為滲入我國經濟每一根毛細血管恆久流淌的血液和養分。
這裡和大家分享自己經歷的一段往事。
早在20多年前，從1995年開始，上實集團就以外資身份探索通過管資本的方式推進國企資本化改革，讓一大批國企大放異彩：包括海通證券、上海家化、光明乳業、聯華超市、匯眾汽車、交通電器、東方商廈、胡慶餘堂、杭州青春寶、廈門中藥廠、上海信投、上海光通訊……當時的上實集團湧現了一大批知名企業家，如馮根生、葛文耀、王佳芬、王開國等，可謂群星璀璨，他們都在各自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由於種種原因，有些企業控股51%，甚至不派董事長、總裁、財務總監。當然，我們並非撒手不管，而是採取抗性不大的服務性管理，並藉助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市場化監管。我們管戰略，管考核分配，並大力推進市場化監管，要求這些企業接受“四大”審計。最終效果非常顯著，這些企業在上實投資期間幾乎無一例外做大做強了。可見卓越的企業和企業家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管”只會束縛經營者的手腳，把企業管死，而“放”卻會放出經營活力，放出發展動力。
這些國企通過資本化、證券化、市場化改革做大後，不少企業後來陸續退出了，而國有資本大幅增值收回後又用來支援新經濟的發展，培育了中芯國際、科華生物、微創醫療、攜程等一批創新型企業，還培育出了三個國家一類新藥。可以說，當年的上實把國企資本化改革這篇大文章做活了，實現了良性迴圈。我有幸作為親歷者，見證了大師級企業家、時任上實集團董事長蔡來興先生推進國企改革，化腐朽為神奇的全過程，真正領略了國企資本化改革的魅力。也正因為這段經歷，我與國企改革結下了不解之緣，並不知不覺做成了自己的終身職業。
國資基金化運作是國企資本化改革重要的實現路徑
國企資本化是改革的方向，而國資基金化運作則是國企資本化重要的實現路徑，是擴充我國經濟權益資本的重要途徑。據國務院國資委規劃發展局局長鄧志雄研究，全球化範圍看， 從2005年起，有限合夥基金已經超越資本市場成為股權融資主要來源，2018年全球PE股權融資額六倍於股市IPO融資。
基金其實是金融脫虛向實的中繼站，是長期資本、創新資本、權益資本的加工廠，它把資源、資產和資金經過加工、打磨，轉化為權益資本，創造財富增值。所以基金經理就是資本的工程師、資本工匠。 基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金融工具，是充實我國經濟權益資本、股本金的創新金融安排，有利於加快構建健康的長期資本形成機制和創新資本積累機制。基金在促進金融支援實體經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雙創，以及去槓桿當中，有著其他金融工具無法替代的獨特功能和作用。
過去幾年國內很多民營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但我們這次在做民營上市公司紓困時發現，積體電路行業的上市公司普遍不需要紓困。瞭解下來，業內俗稱“大基金”的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起了大作用。工信部於2014年10月設立的大基金，一期規模1387億元基本投資完畢，幾乎所有國內積體電路行業上市公司都投了個遍，成為這些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其實也成了我國積體電路行業的“守護神”。
在私募基金行業，近年來一個現象級的突出趨勢就是國資或政府背景航母級私募基金部落集中湧現，亦即國資的基金化運作。它們並非以家數取勝，而是以單隻基金的規模當量令人歎為觀止，動輒數十億，上百億、千億。在當前資本寒冬下，它們自帶光環，奪人眼球。因為財力雄厚、背景獨特，這些基金風格上都有點任性、強勢。
現在從央企、地方國企到各級地方政府幾乎都有基金，在目前私募股權基金存續規模中佔有相當份額。這是一個積極的趨勢，一切才剛剛開始。這一趨勢只會不斷強化，絕不會削弱，而且比預想更快。 在目前募資難、資產荒的背景下，國有資本已成為當前私募行業最穩定的LP資金來源，而國企改革本身又成為私募基金投資的專案和資產來源。 可以預計， 未來私募基金行業的第一方陣，將主要集中在國資或政府背景基金，金融機構背景基金，市場化的頭部基金，外資基金等。
作為一個新物種，國資或政府背景航母級基金部落的出現，勢必對私募基金行業的“原住民”——原生態的市場基金帶來各種衝擊，並正在引發整個私募基金行業格局和生態的重大變化， 反映在募資渠道、投資者構成、資產配置策略、退出安排及路徑等方面。 近年國資大舉進入私募基金行業後，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LP日趨強勢，出現GP化趨勢，開始參與投資決策，管理公司GP出現國有全資或控股的情況；基金管理費收取基數從認繳變實繳，且管理費率逐步下降；基金CARRY從按專案分配開始轉向按基金整體分配。
基金具有典型的人合+資合的人本特徵。有限合夥制度是人類商業文明的璀璨成果，被廣泛應用於基金領域。既然運用基金的工具，就應當遵循基金的運作規律。基金的法律本質是信託關係，它與有限公司治理中的控制權有本質的區別，不應該再區分國資控股與否。但限於國有資產管理法規，國資參與基金後，往往會謀求影響力或控制權。國資基金相當一部分還是把國企管理的邏輯、規則移植套用過來。其實，對於有限合夥企業（基金）而言，哪怕全部有限合夥人由國有資本組成，都不應該視為國有控股。國家國資委規劃發展局鄧志雄局長提出， 國有企業制度與有限合夥企業制度結合後的有限合夥企業只能歸位於混合所有制企業，並強調要將有限合夥企業制度納入現代企業制度建設。 這是遵循基金運作規律的真知灼見。
打個比方，管理公司和基金的關係其實就是物業管理公司和業主的關係，你管得不好，業主大會就可以把你炒掉。國資基金化以後，完全可以通過更換基金管理人，或要求從基金中退夥，來保障國資安全。國企資本化改革要充分利用基金機制促進混改和職業經理人形成，幫助國有資產的存量盤活和轉型升級。要從有利於私募基金行業發展角度出發，推動國資基金進一步完善治理機制、激勵約束機制，而不是把國企體制、機制再移植到私募行業中來。
當然，我國基金行業也需要與時俱進，突破不必要的限制，敞開胸懷擁抱國資基金化運作。目前的一些人為限制，包括投資者人數不超過200人等都有待突破。當年綠地集團借殼金豐的時候，因為要解決覆蓋面很廣的職工持股會問題，最終不得不成立32家有限合夥企業，顯然增加了管理的難度。此外，私募基金核心是通過組合來分散風險，分類監管不能過細，應當鼓勵基金運作方式多元化，支援基金在投資品種及投資方式方面的分散化和組合投資。
上海國改基金：探索基金叢集發展之路
接下來插播一段植入廣告，推薦一下上海國改基金。前面壽偉光董事長已經作了介紹，我再打個廣告。上海國改基金是國資基金的新生兒，堪稱探索國企資本化改革和基金化運作的馬前卒。
2017年8月上海市政府專題會議決定由上海國資運營平臺——國盛集團發起組建上海國改基金，總規模500億元。原來計劃生一胎，由於壽偉光董事長高瞻遠矚、運籌帷幄，親自靠前指揮，最終生了三胞胎，短短一年時間形成目前上海國改基金、上海紓困基金（國盛海通股權投資基金）、長三角產業創新基金三支大型基金並存的格局，初具基金叢集發展態勢，總規模達700億元，首期已完成募資146億元。
三支基金堅持以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為導向，希望探路國企資本化，踐行國資基金化，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己任，包括服務國企改革，長三角一體化，支援民營經濟發展，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融合發展，並瞄準戰略新興產業作為主攻方向。目前三支基金均已順利投入運作，先後完成老鳳祥、中航資本、國電投資本、申達股份、美年健康等10多個重大專案的投資，投資規模達50億元，並取得不俗的投資效果。希望我們今天在國企資本化、國資基金化運作中邁出的一小步，會成為推動我國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的一大步。
眾人拾柴火焰高。目前三支基金都處在後續募資期，如果大家口袋裡還有餘糧，我們張開雙臂歡迎大家成為基金的LP，我們也竭誠歡迎大家推薦優質專案。今天的投資，就是明天的回報。請大家相信，我們基金管理團隊運作國資基金是認真的，也是專業的。希望今天大家來過聽過不要錯過。
情況正在起變化，盼望新的好變化。
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極為罕見地用了一大段篇幅強調資本市場， 指出“資本市場在金融執行中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提出要“打造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會議還特別強調兩個“凡是”：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幹的就讓企業幹。 正在進行的全國兩會上，更首次將“競爭中性”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隨著國企改革進入以管資本為主的新時代，國資基金化運作悄然興起，以及國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再結合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金融端供給側改革”的論斷，種種訊號表明，我國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帷幕已經盛大開啟。
春江水暖鴨先知，市場總是先知先覺，最近資本市場持續走強，其實是嗅到了春天的氣息。市場已經開始預測未來幾年我國資本市場首次出現長期牛市的可能性。對此，我暫時沒有答案。形勢比人強，且看且判斷。畢竟市場永遠比我們聰明，市場永遠是對的，市場才是先知，是導師，必須敬畏市場。但我堅信，只要我國啟動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並輔之以氣勢磅礴、氣壯山河的落地實施，就完全可以邁過腳下的坎，爬過眼前的坡，成功闖關經濟大考。現在資本市場先行一步，通過傳導機制，實體經濟也將作出積極反應，見效會比較快。
總之，我對中國未來保持樂觀，堅持看多、做多中國。中國的明天值得加倉，甚至重倉。
作者介紹：周道洪，現任上海國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目前管理上海國企改革發展股權投資基金，上海國盛海通股權投資基金，併發起組建長三角（上海）產業創新基金。曾任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戰略發展部總經理、集團副總裁、集團董事、上實投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海外公司總裁等職。
銀行與金融科技融合的理想境界是什麼？是銀行即服務。
2019年6月14日，億歐智庫研究院將在“2019丨全球新經濟年會·金融科技峰會”上釋出《 2019開放銀行與金融科技發展研究報告 》，深度解讀金融科技賦能開放銀行的融合與落地應用——上海·虹橋·世貿展館邀您見證！搶票連結： https://www.iyiou.com/post/ad/id/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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