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是如何成長起來的？現在真的步入暮年了嗎？
編者按：矽谷，全世界最著名的創新中心。但60年前，這裡還是一片杏李果園。這裡是怎樣一步步成為創新聖地的呢？發展到今天又面臨哪些成長問題？美國《國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回顧了矽谷的歷史，並且分析了新的現實。 文章 指出，這裡依然是機遇之地，但現在面臨著自身成功的人力成本問題。新的熱詞是：責任心與同理心。
Santa Clara的一場黑客馬拉松上，在零食、功能飲料、無糖蘇打的助推下，新加坡南陽理工大學的學生正在構思一款為攝影師服務的增強現實app。
停車場裡一堆Tesla在爭奪著12個電動汽車充電站裡面的一個。一大堆的人（主要是男人）聚集到計算機歷史博物館的大廳裡，一些人相互麻利地給了對方一個擁抱。“我的投資進行得怎樣了？”一位朝屋子對面的另一位喊道。一聲鈴響之後，這裡馬上變得像教堂一樣。喧鬧的人群迅速湧入到禮堂變得安靜起來。門關上了。Demo Day就要開始了。
在接下來的2天時間裡，來自132家初創企業的創業者，將用2分鐘的時間推銷已經過反覆排練的關於如何改變世界的想法。結果表明有無數的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養老院臥室天花板的雷達感測器。檢查公用事業管線的無人機。貨物託運人的機器學習。專門針對男性的洗衣液訂購服務。
Michael Seibel，Y Combinator的CEO兼合夥人，他告訴矽谷投資者說，平均而言，這其中的每一組都會誕生一家未來的獨角獸公司。他說：“你的工作是找出誰是那一家。”他的公司則幫助創業者實現自己的想法。
作為首家市值超過萬億美元的美國上市公司，蘋果設定了矽谷的創新節奏並不斷擴大其影響力。已經於2107年開放的蘋果在庫比蒂諾的新總部又被稱為“宇宙飛船”。大概有12000名員工在那裡工作，人數佔到蘋果在灣區員工人數的將近一半。最近蘋果還擔起了矽谷批評者的角色，它抨擊了其他的技術公司，呼籲要為客戶保守隱私。
首先亮相的是Public Recreation，以訂購制方式在停車場等露天場所為練習者提供團體鍛鍊。其中一位創始人說：“我們的祕密武器是不用付租金。”
當每個人都在鼓掌時，我在想這是不是個大市場。如果下雨、下雪、或者有討厭的昆蟲和花粉呢？不過接著下一個大想法又來了——利用預測性演算法對港口的集裝箱進行優化。屋子裡用鴉雀無聲表示了尊重。
在我作為記者寫有關矽谷故事的這些年裡，我已經學會了扼殺嘲笑商業點子的衝動。那些初創企業曾經被我當作玩具而不屑，但憑著解決了我不知道大家會有的問題而賺到了數十億美元。也許如果A計劃行不通的話，Public Recreation還可以切換到B計劃，就像Justin.tv一樣，原先它只是為了直播Justin一個人的滑稽動作，然後變成了直播任何人的，然後又變成了Twitch Interactive，讓大家可以觀看其他玩家萬線上遊戲。2014年，Amazon以9.7億美元收購了這家公司。
長期觀察矽谷的Paul Saffo說，矽谷一直都是個“逃向未來”的地方。在這次Demo Day上推介的創業者描繪了一幅人工智慧、增強現實、機器人、無人機以及無所不在的感測器讓生活更美好的圖景。
矽谷的樂觀主義以及推動矽谷向前的實用主義的夢想家一直以來都令我著迷。但最近冒出的各種各樣令人事情卻給大家打了一劑清醒劑。
責任和同理心是新的熱詞。矽谷知道自己要為所有的事情負責：勞動力的構成，被顛覆的行業，技術導致的痛苦，因為其社交網路而傳播得更快的仇恨，甚至也包括創新對這裡的人影響。甚至一些收入達6位數的員工解決住的問題也有困難。而在世界各地想玻利維亞這樣的地方，挖掘矽谷發明的裝置動力所需的鋰正引起對破壞環境的擔憂。
技術統治未來，但一個大家不願承認的事實是，有時候在追求讓世界更美好更高效的過程中，你也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Anne Wojcicki是基因生物技術公司23andMe的聯合創始人兼CEO，她說：“我們周圍都是夢想遠大的人。事實上矽谷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世界已經改變。但這種過渡絕對是困難的。我認為我們對所有那些受到影響的地方都負有責任。”
矽谷革命演進史：思想、金錢和機器匯聚之地
人人都有夢想
外地人過來參觀的時候總是問我：“矽谷在哪裡？”矽谷沒有首都或者地零點。這裡的山上也沒有像好萊塢那樣的標誌宣示這是技術之都！在從東向西延伸的低矮山丘包圍下的矽谷，是一個馬蹄形的平原地帶，裡面佈滿了辦公樓和街區。被其環繞的是波光粼粼的舊金山灣，對路上喧囂的擁堵和Tesla、SpaceX老闆馬斯克的最新突破無動於衷。我把Facebook總部大樓旁邊大拇指樣的“點贊”標牌指給了訪客看。跟多數技術公司一樣，Facebook並不安排接受遊覽。
當然，那個“點贊”標牌未必能令每個人滿意。我們知道， Facebook的資料政策沒有能夠保護使用者，一位研究人員把資料賣了出去，然後我們就成為了政治廣告的目標，俄羅斯當局則利用Facebook作為其宣傳武器煽動美國的政治衝突。技術的中心有可能是山景城的一塊地，因為電晶體的某位發明者在那裡創辦了一家公司；也可能是蘋果聯合創始人Steve Wozniak參觀過的一個地方，就因為他摸了一下那棟建築，那裡就成為了歷史性的地標。那也可能是Los Altos一條死巷內的一所房子，一位印度出生的軟體工程師把自己的孩子都哄上床了之後再重新上網去做她的初創企業。或者也可以是在一輛停在斯坦福大學附近、3個輪胎已經漏氣的休閒車——海軍陸戰隊退伍老兵Jim和他的小狗Smokey就一起在裡面生活，每天用溼紙巾來洗澡。
1982年的時候這裡還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當時《國家地理》寫道矽谷“隨心所欲的平等主義已經取代了農村的節奏”，並稱，“表面上的泰然掩蓋了背後的蓬勃發展……低矮矩形的建築乏味地蔓生著，上面的公司標示融合了各自高科技名詞，但你卻從中找不到多少他們是幹什麼的線索。”
沿著環繞的群山上的蜿蜒道路行走，不時會看到鹿兒在吃草，自然會讓人認為這裡的生活是一種鄉下的節奏。曾是杏李果園的這片山谷去年剛剛見證了標誌性的櫻桃水果攤（C.J. Olson’s Cherries水果直銷店）和成立於大蕭條期間的奧查德五金店（Orchard Supply Hardware）的倒閉。但矽谷還是會欺騙你：這裡看似平等、開放、休閒，CEO上身穿著衛衣，風投家下身著自行車短褲，而且這裡經常異想天開，上班的地方需要你脫鞋或者允許員工帶狗進來。
但矽谷對自己的抱負是認真的。“相對於名字，大家對你的初創企業更感興趣，”24歲的澳洲訪客Tristan Matthias抱怨道。
矽谷今天吸引力的種子實在1990年代播下的。這個地方給當時身為記者的我的觀感是有點死氣沉沉。冷戰結束後國防工業開始走下坡路，經濟衰退導致了整個加州都在裁員。當時熱門的是桌面出版、多媒體CD以及視訊遊戲。
甚至偉大的反叛者蘋果似乎也在走下坡路。在1985年跟CEO和董事會吵架之後，喬布斯走了；他勝利迴歸自己創立的這家公司已經是10年之後的事情了。
1990年代中期一個想法開始流行：如果大家可以通過計算機聯絡的話，生活就會得到改變。我參觀了一所學校，他們嘗試用計算機跟學生聯網，好讓老師通過撥號modem發信息給家長。America Online想出了數字商場的點子，讓大家可以去逛甚至訂花。東西做得很笨拙而且難用，但一個影響很大的東西開始滲透。
北邊的西雅圖有個聚會。微軟讓計算機變得有用也讓自己腰包變鼓。1995年8月，微軟似乎成為了贏家通吃的技術競賽的勝出者。午夜，它的高管在電子商店外面跳起了舞，慶祝作業系統Windows 95的釋出。與此同時，各自各樣的東西雨後春筍一般開始在矽谷冒頭。
製作“瀏覽器”軟體讓大家網上衝浪的Netscape在其照片產品釋出不到1年之後就上市了。儘管Netscape是一家未經受過檢驗的公司，給投資者準備的風險提示有幾頁紙之多，但開盤日仍以58.25美元的價格收盤，令其市值一下子達到了29億美元。
Netscape的IPO開啟了所謂的網路泡沫時代，這個時代見證了一批長青公司的誕生，比如Amazon和Yahoo！，以及一批短命公司的曇花一現，如Webvan與Pets.com。
賣化妝品、租貨車、找伴侶等，大家對網際網路所能做到的事情的興奮感，給投機的股市推波助瀾。1999年，有超過400家股市上市，其中大部分都是技術相關的。
2000年，市場崩潰。超過20萬個崗位被幹掉了。
窘迫。痛苦。儘管如此，蘋果聯合創始人Wozniak告訴我：“那些初創企業都是對的。在網際網路可以為我們做什麼這件事情上他們都是對的。只不過大家沒法辦法那麼快就改變生活方式。”
創新與不平等的發祥地：在高科技地區生活的高代價
因為早年矽晶片創新和生產得名的矽谷，已經從Palo Alto周圍的技術前哨延伸到高科技產業遍佈整個灣區，並且因為作為數字時代全球知名的地零點而不斷推高當地的房價。大學、創新者、創業者已經把這個地區變成一個龐大的財富引擎。但這種繁榮並沒有讓所有人受益，隨著“山谷”的擴大和不斷變革，這裡已經被房產、財富和機會的差距深深地割裂。
舊金山的獨棟房通常要130萬美元，奧克蘭為75萬美元——對於平均年薪123000美元的技術員工來說這個價格也許不算離譜，但對於每年只掙3萬美元的服務業工人來說就不是了。房價最高的是Atherton，中位數也要700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一所房子價格的中位數是21.7萬美元。
把失敗變成積極的東西矽谷有自己的說辭。“迭代”意味著無需關心完美就讓產品上市——先上市再調整。“轉型（Pivoting，說的時候必須沒有尷尬感）”就是在錢花光前驟然改變路線。
失敗和衰退為新想法和新進入者掃清了障礙。Google佔據了Silicon Graphics（這家計算機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曾幫助創辦了Netscape）曾經的地方。Facebook發展之後讓舊的Sun Microsystems園區換了新顏。將網際網路與電視連線到一起的嘗試之路充滿崎嶇。但然後YouTube出現了。
社交媒體時代來到了。Facebook聯合創始人扎克伯格搬到了Palo Alto，用黑客信條“快速行動打破陳規”來發展Facebook。在舊金山，一群朋友同事找到了讓大家用140個字元之內更新每日動態的辦法，然後Twitter誕生了。
矽谷的巨大攪動掩蓋了個人身上發生的事情。對於很多人來說，創新偉大的“創造性破壞”週期不是在3萬英尺的高空去俯瞰到的東西，而是在個人層面上的浩劫。工作沒了。技能過時了。家庭倒了。
蘋果提供了另一個模板：捲土重來。1997年，隨著蘋果收購了自己創辦的NeXT，喬布斯重新坐上了駕駛室，蘋果也開始慢慢恢復元氣。該公司先是推出了iPod，然後又釋出了數字娛樂商店iTunes。2007年，iPhone的釋出兌現了10多年前General Magic的Magic Cap以及蘋果的Newton的承諾。時間閃回至今日，技術公司都在爭奪對大家生活的巨大影響力。他們的領導被國會叫去作證，要他們解釋清楚對客戶資料的使用，外國活動者利用這些技術破壞選舉的手段，以及控制我們看到的東西的演算法可能存在的偏見。
隨著人工智慧（計算機學習像人一樣思考）的出現，資料（及其夥伴計算速度）變成了最重要的資源。新的石油。如果計算機有朝一日能夠思考和決策會怎樣？
在超過3000名Google員工聯名上書表示抗議後，該公司決定不再續簽跟美國國防部簽訂的一項合同，內容是利用人工智慧分析無人機影像。然後，2018年11月，全球20000名Google員工又走上了街頭，抗議公司對性騷擾和報酬公平問題的做法。在跟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簽訂的合同受到批評後，Salesforce建立了一個Office of Ethical and Humane Use of Technology（技術倫理與人力使用辦公室）。
我拜訪了斯坦福大學前校長，現為Alphabet 主席的John Hennessy。他說，技術圈當前的這股清算正在引發有關矽谷目標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他說：“對於公司來說現在棘手的是他們打算如何去承擔責任和進行自我治理，著不僅要跟股東的利益一致，也要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
創業生活
年輕的外來者不斷湧入。
Shriya Nevatia從塔夫茨大學畢業後就到了紐約北部當產品經理，他說：“一些人要坐進咖啡店聽見別人在高談闊論加密數字貨幣和Google的話會敬而遠之。但我喜歡這個。”
在矽谷呆了3年之後，Nevatia已經換了2次工作。她說：“這聽起來似乎很糟糕，但我喜歡小微初創企業。”
在Palo Alto一個樹木掩映的街區，Joshua Browder坐在了扎克伯格2004年夏Facebook開始騰飛時待過的家的游泳池邊。在屋內，Browder的同事在一張餐桌上弄他公司的app——DoNotPay——它就像機器人律師一樣跟停車罰單作鬥爭，並且尋找機票酒店預訂的漏洞。平底鍋沾滿了番茄醬，這種廚房條件是黑客生活格式塔的一部分：在為了產品釋出爭分奪秒的時候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吃飯睡覺。那些活在技術裡、做技術或者投資於技術的技術傳奇中交織著過去與現在。Wozniak是一位很吃香的演講者，每年收到的邀請都有1000以上。他的吸引力部分源自他是矽谷受歡迎的起源故事，也就是蘋果誕生的故事裡面的“另一個史蒂夫”。在大家眼裡Woz是個天才，但他卻認為自己只是個普通的傢伙。他反覆講述著關於自己的那個最著名的故事：大概在1980年蘋果IPO前夕，他把自己手上的部分蘋果股票以IPO前的價格賣給了80位員工。
他說：“我對財富的分配問題有很多擔憂。”
“兄弟文化”依舊
今天的矽谷差不多也是移民谷（Immigrant Valley）。國外出生的人的湧入正在幫助抵消美國人流出到其他地方。在某些領域，比如計算機和數學，國外出生的勞動力佔比超過了60%。那些領域的女性佔比甚至更高——78%都是國外出生的。印度人、中國人以及越南人是本的確技術產業外國人的主流群體，但是國家的多樣性非常豐富：2015年從事技術業的有42人來自辛巴威，有106人來自古巴。
矽谷的國際性意味著公司，哪怕是小公司已經變成了文化和語言的大雜燴。但是也突出了哪些人沒有融入到矽谷夢當中。平均而言，非洲裔美國人和拉美人僅佔到主流技術公司勞動力的12%。女性所佔的份額也嚴重不足，這主要是受到了矽谷所謂的“兄弟文化”的影響：Google、蘋果和Facebook員工中只有30%左右為女性。去年9月釋出的一份調查發現，初創企業創始人中女性僅佔13%，持有的創始人股權只有6個百分點。
但是這種情況正在慢慢改善。根據致力於提高女性在技術領域的參與程度的非營利組織AnitaB.org對80家公司的調查，2018年，女性佔到了技術崗位的24%，在企業領導的佔比達到了18.5%。
在薪酬方面，按照求職招聘機構Hired的資料，相同角色下技術從業女性拿到的薪酬60%的情況下搖要比男性少（平均差距為4%）。主要技術公司稱希望團隊多樣性更強，但很難迅速改變員工的人員構成情況。
喝過了一杯茶後，產品經理Shriya Nevatia說：“我聽說年輕女性說矽谷對女性不好，為此她們奮起反抗。”她已經成立了一個叫做Violet Society的組織來幫助女性以及沒有數字化基礎的人度過進入技術業的頭10年，來幫助啟動創業。她對男性在大學期間通過室友以及在職業生涯早期建立的廣泛關係網感到著迷。公司似乎是通過出自這些關係網路的機會聯絡而成立起來的。Nevatia也想通過同樣的方式把女性聯合起來，她說：“要產生這些偶然事件，我們需要更多的女性。”
Imelda Valencia平時就住在停靠在朋友私家車道的一輛拖車裡面，因為她的工作是給美國最昂貴的街區之一Atherton的家庭做保潔，但是週薪只有600美元。
被繁榮擠壓
隨著外來人不斷湧入矽谷推高了當地的房地產和租賃價格，並未置身於技術經濟的很多人，甚至一些從事技術的人都感到生活越來越困難，這主要是由於住的成本上漲。
也許沒有一個地方的擁擠程度比得上East Palo Alto了。這座3萬人的城市擁有強大得可怕的鄰居：Facebook在它的北邊，南邊則是Google。過去50年的時間裡，這座城市基本上是非洲裔美國人和拉丁人為主。但現在新的家庭正在搬進來，其中很多是白人和亞洲人。據Zillow，這裡的房價中位數已經超過了百萬美元，而2011年的時候還只有26萬美元。一百萬。這已經超過了從舊金山延伸到聖何塞的整個半島的經濟適用房價格。
對於當地很多沒有享受到技術繁榮的長期居民來說，房租上漲了，買房更是遙不可及。他們只好搬到城市的邊緣地區，每天上下班都要開車數小時。要不就只能搬到家人朋友那裡。或者徹底離開這裡。Pastor Paul Bains說：“他們就在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旁邊建造百萬美元的房子。”Brains跟妻子Cheryl在East Palo Alto做了一個公共事業的非營利組織。
Patricia Carter住在East Palo Alto，她的家裡已經住滿了人：她的兒子，3個還不到4歲的孫女，以及她的女兒都住在這裡，甚至車庫也租給了她兒子的前女友。身為UPS司機的Carter在2003年的時候以447000美元的價格按揭買下了這套3居室農場式房子，去年差點失去了房子的抵押贖回權，在幫助下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家。
Y Combinator CEO Michael Seibel認為今天的矽谷正在出現代際轉移。年輕一點的員工希望自己的公司在招聘上能體現出更多的多樣性，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而為了留住人才而不顧一切的公司愈發同意這種要求。
他的目標又是什麼呢？從耶魯大學畢業後，Seibel打算20歲去賺錢，30歲為人父，40歲從政。2006年他搬到了舊金山創辦公司。他是Justin.tv與Socialcam的聯合創始人兼CEO。2012年Socialcam被賣給了Autodesk，Justin.tv最終成為了Twitch Interactive。現年36歲的他剛剛當上了父親。不過政治出局了；他感覺現在自己已經有更多的社會影響了。
如果說矽谷有精神中心的話，這個地方也許是坐落在舊金山一所曾經的教堂裡面的Internet Archive。這裡的伺服器夜以繼日地工作，將公共web的很多內容歸檔進眾多形式。這裡每週歸檔的視訊超過了50萬個。歸檔的網頁超過了3400億。這裡是網際網路的失物招領處。
在網際網路檔案館的Great Room，有120多坐3英尺高的雕像散落在長凳上，這些人起碼對歸檔做過了3年的貢獻。這是網際網路的兵馬俑。在這怪誕又強大得一幕中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這有點令人毛骨悚然，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有的手裡拿著書，有的拿著杯子，有的抱著吉他，這樣子彷彿是在做專案或者在跟唱錄音，或者，也許是在相互爭論做什麼才對時時被打斷了一樣。
原文連結：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9/02/silicon-valley-evolving-focusing-employees/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