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百年小學校，可以離資訊化有多近？ | 鈦媒體深度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今年3月開學季，廣東省某著名重點中學大規模採購電子手環一事，引發了一場風波，遭到了很大的輿論阻力。
據行業媒體報道，該校斥資485萬採購3500個電子手環，手環記錄學生多個場合、不同種類的資料資訊，具備定位學生行動、檢測上課舉手次數及每日活動量等功能。
反對的聲音認為這是監控學生的行為，這種監管為驅動的方式，會讓學生逐步淪為“聽話的工具”，本質上是“反教育”的行為；而支持者則稱，此舉是“對學生安全的保障”。
實際上，儘管各大城市和校園都在火熱推行，但關於“智慧校園”的爭議從未停止過；教育資訊化浪潮， 自提出到落地一直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近期又陷入了某種被“妖魔化”的狀態。
用網際網路改造校園，不是壞事；但這其中的參與者，從決策者到學生、家長都逐漸發現了問題：教師資料素養不夠、資料處理能力不足；線下學習過程性資料採集難，影響學習診斷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教育大資料“孤島”現象嚴重，影響資料的融通共享......等等。
但科技落地教育的大潮不可逆，國家在推進教育資訊化政策層面，一直姿態積極。除去年教育部重磅釋出《教育資訊化2.0行動計劃》外，今年3月12日，教育部辦公廳還印發了《2019年教育資訊化和網路安全工作要點》的通知， 要求推動數字資源服務普及，深入網路學習空間應用，加快數字校園建設與應用，並且設立“智慧教育示範區”。
新科技觸電任何行業，都將存在一個較長的融合期，教育行業的資訊化也不會有例外。
鈦媒體走訪了天津市和平區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學，並對話了當地教育局領導和百年名校學校負責人，試圖一探究竟：教育資訊化為何落地難？
針對落地難題，當地的教育決策者又嘗試了哪些創新解決之道？ 一所百年曆史的小學校而言，可以離網際網路技術和智慧化有多近？
問題：中心區窘境
“如果說天津是一個狗不理包子的話，那我們就是那個餡兒，被包在了中間了。”在接受鈦媒體採訪時，天津市和平區教育資訊化管理中心主任盧冬梅這樣形容當地的辦學條件。
資料顯示，和平區取名來自於近代天津最為繁華的道路——和平路，該區域位於天津市中心，面積9.98平方公里，是天津市面積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轄區，也是天津市區的區域核心和經濟中心之一。
老城區的擁擠，給學校校舍帶來了很大的侷限，“除了極個別的幾所大校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學校都是窩在樓群裡頭的。”盧冬梅告訴鈦媒體。而且，哪怕地方再小，除了教學樓、辦公樓和食堂等之外，“也得擠出一個體育場出來”。
這是大城市中心城區所有學校面臨的通病，而家長們卻對和平區的教育寄予了較高的期望。據盧冬梅介紹，在恢復高考以後將近四十年的時間內，和平區的教育水平始終是位列天津市各行政區第一名。
高密度的環境考驗的是這裡的教育從業者，他們必須對學生進行精準管理。如何從軟體上進行探索和突破，藉助資料的力量，進行教育的實證研究，從而實現教育水平進一步攀升，是盧冬梅和她的團隊所看好的。
自2017年起，在天津市第十九中學就讀的小孩，每個人都會隨身攜帶一張校園卡。這張校園卡也被設計成答題卡的形式，上面分佈了按鍵，可以在課堂上與老師進行教學互動。學生還用校園卡在食堂進行消費等。
在天津市第十九中學就讀的小孩，每個人都會隨身攜帶一張校園卡（拍攝/鈦媒體李程程）
校園卡，就是一塊沒有螢幕的智慧終端，當學生帶著校園卡路過校園裡佈置採集器的時，會自動形成一條資料。
當然，校園卡只是和平區教育系統整體推進“和平智慧校園”的組成部分之一。據鈦媒體瞭解，“和平智慧校園”對於學生資料的採集涉及到四大維度：第一，學生學業過程性資料（課堂練習、作業、測試等）；第二，學生校內行為資料（消費、借閱、簽到等）；第三，學生活動過程性資料（校園活動、社會實踐等）；第四，學校資訊化應用情況資料（使用者活躍度、應用使用等）。
騰訊智慧教育產品負責人付金懋告訴鈦媒體，“類似的採集點在天津市第十九中學設定了9個，通過2.4G無限模組的技術，有效測距約為50米，每秒發射3次。” 攜帶校園卡的學生進入簽到機器覆蓋範圍內，即實現自動簽到，並記錄下機器所在的位置以及簽到時間。
藉助“和平智慧校園”，和平區教育局和所轄學校，建立了學生資料庫。基於學生多元資料分析，他們正在對校園環境、學生行為和學生日常表現等方面的相關性和影響機制進行教育實證研究。
盧冬梅告訴鈦媒體，在中國的傳統教育理念和方法論中，講究經驗的傳承，但是缺乏客觀有效的實證研究。“太偏重主觀經驗，偏重於教師的個人體會和判斷”，但教育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之一就是來自於資料，在以往這些資料難以採集，或者有意無意被忽略。
通過近兩年的研究，他們發現了一個現象是，早到校且在家裡用過早餐的孩子，學業表現多數好。同時，早到校且在固定的時間內在食堂完成早餐的學生，學業表現多數也較好。
“基本上不是個案，沒有例外的情況。”盧冬梅說，“我們認為，早起讓孩子吃完早點再出門的家庭，家長對小孩的照料是用心的。同時，學業表現也會與學生的自理能力有關，按時按點就餐的學生，往往意味著較強的自理和自律能力。”他們將這些資料觀察反饋給了家長們，也督促家長們對於自家孩子的日常作息和餐飲習慣多一些關照，這對正處於成長期的青少年至關重要。
這也打破了傳統教育形式裡，家長與學校之間的難以溝通的狀況——班主任對於某個學生的掌握程度，也取決於家長和老師的溝通程度。常規的“家訪”形式，大多流於表面。通過智慧教育的實時觀察，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可以達成親密的聯動效應。
問題的解決：從 1.0 到 2.0
無論教育資訊化還是“智慧教育”，都不是新概念。
教育資訊化伴隨著美國“資訊高速公路”的提出而衍生。在美國的計劃中，特別把資訊科技在教育中的應用作為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徑。美國的這一舉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積極反應，許多國家的政府相繼制定了推進本國IT在教育中應用的計劃。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的教育也開啟了資訊化之路，大批學校設定單獨的多媒體教室、計算機機房，資訊中心等。此後，還掀起了一股校園硬體升級潮，從安裝投影儀、錄音錄影裝置，到後來的電子白板，再後來的微課和直播課程的興起，以及教學資源平臺的搭建，到現在的一批與平臺相關聯的移動網際網路應用，紛紛湧入校園。
2012年，國家釋出了第一個教育資訊化的規劃《教育資訊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提出建設“三通兩平臺”的重點任務，即“寬頻網路校校通”、“優質資源班班通”、“網路學習空間人人通”，教育資源和教育管理兩大公共平臺。
2017年，教育部披露了一組資料：
全國中小學網際網路接入率從 25%提升到 88%，多媒體教室比例從不到 40%增加到 80%，每 100 名中小學 生擁有計算機從8臺增長到12臺，師生網路學習空間數量從60萬激增到6300多萬。
政策引領了國內教育資訊化的發展，但“三通兩平臺”的落地卻不盡如人意。 硬體升級潮也止步於硬體的升級，更多的裝置和系統還處於休眠階段；其次，它主要將知識資源數字化、平面資源立體化，教育技術大多僅停留在學習環境之中。
天津市和平區教育黨委書記、局長明建平對此深有體會。
“為什麼投入這麼大，效果卻一般，這是需要打一個問號的。”他對鈦媒體表示。
資訊化的工程在實際推進的過程中比較費勁。老師們在課堂上對資訊科技的利用並不深入。很多老師都處在利用計算機做PPT，播放flash動畫，資料檢索以及尋找資源製作教案的過程中。
“這實際上屬於比較初級的階段。以前我們認為是有技術門檻，現在技術門檻已經不算高了。說明大家對資訊科技的認識還不夠。”明建平認為，以往教育資訊化更多是針對學生，實際上還需要提升管理幹部的資訊素養。
“一說‘資訊化’，就馬上打報告，要買電腦，我覺得這個層次有點偏低了。資訊化應該是一種決策工具。資料應該成為校長的決策依據。其實學校教育、教學、管理的每一個環節中都有大量的資料產生，只不過沒有被收集起來，也沒有被關注到。”明建平說。
他認為，現代教育的治理，必須依靠資訊科技。舉個最簡單的應用案例，利用智慧校園的系統，校長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把學校資產管理，校園維護維修，學生出勤和疾病狀況，以及教師的狀況摸查清楚。
教育部在2018年4月釋出的《教育資訊化2.0行動計劃》，具有里程碑意義，也代表了一種教育資源觀念的轉變。
這份行動計劃指出，教育資訊化2.0行動計劃是推進“網際網路+教育”的具體實施計劃。這份計劃對智慧教育創新發展行動的提出了期許——“以人工智慧、大資料、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為基礎，依託各類智慧裝置及網路，積極開展智慧教育創新研究和示範，推動新技術支援下教育的模式變革和生態重構。”
2.0計劃，核心是提出了建設“網際網路+教育”大平臺。那麼，從“三通兩平臺”到“三全兩高一大”，教育資訊化2.0與1.0有什麼區別？教育部副部長杜佔元曾表示， “如果說教育資訊化1.0是引入外部變數的話，那麼，2.0就是要把這些外生變數轉化成內生變數”。
小學校長們的難題是：內生變數從何而來？
家長的“倒逼”
去年9月入學季，小詩媽媽在女兒的入學通知書上，發現了一個二維碼。掃碼後即可進入家長專屬的“開放平臺”。
她的女兒現在是天津市十九中的七年級學生。天津市第十九中學，原為“旅津廣東中學”，是一所具有94年曆史的老校，也是天津首批歷史名校、和平區重點級學校。
“我一開也沒有太注意和重視這個平臺，覺得可能只是單純地發發學校通知和訊息之類，因為小學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小詩媽媽告訴鈦媒體。
經過半年多的學習和使用，小詩媽媽改變了看法。她發現，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發通知”工具。這個系統不僅實現了所有校級、班級資訊的釋出，還有學生校內活動的資料收集展示，學業資訊的溝通，都通過“一對一”的形式實現。
八年級學生小軍媽媽也發現，孩子逐漸從牴觸學習，到積極主動參與學校活動和學習，只花了不長的時間。她在接受鈦媒體採訪時說，學校和班級裡組織了活動，老師們都會發布“班級圈”，孩子回來了也會看看他今天在班裡面做了什麼，在學校裡面活動表現如何。
“孩子看完自己表現，再看別的孩子，他有表現欲，也有競爭的小心理，所以他會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一個學期後，小軍的學習成績顯著提升。
以教育資訊化為基礎的智慧教學，對於小孩的成長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作為家長能第一時間很直觀地瞭解學習情況。家長知道如何與青春期的小孩溝通，也拉近了與學校的距離，讓家長也能從平臺有所收穫，有所受益，看到自家孩子的學習軌跡。
把微信作為家校互動的入口，是因為使用者的“倒逼”。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鈦媒體，“教育資訊化從產生到發展，一直帶有很強烈的行政色彩。” 能夠進入學校的教育資訊化的產品，主要是滿足市場的主導者，例如讓學校和教育局單位領導的需求，渠道能力幾乎決定一款產品的生死，一些體驗很差的產品反而不缺市場。
“老師們、家長們和學生們需要什麼，我們就上什麼，軟體的使用率就提升了。我們把資料提供給學校的領導，很好地輔助他做好決策，校長也不用為採用什麼樣的軟體操那麼多心。我覺得這個流程就理順了。”盧冬梅說。
盧冬梅所說的“倒過來”，就是指基於微信而搭建的智慧校園系統。自2017年8月開始，天津市和平區教育系統攜手騰訊推進智慧校園建設，通過持續建設“應用生態圈”和“雲資料平臺”，實現業務流程的優化再造和應用資料融通利用。
自2017年8月開始，天津市和平區教育系統攜手騰訊推進智慧校園建設，通過持續建設“應用生態圈”和“雲資料平臺”，實現業務流程的優化再造和應用資料融通利用。
目前，和平智慧校園已經覆蓋全區65%以上中小學，現有使用者已達7萬餘人，上半學期將完成全區100%覆蓋。
“你知道要在全部家長手機上額外安裝一個APP，幾乎是不可能的。”盧冬梅告訴鈦媒體，最開始選用騰訊就是看重微信的入口，因為“沒有家長不用微信”。
她舉了個例子，在學校的使用場景中，比如通知這項，如果不能通過一款產品全員通知到位，還需要老師再額外進行溝通，那麼說明該產品是失敗。
付金懋也表示，之前各個省市區域以及學校都做過自己的APP，但使用效果很差，整體的裝機率都比較低。但微信日均次數大約在十次以上，能實現更好的資訊觸達。
將微信選為智慧校園入口，教師也不會覺得這是繁重教學任務之下額外的“負擔”。
天津市十九中學資訊中心主任胡嘉對鈦媒體表示，不給家長和老師們添負擔，是他們落地資訊化的第一原則。過往教育資訊化一直以來都不好推進，不全然是教師的原因。科技迭代速度越來越快，資訊化的要求也隨之變動。“很多老師還沒有跟上這一步，下一步就已經過來了。”
老師們對於資訊化手段比較牴觸，大多是因為感覺軟體掌握起來很難，更何況新系統一上，就要讓他迅速接受和學會，“幾乎是不可能”。
“微信解決了最大的一個難點——大家不會覺得很難。微信從出現到現在，沒有人教我用微信，不管我懂不懂資訊科技，但是我都會用。”盧冬梅說。
通過微信，學校有自己的“班級圈”，家長和老師之間不需要互加好友，也能實現資訊互通，還減少了雙方的社交壓力。
資訊的透明化，同樣也在倒逼教師提升職業素養。相對於與體制外，在教育領域尤其是公辦教育領域，大部分教師的危機感並不強，而過於穩定的工作，也容易出現職業倦怠。
現在十九中學的教師上課，聲音自動都被採集上傳至平臺，還會自動生成一段小視訊，家長也能接收；對於家長們最關心的考試狀況，學校還會把每次重要考試試卷，掃描上傳至平臺。
“家長的手機端同時就收到了，有時候有的家長立刻反饋意見，在以前我們可能不知道問題在哪。現在一旦出現問題，家長就第一時間反饋回來了。有過這樣的經驗以後，大家在教學上的水平都高了很多。”胡嘉對鈦媒體說。
開放後的學校，讓教師從多方面感受到了“壓力”。但他們認為，這本身對學校的教育是形成了一種正向的壓力，它在反向督促教師，出題和閱卷的嚴謹程度，幫助他們提升教學水平等職業技能。
學生們的參與
學生對於校園資訊化的參與程度，衡量著校園“資訊化”的效果。
學校的教學，到底能怎麼利用資訊化技術？怎麼實現創新？天津市岳陽道小學就做了一些有趣的嘗試。
怎麼把農業課程融入到城市學生的生活，岳陽道小學副校長馬巨集為此思考了很久。傳統的辦法，無外乎兩次在校外的象徵性的採摘活動，但問題是——學生根本看不到植物生長的過程。
物聯網種植園，成為了岳陽道小學利用空間的辦法之一。學校教學樓頂樓是一個開放的空間，曾經作為學校室外體育活動的補充場地，但後來發現這樣的做法存在安全隱患。為了符合樓體使用要求，於是學校將這一塊地規劃為物聯網種植園。
物聯網種植園安裝了攝像頭，在土壤深處植入了感應器。這些裝置實時監控突然的資料變化，可以感知土壤的營養狀況，溫度與溼度等指標。
天津市岳陽道小學教師向鈦媒體介紹物聯網種植園（拍攝/鈦媒體李程程）
每一片土地都能通過攝像頭，實時傳輸情況到手機終端的APP，學生能夠在教師裡甚至在家裡，實時地監控他所管理的區域的植物生長狀況。
學生不僅能夠觀察到植物每天生長的變化，在手機端還能利用APP給植物開啟補光燈，以及進行養料和水分的補給，根據不同的植物或者蔬菜的習性來管理種植園。
“智慧校園平臺讓我覺得最大的特點是，它是讓你能做你個性的事。因為各個學校對教育資訊化的訴求是不一樣的。”馬巨集說。
學生可以通過APP給物聯網種植園的植物澆水、補給光照和養分等。（拍攝/鈦媒體李程程）
岳陽道小學同樣是一家百年老校，創建於1911年，前身為私立競存小學，位於天津市最著名的“五大道”上。這片空間現在被稱之為五大道上的“空中花園”。
就是在這一方樓頂之上，得益於資訊化手段之下的物聯網種植園，岳陽道小學開展了多種豐富的課程活動。當蔬菜瓜果成熟需要採摘的時候，學校又引入了烹飪課程；他們還帶領學生收集樹葉和乾花，通過工藝美術課，製成書籤，滴膠手機殼等；同時，這裡也是學校美術團隊一個非常喜愛且安全的寫生基地。
鈦媒體在調研這家小學時發現， 岳陽道小學對於微信小程式的在教學上的利用頗為深入，這類輕量、易學的小應用，正成為師生之間的新寵。
他們通過一款“飛花令”的小程式，利用古人流行的文字遊戲，規定時間內說出含有規定關鍵字的詩句，在學校掀起了一股詩詞背誦和接龍的風潮；他們普及了一款拍照識別花識別植物的“形識花”小程式，讓學生多看、多收集，於是他們“下了課就找校園當中的花朵，放了學沿路還要讓家長去給他照周圍的花草。”
“這樣的智慧教育是接地氣的。”馬巨集告訴鈦媒體，基於教學一線問題作為導向，資訊小組進行研究。這樣一個機制的形成，也助推了學校教育資訊化的一個向前的發展。
“資訊小組的老師也在我們教師當中圈粉不少，讓更多的老師儘量的消除自己的職業倦怠。讓我們認識到，教育資訊化不是洪水猛獸，它是很親民，很親近，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有獲得感。”馬巨集說。 （本文首發鈦媒體，採訪、撰文/李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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