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建章： 低生育率會影響 20-30年後中國的創新能力

[ 摘要 ]到本世紀20年代後半期，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14.3億左右，人口數量將經歷從低增長到零增長再進入負增長的歷史性轉折。

中國的人口問題，正不斷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前不久召開的全國政協雙週協商座談會，聚焦在“中長期人口變動與經濟社會發展”這一主題。會議指出，應通過政策調整及時遏制出生人口數大幅下滑，應加快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等。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斌在上述會議中介紹，到本世紀20年代後半期，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14.3億左右，人口數量將經歷從低增長到零增長再進入負增長的歷史性轉折。

目前中國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包括老齡化速度加快、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人口發展不平衡等。據會議的資料，2017年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1.4%，預計2035年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從23%增至29%。而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將從目前的9.9億降至2050年的7.9億。

為改善人口結構，2016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 全國政協人資環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在育齡婦女規模大幅下降情況下，2016、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達1786萬、1723萬，為本世紀的最高水平。不過，今年起，全國出生人口明顯回落，全面兩孩政策短期效應結束，生育水平處於下行階段，需要高度重視低生育率的長期影響。

針對這些人口領域的熱點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攜程旅行網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樑建章。同時，樑建章也是一位深耕人口學領域10年的人口專家，他通過撰寫專欄文章、公開演講等方式，對中國的人口問題頻頻發聲 。

中國生育痛苦指數高

《21世紀》：你曾經提出“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是年輕人不愛生孩子”？

樑建章：年輕人不愛生孩子，是因為中國人的生育痛苦指數很高。

第一，高房價收入比。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價突破6萬元，廈門、廣州均價達3萬元，杭州、南京等則突破2萬元。高房價極大地壓抑了城市夫婦的生育意願。

第二，高育兒成本。中國人特別注重教育，家長不得不花錢上各種課外培訓。一個典型的中產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費是3萬元，從出生到18歲需要50多萬元。若算上二孩額外的住房面積和看護成本，一二線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超過百萬。

第三，看護困難，中國的託兒所奇缺。如果夫妻雙方在小孩兩三歲前都必須參與工作，他們只能長時間僱傭保姆或由家中老人幫助看護。但年事已高的老人已越來越不願或沒精力照看孩子，尤其是二孩，很多父母在堅持工作同時只能僱保姆或月嫂。近幾年，一線城市月嫂工資薪資猛漲，與香港的菲傭薪資相差無幾。

第四，中國女性參加工作的比例高。中國女性這麼強，生小孩的機會成本也是很高的，許多職業女性面臨要升職還是生孩子的兩難選擇。

不愛生孩子就等於低生育率難以改變，負面影響顯而易見。

人口老齡化與“阻擋效應”

《21世紀》：人口是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創新力的？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哪些問題？

樑建章：人口對國家的創新力影響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是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

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老齡化主要是公共財政問題，勞動力數量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迅速減少，使整個社會養老成本、稅收增加。老年人口將會給公共養老制度帶來沉重的負擔。

我認為，這些負面影響是溫和且可控的。而老齡化人口結構對整個國家的創業創新參與度與參與活力，會產生較大影響。

老齡化國家中的企業更容易具有老齡化的員工結構，即，企業內部高階、重要的崗位往往被資歷高的老齡員工佔據。隨著人口增速的放緩，老齡化程度將越發嚴重，年輕勞動者的比例越少。

而老齡化的員工結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年輕人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在公司被晉升到對積累創業所需業界經驗有利的職位，人力資本積累緩慢。進而，老齡化的人口結構降低了所有年齡段的創業傾向與比例，這就是人口學上的“阻擋效應”（The Rank Effect）。

人口是綜合國力的根本，而人口眾多是中國現階段的核心優勢之一。綜合國力的競爭本質上是科技和創新之爭，這歸根結底又表現為人口之爭。

因此，需要儘快推出大力獎勵生育的政策，巨集觀目標是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附近，促進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均衡與可持續發展。

《21世紀》：有觀點認為，中國仍將長期處於人口紅利期，你如何看？

樑建章：看待人口紅利問題有不同的維度，從總量來說，人口紅利已開始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限，每年可能就1%左右。但如果從20-40歲的年輕人口維度看，下降的速度是較快的。

大城市平均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全面兩孩政策雖已施行，但很多人選擇不生二胎或不結婚，這就非常嚴峻。人口問題的影響往往具有延遲性，目前的低生育率可能會影響20-30年後中國的創新能力。

用真金白銀鼓勵生育

《21世紀》：你一直呼籲政府應加大對生育的補貼和獎勵？

樑建章：當下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銀，通過社保減免等方式鼓勵生育。這些投入就好比自建公路、鐵路一樣，最終會流回經濟體。

我建議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第一，個稅專項附加扣除按小孩人頭抵稅。要切實減輕育齡夫婦撫養孩子的負擔，政府有必要對養育家庭進行財力支援。

按照10月20日公佈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子女教育、繼續教育、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贍養老人5項開支均可按標準定額從應納稅收入中扣除。

據我們測算，目前一個典型的城市家庭撫養一個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約是3萬元。考慮到邊際成本遞減，假設撫養兩個小孩的成本為5萬元。若夫妻兩人年總收入為25萬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養育兩孩每年抵扣額為2.4萬元，在20%的稅率下，家庭一年只能節省4800元，與年均5萬元的養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對此，我們建議將個稅專項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擴充套件為“子女養育”，不僅讓抵稅時段涵蓋孩子0-3歲的階段，還應該提高抵扣金額。

第二，把0-3歲入托率提高到50%。大量年輕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難。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原衛計委的資料顯示，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我們建議把0-3歲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這點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約十萬個幼托中心。

第三，把0-3歲的幼兒教育列入義務教育。研究顯示，對社會來說，學前教育具有極高的回報價值。為此，我們建議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第四，取消各地非戶籍人口的入學限制。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戶籍就業者佔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卻根據戶籍人口規模來規劃配置教育資源，導致非戶籍孩子入學難。其後果是，不少到了結婚生子年齡的年輕人，面臨著要麼離開城市、要麼讓孩子回鄉成為留守兒童的兩難選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生育計劃，甚至放棄養育小孩。

我們建議取消各地非戶籍人口的入學限制，只要是中國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獲得義務教育，讓外來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並讓他們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園、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