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的下一個拐點
埃爾克哈特市（Elkhart）位於印第安納州與密歇根州的邊界，人口剛剛超過5萬。該市處於兩河交匯之地，聖約瑟夫河（St Joseph）與埃爾克哈特河流在這裡碰頭，一條大街緊鄰埃爾克哈特河，街上坐落著些許小商鋪。城市是無特定形狀的、綠樹成蔭的郊區，而分散在郊區的是美國最大的房車（RVs）生產商的工廠，成排製造完成的旅行房車放置於工廠搭建的巨型棚屋之外。
現代房車的設計令人印象深刻，皮革裝飾的“陸地遊艇”配有平面屏電視和燃氣壁爐，非常適合環美自駕遊玩。製造房車是最具經濟週期性的業務之一。儘管房屋和汽車等高價物品的銷售量會隨著商業週期不可避免地增加或減少，但是房車更容易受到商業週期的影響。只有汽車和房屋升級後，消費者才會考慮移動的家。當金融恐懼蔓延時，房車生產商面臨著艱難的時期。
在埃爾克哈特市，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從事旅行房車相關的工作。2007到2008年間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跌到20世紀30年代後的最低谷，當時工廠的就業率下降了大約50%。失業率幾乎增加了五倍，高達20%。城鎮的收入和人口數量下降。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的就職演講後優先考察了埃爾克哈特市，這一舉措充分彰顯了奧巴馬政權所面臨的巨大經濟挑戰。
隨後這個城市逐漸遠離經濟崩潰的邊緣，到奧巴馬總統的第一個任期結束時，這個城市的失業率下降了50%以上。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結束，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上任的交替時期，這一比率再次下降了50%以上。今年早些時候，美國人開始花錢購買一些奢侈品，失業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僅有2%。該地區公司的就業崗位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局面。好時光又回來了。
但是好時光能持續多久？總有一天，吹綠嫩芽的經濟復甦之潮會徹底轉向，從而引發新一輪的經濟衰退，讓全世界都措手不及。很難說這種情況什麼時候會發生。美國經濟週期報告表明蕭條既有可能在經濟復甦潮中開始孕育，也有可能接踵而至。實際上，美國沒有超過一年的經濟持續增長記錄。然而其它許多國家都有，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荷蘭都在持續增長，記憶中這一增長持續了超過二十年。然而，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會結束。
雖然對於全球經濟衰退的構成實質沒有確定的看法，但全球經濟衰退通常表現為全球經濟大幅下滑和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下降。大致說來，自20世紀80年代後，全球經歷了四次衰退：分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1990年代初期，2001年，以及2007-08年的危機。
每一次經濟衰退都會出現GDP增速放緩，貿易增長急劇下降以及金融業緊縮等情況。根據哈佛大學的金融行為與穩定研究專案，在1800年至2016年間，平均每年有四個國家遭遇銀行業危機。從1945年到1975年，當全球金融體系受到嚴格控制時，好幾年完全沒有遇到銀行危機。然而，自1975年以來，平均有13個國家每年會遭遇一次銀行危機。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放鬆對國民銀行體系的管制和解除對全球資本流動的限制開啟了經濟興衰無常的新時代。然而，自2009年後對資本流動實施的重新監管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上面提及的場景。突出的跨境金融債權的當前價值為30萬億美元（並且還在持續增長），這一數值低於2008年35萬億美元的峰值，但是遠高於1998年9萬億美元的水平。
儘管時間不是經濟繁榮的衰減原因，但是其中會有許多潛伏的危險。比如，全球範圍內的政策正在緩慢、但毫無疑問地變得不利於經濟的繁榮發展。事實確實如此，美國最近才通過了預算緊縮的稅制改革，這有望擴大其赤字，從而促進美國的消費。其餘大多數富裕國家的政府借貸持平。在大多數新興世界中，預計未來幾年赤字將會縮小。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控制其經濟的信貸依賴，並取得一些成功。
中央銀行就是影響經濟長期繁榮的無情劊子手，它影響著貨幣政策的不斷變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自2015年底以來一直在逐漸提高其基準利率。英格蘭銀行於2017年開始效仿美聯儲，預計未來幾年將繼續緩慢加息。歐洲央行（ECB）將在12月終止其刺激性的債券購買舉措，且可能在2019年底開始提高其基準利率。
國際金融環境雖然仍相當寬鬆，但最近卻有所吃緊。大多數央行對經濟的疲軟不那麼關心，而更關心通脹問題。如果央行反應過度，全球經濟可能會比預期放緩更多。
尤其是美聯儲，正踏上艱難之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和金融週期聯絡變得更加緊密。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聯絡仍然不夠緊密，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歐亨尼奧·切魯蒂（Eugenio Cerutti）、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斯泰恩·克萊斯森（Stijn Claessens）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e）認為，全球金融因素只能解釋不超過四分之一資本跨境流動的問題。
但是其他經濟學家不同意這一看法。倫敦商學院的海琳·雷伊（Hélène Rey）將全球金融週期與全球經濟波動的風險偏好聯絡起來，而風險依賴於美國貨幣政策的立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奧斯卡·霍爾達（sscar Jordà）和艾倫·泰勒（Alan Taylor）及其同事發現，在一個多世紀以來，股票價格等跨境金融變數的波動是最為一致的。
美國貨幣政策隨著全球市場轉變。為了解決金融危機和隨後的疲軟復甦，美聯儲主要是通過量化寬鬆（QE），即印鈔購買政府債券資產的舉措努力促進美國消費。世界各地已經感受到了這項政策的效果; 由於美聯儲購買資產壓低了美國政府債券的收益率，投資者開始在其他地方尋求更好的收益。因此，資金流進了新興世界。以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公司的債務大致翻了兩番，除了銀行企業。中國企業現在擁有大約4500億美元的債務，而2009年幾乎沒有。
一個更強硬的美聯儲意味著會給這些借款人帶來麻煩。自2014年以來，由於美國經濟走強和利率上升，美元在貿易加權基礎上上漲了近25％。對於那些擁有本幣貨幣和美元債務的人來說，美元越貴越困難。
因此，借款人縮減開支，緊縮信貸。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興市場的問題增加了人們對避險貨幣的興趣。因此而引發的趨勢增加了其他新興市場的負擔，可能會引發蔓延性的迴圈。新興世界目前可能避免連續的金融危機，但其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佔全球增長的更多）將面臨艱難的調整，這也將對發達經濟體構成壓力。
新的世界性危機
正如這篇報道所要闡釋的，發達國家難以應對這樣的壓力。過去，應對短暫的經濟危機較為簡單，即央行將降低短期利率直到情況好轉。但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後，各大央行將會將利率降至零，而緊隨其後的經濟恢復使得發達國家央行寸步難行。
儘管在危機後利率提升最多的美聯儲，也將在進入下一次經濟危機後，保有極小縮減利率的空間。在經濟衰退期，各大央行可能會採用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使用的急救措施，例如量化寬鬆政策。但此類措施從政治層面將難以被採納，並且難以確保其刺激經濟的成效。
財政刺激能恢復停滯的經濟，但調動政府預算以幫助經濟的恢復，將是困難之舉。縱觀發達國家，從2007年開始，平均政府負債額已超GDP的百分之百，增長率超30%。而新興市場負債增長率同樣在上升，平均增長率從佔GDP的約35%到超50%。
在過去的金融危機中，為大規模財政刺激而制定的計劃在政治層面難以實行，而這種情況在下次金融危機到來之際將更為艱難。在歐洲，債務危機將政府逼入命懸一線的境地，而此刻任何有關借貸的討論都將可能成為成為關於歐共體債務危機的政治攤牌。
最後，政治可能會成為應對新的全球經濟危機的最大絆腳石。十年前，當瓦解的金融制度成為薄弱環節時，從各國央行間的親密合作到G20這個危機對話機制，政府間合作為避免更大危機的產生起到了積極作用。而現在的世界經濟與以往不同。作為全球經濟系統的關鍵的美國經濟，如今由特朗普掌控。而英國可能會以混亂的方式脫歐，歐洲其他各國的政治環境也早已烏雲密佈。
大多發達國家如今出現了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黨派，期待著在出現新一輪經濟危機的跡象時使經濟資本化。許多新興市場也出現了經濟衰退。民族主義和鐵腕政策受到追捧。中國由習近平一人獨攬大權，這不經令人擔憂而由特朗普引發的貿易戰，公開地破壞了中美關係。
2007年的金融市場孕育了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但政府能夠動用貨幣、財政及外交資源阻止危機破壞全球經濟。可如今經濟多米諾效應通常發生得猝不及防，在很多方面，如今更大的經濟和政治環境要令人更為生畏。下一次經濟危機可能發生起來要更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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