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哪些不能推開的科學之門？
這兩天“基因編輯嬰兒”的新聞持續發酵，討論聲鋪天蓋地。
事實上，關於這個新聞本身的討論已經夠多了，但我們覺得或許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從另一個角度提醒大家：科學倫理的門鎖，不僅掛在基因科學上。從生物學、藥學到遺傳學、神經科學，再到電子工程和AI，人類不應該推開的科學大門還有很多。
在我們批評和指責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時，也應該看到：這次事件或許證明了，在學術噱頭與名利場遊戲的驅使下，更多關乎生命與人權的科學倫理禁忌已經岌岌可危。事後的指責固然必要，然而預見性的提防與規則建設才是避免問題的根本。
客觀而論，某些領域的科學發展，是需要以人作為試驗品的。然而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在這個科學家與人類社會的公認準則下。很多科學倫理原則在現代科學史上被陸續提出，從1964年禁止以人體作為醫學研究物件的《赫爾辛基宣言》，再到1979年保護醫藥受試者權益的《貝爾蒙特報告》，直到去年由產業與學術界共同釋出的《23條人工智慧發展原則》。
學術界、產業界已經連同社會各界，於不同學科中，在科學與生命倫理的矛盾地帶設立了禁區。
以下幾種“科學實驗”，都已經被標註為人類不應該走入的科學禁地：
可能影響人腦的腦機介面與腦裝置植入
宇宙和大腦，被認為是人類最終極的兩個研究方向。
然而與宇宙不同，腦科學的實驗觀測必須小心翼翼，涉及活體實驗尤其如此。
近兩年，無論是產業界還是學術界，腦機介面都成為了新的熱門詞彙。鋼鐵俠馬斯克投資了腦機介面公司，讓這個未來科技的熱度突然飆升。
但無論是用電流刺激大腦，這個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概念；還是腦機介面、腦植入晶片這些未來概念，都必須遵守一個實驗原則：實驗必須證明不對受試者本身產生任何影響。
這裡的倫理困境在於，對大腦施加某種影響，已經被證明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性格、記憶，甚至自我認知。
這就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無論是想改變大腦中某種特性（比如治療網癮），還是增強大腦（強化記憶力），或者讓大腦直接與外設裝置聯絡（神經元指揮義肢），都可能帶有難以明確的副作用。
比如2016年美國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一位用電流刺激大腦，以期望治療抑鬱症的病人，開始出現懷疑生存價值，無法控制自己語言等問題。
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腦機介面、大腦植入裝置這些技術，可能以多強程度改變一個人。植入了某個裝置之後，人類還能在多大程度保有自己？即使有1%的自我被他者裝置所擠佔，那也是倫理上無法應對的問題。
早在2011年，美國DARPA國防高階研究計劃局公佈了一個研究成果，他們通過晶片植入的方式，讓昆蟲便成一個可控制的“傀儡昆蟲”。那麼腦機介面等研究是不是也蘊藏了改變一個人，甚至控制一個人的可能？
基於這個風險，科學界共同禁止一切可能對人腦產生影響的實驗，尤其反對軍事目的的神經科學技術實驗。
然而可悲的是，今天我們身邊並不乏“電擊大腦治療網癮”，甚至“用大腦儀器讓孩子變聰明”的報道。
教AI做“電車難題”
今天為科學公約所禁止的實驗，大部分都關乎人類機體本身，以及胚胎、器官等生物領域。但在純虛擬的世界，科學倫理問題也愈發凸顯。
比如上面提到的《23條人工智慧發展原則》，就明確提出禁止訓練AI智慧體在人類生命中做出選擇。直白點說，就是不能教育AI做著名的“救一個人，還是救十個人”的“電車難題”。
這個問題可能看起來僅僅是個邏輯悖論而已，但實際上這卻可能引發與激化已經非常明顯的AI倫理衝突。
比如AI的歧視可能進一步加重。
中歐某國的一家連鎖店，曾經在不久之前被曝光，店裡的機器視覺系統被訓練為，通過衣著服飾等因素來識別顧客的民族和身份地位。並提醒售貨員進行區別對待，以增進銷售額。這顯然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歧視和民族歧視。
美國某海關，也曾在去年被爆出使用AI演算法來尋找毒販。這聽起來挺好，但它的工作原理是學習毒販的穿衣打扮，然而在類似衣著人員出現時，提醒工作人員進一步搜查。這樣做的後果，是某些拉美國家的旅客被反覆搜查，惹出來種族歧視的麻煩。
在AI已經很嚴重的歧視問題基礎上，做那些拷問人性的訓練，並以之作為AI的應用標準，這顯然是非常危險的。很可能推匯出救援AI先救富人，無人駕駛汽車在事故不可避免時先撞老人這樣的問題。
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就無法合上，這條讓AI學習人性矛盾之路的最終進化版本，或許就是廣受唾棄的自動殺人武器。
伯納德實驗
1968年，美國兒童精神病學家彼得·紐鮑爾團隊開始了一項被人指責了數十年的實驗。
科學家們讓被父母遺棄的兩個女孩，葆拉和埃莉絲分別被不同的家庭領養。35年後她們才知道自己居然有雙胞胎姐妹。這就是科學史上引發無限爭議的伯納德實驗，也被稱為雙胞胎分離實驗。
這個實驗的本意，是想要證明一個人的成長環境究竟可能對人產生怎樣的影響。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少先天和多少後天部分組成。
在兩個女孩成長過程中，科學家每隔幾個月就會暗中觀察並記錄一下成長情況，希望從中解答“個性究竟是怎麼形成的”。
事實上，雙胞胎從小分離也並不少見。然而這個實驗的殘忍之處在於，實驗員必須在明知道雙胞胎情況的條件下，不告訴二人自己有兄弟/姐妹，以此來完成實驗。
顯然，這對於人倫關係是個巨大的挑戰，因此也被列為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中的禁忌實驗。
以人類為受試物件的多種遺傳學實驗
更加需要人類參與受試的，是遺傳學領域的若干實驗。這次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也屬於這一範疇。而在基因技術之外，還有不少遺傳學的人類實驗被列為禁忌。
比如這兩年取得很多突破的光遺傳學，在今天也沒有證明具備人體實驗的條件。
所謂光遺傳學，是指向生物體內注射仿生自水母的毒素。從而使細胞膜中某些離子通道可以對光產生反應。然而在用聚焦光束去照射腦組織，可以觀察到腦細胞的放電頻率。
這一實驗已經在小白鼠身上取得了成功，科學家當然最終希望能夠以此解釋人類的大腦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揭開這個謎團，對生物學和醫學來說意義簡直無法想象。但由於注射毒素並不能證明對人體是無害的，並且觀察腦細胞也可能帶來大腦損傷。因此光遺傳的人類實驗今天還是禁忌專案。
另一個不能做的實驗，是觀察胚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這個人類誕生的謎團，今天在理論上可以用在胚胎細胞中注入某種基因，然而通過追蹤該基因活性的方式，來觀察人類的形成之謎。但由於風險過大，有可能對嬰兒造成不可逆影響，其被禁止在孕婦身上實驗。
相關的實驗還有很多，比如腦組織切除實驗、遺傳標記剔除實驗等等，但就像這次的基因編輯嬰兒所引發的爭議一樣，科學家和全社會，都無法對被作為試驗品的真實人類負責。因此鎖在門後，等待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才是它們的歸宿。
人獸界限實驗
還有一項禁忌，是生物學和進化論研究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人和猿，到底有什麼區別？
想要搞清楚這個謎題，或許最簡單粗暴的辦法就是嘗試人猿雜交，以及人與猿互換母體。但顯然在倫理上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另一個相關實驗，就是所謂的“狼孩”或“人猿”。把動物當做人類來撫養，很多科學家，甚至馬戲團和熱愛動物的家庭都曾經嘗試過，事實證明動物的“通人性”程度始終有限，沒有看到太多智力進化的可能。那麼如果把人放進動物群體生長，人會依舊保持人性，還是徹底獸化呢？
這也是一個禁止實驗的問題，我們只能在文學與影視作品裡觀察相關題材。
不難發現，科學倫理問題並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神話，或者掉書袋者的無病呻吟。如果真的失去底線和禁忌，無論是追求真理，還是財富和名譽，人類在科學上將很快喪失人性，徹底淪為結果的努力。
對科學倫理問題的不斷加深認識、推導因果，達成國際共識，是科學安全與人類安全共同的保護鎖。一旦鎖頭掉落，誰也無法肯定大門另一邊會湧來什麼。
那些門，還是讓它們緊緊關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