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新變革——“開放銀行”的現狀與未來
自2014年以來，始於英國的監管部門“自上而下”的推動， 逐漸使系統性的“開放銀行”理念逐步走到金融創新前臺 ，經歷多年探索之後，在近兩年受到各國監管者和金融機構的廣泛關注。
日前，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楊濤就“開放銀行”的相關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楊濤認為， 伴隨現代銀行業的發展，新技術在商業銀行各個層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並且深刻影響著銀行的內部架構與外部環境。從技術和業務兩個層面出發，越來越多的銀行開始關注戰略與細節層面的開放合作問題。
《金融時報》記者： “開放銀行”的內涵是什麼？國內“開放銀行”的發展狀況如何？
楊濤：在“開放銀行”發展的早期， 更多是著眼於資料開放的視角。因為在大資料時代，銀行資料被公認為是最具價值，但又開發嚴重不足的重要“生產要素”。如何通過合理的規則與手段，使得銀行擁有的資料財富被第三方所使用，成為金融科技時代的重要命題。
由此， 初期的“開放銀行”本質上是對銀行資料的共享，同時以API作為實現相關目標的前沿技術手段。 API的全稱名為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即應用程式程式設計介面。其本質是一些預先定義的函式，目的是給予開發人員基於某軟體或硬體得以訪問一組例程的能力並且無需訪問原始碼，或理解內部工作機制的細節。
但隨著理論、監管與實踐的深入，“開放銀行”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例如，根據Gartner諮詢公司定義， “‘開放銀行’是一種平臺化商業模式，通過與商業生態系統共享資料、演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業務功能，為商業生態系統的客戶、員工、第三方開發者、金融科技公司、供應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務，使銀行創造出新的價值，構建新的核心能力。”
2018年作為“後網際網路金融”和“前金融科技”時期，國內的新金融發展開始更加關注主流金融機構的變革。自2018年下半年以來，先是浦發銀行推出API Bank（無界開放銀行），之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等都對外明確釋放了打造“開放銀行”的訊號。
《金融時報》記者：縱觀全球，“開放銀行”正呈現高速發展態勢，歐美等發達國家大力推動“開放銀行”模式在本國落地應用。他們在制度探索、戰略和管理方面有哪些做法和經驗？
楊濤： 銀行業一直是各國金融監管的核心物件，如果出現危機，往往會對一國經濟社會帶來深遠負面衝擊。 因此，銀行業的變革離不開制度與規則引導和約束。
就全球來看， 英國和歐盟的“開放銀行”制度探索走在世界前列 。如英國主要由競爭和市場管理局主導“開放銀行”服務計劃，並由財政部牽頭成立工作組對外發布監管框架。
歐盟則著重從銀行“存貸匯”的“匯”著手，基於已有的《支付服務指令》與《通用資料保護條例》頒佈新的支付服務指令。到2019年9月，歐洲監管機構計劃完成新的技術標準，準確闡明銀行技術平臺與外部公司建立聯絡的方式。
同時，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與香港等也借鑑英國與歐盟經驗，積極推動“開放銀行”監管規則制定。相比而言， 我國的“開放銀行”探索仍然是在銀行業務邊緣地帶“自下而上”實踐，並沒有涉及監管核心問題，如真正進行系統性變革，則亟須監管規則與標準的落地。
無論在各國監管部門對銀行的評級，還是各類媒體和社會組織對銀行的競爭力評價中，戰略與管理能力都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型別。例如，美國的“駱駝”評級法就關注銀行管理水平，主要考察銀行業務政策、業務計劃、管理者能力等。長遠來看， “開放銀行”不僅僅是一項具體的技術或業務解決方案，而且是金融科技時代銀行業戰略轉型的重要方向。
《金融時報》記者： 您是如何看待資料開放和前沿技術對“開放銀行”的影響的？
楊濤： 從狹義角度來看，離開資料開放的“開放銀行”戰略，很可能是不完整的。 例如，英國近年來高度關注開始制定“開放銀行”的資料共享政策，包括建立相關的技術標準和指引。核心是要求英國九大銀行（其他銀行可參照執行）遵循統一的資料開放標準，支援客戶（包括個人和中小企業）將自身賬戶資訊向第三方機構共享，促進金融產品創新，幫助個人和企業客戶獲取更好的金融服務。我國監管部門也推出了《銀行業金融機構資料治理指引》，從質量優化到價值挖掘，銀行業大資料應用已經迎來新機遇。
從銀行角度看，需要解決的一是資料夠不夠，尤其是在傳統結構化資料之外，增加非結構性資料管理；二是資料好不好，在大資料的“泡影”裡面把無效資料、低效資料去除，增強資料質量、加強治理；三是資料怎麼用，包括：數字化、安全、改善管理、業務層面、外部合作等。當然考慮到我國的監管環境，真正的資料開放短期內還難以有較大進展，更多需要做好相關儲備，並且在此過程中不能忽視個人資料資訊保護問題。
“開放銀行”建設離不開對前沿技術的研究與應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層重大技術來看，需關注人工智慧、大資料、網際網路技術（移動互聯、物聯網）、分散式技術（雲端計算、區塊鏈）、安全技術（密碼技術、量子技術、生物識別技術），還有一些尚在發展的前沿技術，如邊緣計算、數字孿生、腦機結合、增強現實等以及有向無環圖（DAG）、雜湊圖(Hashgraph)等下一代分散式技術。當然，不同技術的成熟度和可應用程度實際上是有差異的，這也影響到銀行科技創新的技術路徑選擇。
比如，大資料、雲端計算、移動互聯、機器流程自動化等的技術成熟且應用範圍較寬，可優先佈局和發展；區塊鏈則相對較低，應進行更多的相關實驗。根據自身條件差異，銀行積累強化科技能力的路徑也有不同層面，一是以開放視角下的、企業級的系統研發與整合為核心，在底層合理、適度應用外部技術與裝置；二是以外包與合作為主線，在共贏發展中不斷提升自身適應新技術的能力；三是在整合自身技術資源的基礎上，探索進行外部技術輸出與服務。
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巴塞爾委員會（BCBS）把金融科技活動分為：支付結算、存貸款與資本籌集、投資管理、市場設施等。進一步細化看， 典型的金融科技需求場景包括：金融安全與金融監管、支付結算、融資產品與服務、智慧營銷與服務優化、身份認證與風控、保險服務、智慧投顧與財富管理、信用服務等。
對於“開放銀行”轉型來說，需有效融合新技術、新理念，全面重構原有的業務模式，打造銀行金融科技與實體經濟的全新應用場景，最重要的是兩大創新方向。 一是新型“家庭金融”，即從家庭層面實現消費金融、財富管理、風險管理等多樣化服務功能的配置。二是新型“產業金融”，包括產業鏈金融，即以金融科技創新引領產業鏈優化，服務產業升級、規模經濟、中小微金融與普惠金融等。 除此之外，面對金融混業經營、綜合經營的趨勢，在合規前提下，銀行改革也離不開對其他金融業務型別的探索。
《金融時報》記者：有專家認為， “開放銀行”是以各種平臺合作模式為主，採取自建、合作、參與或投資等四種模式進行建設。對此，您做何評價？
楊濤：近十餘年來，雙邊市場與平臺經濟理論成為國外產業組織理論中進展最為迅速的研究領域之一。在現實生活中，也有越來越多的平臺經濟模式湧現，這裡的“平臺”概念刻畫的是一種現實或虛擬空間，該空間可以導致或促成雙方或多方客戶之間的交易；換言之， 平臺是以某種型別的網路外部性為 特徵的經濟組織。平臺經濟之所以擁有巨大魅力，是因為它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特殊性質。
在金融科技創新浪潮中，主流金融機構普遍運用科技手段全面改造業務流程和組織架構，眾多新興機構加入原有金融服務產業鏈，整個金融行業生態都在發生變化，多層次的平臺模式成為市場結構優化方向。作為現代金融業的核心主體，“開放銀行”最終應該能夠有效推動整個“開放金融”建設，在此平臺生態中可能會涵蓋四類主體：
在業務與經營活動中積極應用新技術，並探索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持牌金融機構；
利用自身技術優勢開展金融業務或對外提供技術服務的網際網路企業；
主要為金融機構或類金融組織提供技術支援與外包的新技術企業；
利用新技術搭建平臺，提供創新型金融服務的網際網路金融、類金融組織。
《金融時報》記者： “開放銀行”會為客戶帶來哪些改變？
楊濤：從根本上看，“開放銀行”變革的驅動力，與金融科技創新一樣，其供給側驅動因素是不斷演進的新技術和變化的金融監管，需求側影響因素則是不斷變化的企業與消費者偏好。
具體看，一是充分適應客戶需求更加多元化、專業化、智慧化的趨勢，真正在客戶服務和以客戶為中心方面實現實質性的快速改進，同時構建了產品和服務的聯合提供鏈條，滿足使用者的全部需求。
二是無處不在的“互動”，因為從居民到企業，我國客戶主體習慣的互動介面，已經快速向移動網際網路時代轉化，整個商業生態都在變，更需要通過“開放銀行”建設，使得未來銀行服務如“網”無處不在，體驗一“點”觸手可及。
三是更好地維護客戶關係，有效實現線上線下的結合。長期以來，儘管銀行電子化程序逐漸深入，但客戶在許多業務環節仍需到網點完成，網點也是銀行內部重要的業務與利潤中心。未來需要真正實現資源重新整合，面對“開放銀行”時代，客戶不再侷限於本地的挑戰，實現“無人”銀行背後“有人”服務，從而更有效地維護客戶服務、感情，增強客戶粘性。
四是從客戶到使用者，再到夥伴。客戶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產品和服務，而且能夠主動訂製和提出需求，甚至最終參與到產業鏈的服務流程中，也成為部分服務的提供者之一。
銀行與金融科技融合的理想境界是什麼？是銀行即服務。
2019年6月14日，億歐智庫研究院將在“2019丨全球新經濟年會·金融科技峰會”上釋出《 2019開放銀行與金融科技發展研究報告 》，深度解讀金融科技賦能開放銀行的融合與落地應用——上海·虹橋·世貿展館邀您見證！搶票連結： https://www.iyiou.com/post/ad/id/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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