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整頓“高燒不退”，第二波利好已悄然開始
【編者按】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針對當前校外培訓機構存在的有安全隱患、證照不全、超前培訓、超標培訓等突出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各地加強校外培訓機構日常監管、規範校外培訓市場秩序、減輕學生過重課外負擔。
持續“高燒”了多年的校外培訓機構，今年終於開始“退燒”。圍繞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全國不少地方正在進行各種改革探索。
本文轉自中國教育報，經億歐編輯，供業內人士參考。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針對當前校外培訓機構存在的有安全隱患、證照不全、超前培訓、超標培訓等突出問題，從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的關鍵環節入手提出了明確設定標準、依法審批登記、規範培訓行為等一系列措施， 對於推動各地加強校外培訓機構日常監管、規範校外培訓市場秩序、減輕學生過重課外負擔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這份《意見》的背後凝聚了社會各界的心血。自今年2月四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以來，為了摸清校外培訓市場及機構現狀，十三屆全國政協成立了專題調研組，赴各地實地調研，召開多場次專題研討會。就在《意見》印發前舉行的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六次雙週協商座談會上，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就“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展開了一次集中“會診”，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校外培訓為何“高燒不退”
北京一所知名小學五年級學生張華（化名）剛和校外補習數學的老師道別，就被媽媽連拉帶拽地匆忙送到了另一家機構的英語培訓班。
張華說：“每天從學校放學後，我都要去上培訓班，每天回家都很晚。”
實際上，不少中小學生和張華的情況相似。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是近年來社會廣泛關注的一個痼疾，也是牽動社會敏感神經的一個難題。黨中央、國務院也高度重視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十三屆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專題調研組已先後前往北京、湖南、安徽調研，召開19場座談會。
在協商座談會上，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介紹，經過密集調研，委員們認為，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是一個複雜性、艱鉅性、長期性的任務，需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政府主導，構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位一體”的育人體系，綜合治理、疏堵結合，深化改革，精準施策。
究竟是什麼導致校外培訓“高燒不退”？
對於孩子們的校外“加餐”，家長們普遍表示，主觀上並不願增加孩子過重課業負擔，增加家庭經濟壓力，但擔心別的孩子培訓了自己的孩子不培訓就會掉隊。
此類“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培訓機構的營銷宣傳，實際上都是迎合也製造了家長的分數焦慮甚至恐慌，讓家長堅信孩子不上培訓班就會輸在起跑線上。把孩子送到了培訓班，家長才感到心理踏實，才覺得自己盡了責。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畸形擴大，家長陪著甚至逼著孩子忙碌穿梭於一個個培訓班，孩子們自然就失去了本該屬於他們的休息、玩耍的時間，所以學生和家長都身心疲憊。
談到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需求關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俞敏洪表示， 以北京某區為例，因為家長眼裡只認定那幾所好的小學，所以拼命想把孩子送進去，而學校容量是有限的，為了招收好生源，明裡暗裡就滋生了許多選拔性測試。
培訓機構有名無實的虛假宣傳，也是與會委員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大連市副市長溫雪瓊說，從表面上看，校外培訓機構過度渲染和家長因焦慮導致的盲從，是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一個重要推手，但究其根本，還是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與教育資源供給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所致。在擇校、擇優、爭學位難以停息的當下，學生、家長、學校都希望通過課外“加餐”補課的方式來提升孩子所謂的競爭力。
這種由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所產生的教育差異，在學校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都有明顯體現。俞敏洪在座談會上說，中國教育不均衡問題，不僅僅是城市學校之間的教育不均衡，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城市和農村以及一些邊遠地區的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
當然，有委員提出“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教育評價方式”和“唯分數論”，也是造成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重要原因。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副市長白清元認為，升學壓力在教育行政部門、校長、教師和學生中間的層層傳導，使課內課外各種能提高分數的做法大行其道，“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建立科學的教育質量評價體系”。
事實上，國內從教育評價角度進行的改革探索，始終沒有停止過。 2008年江蘇推行的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改革，就是通過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和等級測評及高考等多元方式，改變過去相對單一的學生評價方式。
與江蘇的探索相似，近年來上海推出了中小學綠色評價，鄭州、大連等地也進行了相應的評價探索。與此同時，新高考改革也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納入高考，變過去的結果評價為“過程評價+結果評價”，這是對傳統高考的重大突破。
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副省長陳星鶯對此提醒說，這些改革都很有價值，但過程評價的尺度掌握和節點控制很重要，要謹防額外加重學生負擔。
教育供給側改革可為校外培訓熱“降溫”
持續“高燒”了多年的校外培訓機構，今年年初因一份緊急通知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溫雪瓊說， 之所以校外培訓始終“高燒不退”，與部門監督職責不清，法律規定不明，對校外培訓機構資質註冊混亂、“走商不走教”打教育諮詢和培訓擦邊球、超範圍經營、超性質營利、超前超綱教學、“佔坑”排位、過度營銷等缺乏有效約束，監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帶等諸多因素有關。
據溫雪瓊介紹，他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教育培訓機構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門辦學許可的不到總數的20%，經工商部門登記的諮詢企業佔60%，沒有辦理任何手續從事教育培訓的則超過20%，而校外託管機構因為國家沒有明確規定，所以校外託管機構都沒有辦理相關手續，其潛在的安全、食品、衛生、消防等隱患問題令人擔憂。
今年2月，教育部會同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針對“存在安全隱患、證照不全、超前超綱培訓、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到培訓機構講”等六大問題，開展了專項治理行動。與此同時，教育部還專門印發公告，規範面向基礎教育領域組織的競賽、掛牌、命名、表彰等活動。對此，俞敏洪表示，此次整頓把培訓機構和公立學校的利益關係進行了切割。
對於當前“高燒不退”的校外培訓，委員們開出了5劑教育供給側改革的“藥方”：治理校外培訓機構、規範學校辦學行為、優化學校課後服務、統籌利用社會資源、深化教育綜合改革。
根據調研結果，委員們認為，治理校外培訓機構，就是要治理無資質的“黑機構”，治理名實不符、打著其他旗號從事培訓業務的假冒機構，治理不遵循規律、家長學生對質量不滿的偽劣機構，治理有證無照、有照無證的不規範機構。
到底通過什麼手段使校外培訓市場實現良治？委員們認為，治理培訓機構涉及面寬、政策性強，相關部門要積極穩妥、從實際出發，該停的則停，該改的則改，該鼓勵支援的則鼓勵支援；應抓緊出臺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對有關條款作出明確具體規定，提高依法辦學和依法行政的科學化水平。
對此，委員們建議，要規範培訓機構的入門標準和程式、規範業務專案和收費標準、規範培訓內容和培訓用書、規範公開資質資訊的內容和平臺。同時，還應當推進事中事後監管，做好部門聯合執法工作，促進培訓機構強化辦學主體責任。
治理校外培訓市場離不開規範學校辦學行為。委員們認為，學校教師不得參與校外培訓，或誘導學生參加培訓，或被培訓機構作為名師招攬生源；學校也不應和培訓機構舉辦“佔坑班”及各種競賽活動，不得將培訓機構有關證書、獎項與入學掛鉤。同時，嚴格落實義務教育學校免試就近入學、一年級“零起點”教學，防止層層傳導升學壓力，造成所有學生競相“搶跑”和家長經常性焦慮。
在優化學校課後服務方面，有不少委員認為，學校是教育主陣地，辦好學校課後服務，家長省心省錢，是使校外培訓熱“降溫”的根本之策。學校舉辦的課後服務，既可以是由學校辦的照看學生、完成相關作業的託管班，也可邀請社會人士舉辦興趣班，滿足學生音體美等方面愛好，還可引入優質校外資源進校辦補習班和特長班，主要解決有的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和有的學生學有餘力的問題。當然，對於課後服務這件學校的“分外”之事，政府應在經費等方面給予支援，建立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服務型收費等課後服務保障機制；學校應堅持家長學生自願原則，教師不得為本班學生集體授課或補習，服務專案的實施要在家委會監督下進行。
對於學校課後服務資源供給，委員們建議，統籌利用社會資源，一方面可以把各級黨委政府部門多年來建設的少年宮、文化宮、青少年實踐基地、社群活動中心等納入學生課外服務範疇；另一方面可利用資訊化、人工智慧等技術手段，提供網路資訊資源和平臺，讓每個學生選擇適合的教育，接受個性化服務，同時重視發揮社會志願者作用。
解決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除了呼籲國家加快考試招生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制度外，委員們還提出，國家應當通過調整教育結構、優化學校佈局、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等綜合改革方式，努力使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糾正“不輸在起跑線上”的錯誤導向，樹立正確的成才觀，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讓校外培訓失去生存土壤。
學校亟待發揮“減負攻堅戰”的主場作用
在多地的調研時委員們發現，面對“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不少家長心存這樣的疑惑：現在，大家都在提倡給孩子減負，學校早早放學了，但孩子成績上不去，好學校選拔優秀生源的方式沒有根本改變。而面對如此激烈的競爭，家長們在學校無法補課的情況下只能轉向校外培訓機構，給孩子加碼補課。
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減負攻堅戰”的一個悖論，甚至有的地方出現過家長們不希望減負的極端做法：公辦學校一旦減負，家長就把孩子送到民辦學校就讀，或者送進校外培訓機構學習。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東城區史家小學校長王歡認為，學而不融、學而不當和學而不適這三種現象尤其讓人感到焦慮。客觀地說，學生成長和發展，確實離不開學校、社會、家庭“三位一體”的綜合關注。但對於學業負擔的認識，大家從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認識，“從基層學校的角度，我覺得很多抱著‘我是為你好’所進行的各種拔苗助長行為，加大了學生負擔。而且由於一些學校在發展過程中熱衷於形式上的課程創新，甚至有學校開發了幾百門課程、舉辦各種形式主義的自主學習活動，這既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國家課程的正常實施，也無形之中加大了學生的負擔。比如，有的學校倡導科科辦小報、人人當編輯，要求孩子放假歸來交一摞小報。這些缺乏學科整合、家校融合的做法，其實也加大了學生的學習壓力”。
溫雪瓊認為， 由於教育供給還不夠充分，雖然目前學生的校內學業負擔確實減了不少，但校外負擔比過去增加了。 而且校內減負，主要是減在校時間，課程難度、考試難度雖然降低了，但還是難度較大。學生所學的課業在校內消化不充分，進而導致不少學生選擇課外繼續加碼。因此，課內提質是課外減負的前提。
究竟如何提質？溫雪瓊建議，要充分發揮學校在這場“減負攻堅戰”的主場作用，基於學生課業的真正需求，真正實施適度的“培優”“補差”等教育服務，以滿足不同發展起點學生的差異化需求，減少學生對校外培訓的依賴。同時，學校還可創造條件為學生髮展特長、開展興趣活動等提供空間。
據介紹，圍繞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全國不少地方正在進行各種改革探索。遼寧省現在已經將16門地方課程整合為3門，減少重複機械作業，以打造高效課堂，保障學生在學校就能吃飽、吃好，無須在課外過度“加餐”。江蘇揚州啟動實施了“三增一減”改革，即增加一個小時的睡眠、增加一節課外活動、增加一門生活技能，然後把課外時間擠滿，提高課內質量。該市初中生的學業水平抽測結果顯示，受抽測的12個指標中，有9個指標全面提升。
座談會上，對於提高課堂效率，不少委員將目光聚焦到了優化校內教育資源、加強教師培養和配備上。
俞敏洪建議，要真正讓教師在各個學校之間互相交流，讓好教師流動起來，減少小學和初中學校之間的差距。他說：“教師配置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所學校的好壞。讓好教師流動起來，或能有效改變熱點學校擁擠不堪、薄弱學校生源不足的極端現象。”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 “共享”“整合”和“資訊化”成了治理校外學業負擔重的關鍵詞。 溫雪瓊認為，要發揮優質學校的帶動力、落實教師交流“縣管校聘”制，增強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的共享性，使集團化辦學切實成為教育均衡發展的新動能。
溫雪瓊建議， 廣大中小學可充分發展智慧教育，通過網路名師課堂，實現優質教育公共資源開放共享，滿足學生多元化需求，推動學科課程門類統籌整合，避免重複交叉。
與會的一些委員認為，近年來，隨著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國家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廣大中小學校整體設施、辦學條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已經初步具備了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教育服務的條件。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教育系統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張雪說，與其把學生交給校外培訓機構，還不如學生放學後留在學校接受由學校提供的課後服務，這也是家長最放心、最經濟、最惠民的方式。因此，建議國家應堅持以學校為解決“三點半”難題的主要場所。
在具體實施路徑上，張雪提出，可採用三種方式：
一是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即由政府出資引入社會上的體育、藝術、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到學校組織中小學生開展課後活動。比如，近年來，北京市按每年城區生均700元、郊區生均900元劃撥經費，購買社會服務開展課外活動計劃。
二是校外活動機構提供多樣化服務，即政府統籌少年宮、科技館等，將優質資源引進學校，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比如，湖南省湘潭市整合了20個自建場館、8個共建場館建設青少年示範性綜合實踐基地，開設了30門特色課程，實行送課到校。
三是由學校直接提供課後基本服務，就是以本校教師為主體，放學後繼續面向有需求的學生，比如為學業困難的學生和學有餘力的學生進行學業輔導，或者開展素質教育的課程及活動，或者看管低年級學生在校完成作業。比如，安徽省銅陵市開展的“快樂三點半”課後服務活動，就是如此。
張雪建議，在此基礎上，學校既可與大學生志願服務、實習實踐結合起來，特別是鼓勵師範生和藝術類院校的學生髮揮專業優勢，積極參與課後服務，還可依託社群開展聯合託管服務，組織家長義工、社群志願者、退休老教師等人員，利用社群的場地資源，提供便捷的課後教育服務。
整頓培訓機構任重而道遠
最近，隨全國政協領導去幾個地區調研後，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階中學校長唐江澎心情格外沉重：“調研讓我意外發現，原來校外培訓市場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原來我們學生的學習狀況已經到了如此之境地！我真是感到觸目驚心！”
在座談會上，唐江澎援引了兩個資料：目前，全國有80%以上的學生在校外培訓機構學習，這80%裡面又有80%的學生選了兩門以上文化課培訓。
“今天，在走廊擁擠、環境閉塞、安全不能達標的地方學習的這些孩子，是擔負我們民族復興大任的人，而他們的青少年時代都是在這樣的培訓機構裡度過的！所以，看了這種狀況後，我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痛心！”
不只是唐江澎有這樣的感受和擔心。在談及學生減負效果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四中校長馬景林表示：“我特別希望，民辦培訓機構能真正成為公立學校的有益補充。因為，現實中，一位教師因為要關注50名甚至100名學生，所以他根本沒辦法關注到每個學生。因此，有部分學生確實需要一對一的幫助，有些知識真的不是一遍就能學得會的，有些學生真的要學兩遍。如果在民辦培訓機構仍然只是重複式學習、訓練，那麼學生的負擔將會成倍增長。”
事實上，馬景林期待的背後，是一個龐大的校外培訓市場驅使著社會、家長趨之若鶩地把孩子們送進培訓機構，使得這個市場越滾越大。據統計，2016年，中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市場規模是8000億元人民幣，參與課外輔導的學生達到1.3億人次。
面對培訓機構存在的收費不規範、標準不統一、超綱教學、虛假宣傳等一系列問題，委員們認為，應當推動培訓機構監管立法，加強行業自律，嚴格規範學科類培訓，釐清教育諮詢和培訓概念內涵，清晰託管機構服務與培訓行為邊界，明確准入標準和條件；對於教育培訓，尤其是涉及學生課業的培訓，要嚴格審批程式，嚴格依法依規執行。同時，明確部門職責，健全聯合執法與日常監管機制，對教育部門賦予更多的協調統籌監管職責，對公安部門賦予更大的執法整治職責，責令工商、民政、人社等部門也要嚴格履行“誰審批誰監管”的責任。
據介紹，目前全國已完成20多萬所校外培訓機構的摸排工作，160多家培訓機構先後簽署公約，承諾依法、誠信、規範辦學。
校外培訓也屬於教育範疇，既然是教育，就應該貫徹落實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把育人放在首位。孫惠玲建議，校外培訓機構應當發揮所長，自覺成為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應該針對個性化需求的人群提供學校教育提供不了的服務。
俞敏洪建議，對於培訓機構的整頓，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還應當持續進行下去，不能讓整頓變成了一場“運動”。
對於委員們關心的這些問題，新出臺的《意見》都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是，要想充分發揮《意見》的作用，關鍵還是在落實，要內外聯動，在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的同時，充分發揮學校教育主渠道作用，提高學校教學質量，讓學生在校內“吃飽吃好”。對此，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