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民企之困——如何走向民企之春？三改齊發，破局結構性之困
1
大家都有點焦慮時，聚會就會增多。這不，又要參加一場沙龍，頭腦風暴，抱團取暖。與會者來自經濟、證券、實業、研究、媒體等方方面面。
“喂，有沒聽馬雲的最新演講？說未來10到15年製造業的痛苦遠超今天大家的想象，說貿易爭端不可能兩個月、兩年解決，要有20年長期思想準備。”有人說。
“我快被電商搞歇菜了，還能痛苦到哪裡？”做零售的老闆嘟囔著，“我關心的是特朗普有沒有可能被彈劾掉？”
“那不可能，你看美國股市有多好！減稅，企業利潤提高，股價就漲，家庭財富淨值創新高，失業率也降到3.9%。再看看A股！”有人迴應。
“A股也快到底了吧，你看上市公司半年報，二季度市場大跌時，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一直增持，9月陰跌這一段，一些QFII還在加倉。老外對A股好像比我們正面。”基金公司的人說。
話題從股市轉向樓市。“房地產是個大問題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最近鬱亮在萬科月度例會講話，說方方面面都進入了轉折期，萬科戰略檢討的結論是四個字，‘收斂’和‘聚焦’，要把‘活下去’作為未來三年的基本要求。碧桂園的中報裡也說要降低增速了。”有人很擔心。
“房地產的好日子太久了，是該降降。幾千家A股公司市值加在一起才等於6個‘蘋果’，幾個一線城市就相當於美國房地產市值的一半，是不是太誇張？要我說，最近中國經濟的亮點是小米、拼多多、蔚來、美團這些有新模式、新動能的公司成功上市，海底撈也要上市了，只不過都不在A股。還有就是技術創新，華為、阿里巴巴、大疆、商湯科技這樣的公司都在大力投入研發。如果研究開發在GDP中的佔比越來越高，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都靠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經濟轉型才有希望。”
這位抨擊房地產、偏愛獨角獸的仁兄滔滔不絕，但很快也被質疑，依據是滴滴的危機，獨角獸的虧損，共享單車的一地雞毛，以及投資圈裡蔓延的寒意。
三言兩語，你來我往，說到了民企。
民企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說是“56789”——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超過50%；對GDP、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的貢獻均超過60%；對企業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貢獻超過70%；對城鎮就業的貢獻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超過90%。但最近，一談到民企，似乎都在叫苦。
經濟學教授說：“對民企再怎麼重視也不過分，因為民企乃就業之本。1978年，我們只有14萬城鄉個體勞動者，而到去年底，我們有6580萬戶個體工商戶和2726萬家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支撐起了就業的根基。“
目前民企到底是什麼情況？是全線困難，一蹶不振，還是結構性調整、有喜有憂？
“不能一概而論。有民企之困，也有民企之新，像小米、OPPO、vivo、海底撈都很亮麗。吃的穿的都有很多網紅品牌，潮品牌。要分門別類地看。”金融資料公司的分析師拿出一疊資料，分析開來。
“民企大致可以分三個層次，上面是上市公司；中間是規模以上企業（規上工業企業標準是年銷售額2000萬元）；最下面是廣大的中小微。
“先看上市公司，根據《2017年民間投資與民營經濟發展重要資料分析報告》，到去年11月30日，A股3444家上市公司中，民企佔2101家，2017年前11個月新上市企業中民企佔86.7%；剔除利潤最多的金融行業後，民營非金融公司有2095家，整體營業利潤率為9.5%，他們以佔比22.5%的資產完成了佔比31.1%的利潤，盈利能力高於其他型別企業。這說明，民企上市公司的競爭力是比較強的。
“再看深交所披露的2017年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年報資料的有2105家，共實現歸屬於母公司的淨利潤同比增長20.58%，其中主機板公司增長35.62%，中小板增長18.89%，創業板降低15.21%，剔除業績波動劇烈的權重股溫氏股份和樂視網後，創業板淨利潤增長4.43%。這說明，民企主導的中小板特別是創業板，新興產業、科技公司比較多，成長有波動性，還不穩定，但不是一團漆黑。從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資料看，地方國企、央企、民企的利潤增速均比2017年上半年有15%-25%左右的增長，民企的增速還高於央企。通過這些資料，至少從上市公司看，民企的表現還是可以的。
“但民企確實遇到了困難。一是不少民企上市公司大股東的股權質押，因為股市下行，跌破平倉線，不得不出讓控制權；二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民企的利潤表現落後於國有控股企業，而且落後還比較多；三是最下面的中小微，因為金融緊縮、環評提高等原因，困難大 大加劇。”
聽了分析師一席話，大家明白了，當前民企之困不是全域性之困，是結構性之困，越往下越困難。至於困難的原因，大家有些看法是一致的，比如整個消費增長趨緩、中美貿易爭端造成心理衝擊，這是所有企業都要面臨的，民企比較特有的問題是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方面還沒有真正得到公平待遇。也有人直言，一些民企的危機更多是自身因素，如過度投機，高槓杆粗放擴張，低水平重複建設，沒有與時俱進轉型升級。還有人說，不少民企過去在勞工待遇、環保要求、稅費繳納等方面的標準比較低，現在要補課了，就不適應了。因此，國企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民企也要改革，要提升素質。國企、政府、民企，三改齊發，“民企之困”才能走向“民企之春”。
2
第一個討論的問題是稅費。
經濟學教授說話了：“我來給大家講兩組數字。一組來自世界銀行前兩年釋出的營商環境報告。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稅費額/利潤）是67.5%，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對比起來，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為34%。我們稅費中的社保費佔企業利潤的49%，美國是百分之十幾，瑞典是高福利國家，也只有35%。第二組數字是關於社保的，中金公司最近測算，明年社保徵收交由稅務部門進行後，如果繳費基數完全規範化，同時也不降低社保費率，徵繳收入可能增加7000億元左右，其對整個上市公司的影響是盈利會下滑3%，民企上市公司利潤下滑約8%，中小創公司利潤下滑約9%。很多民企利潤很少，已經在走鋼絲，風再大點真的就會被吹下來。”
政府官員的看法則有不同：“關於社保徵繳，國務院常務會議說要按‘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的部署，確保現有徵收政策穩定，對歷史形成的社保費徵繳參差不齊等問題，嚴禁自行集中清繳。但大家也要看到，為什麼這一點國企很少提意見？說明國企相對規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說，中國目前只有27%的企業社保繳費基數是合規的，15.8%的企業是按固定工資繳納，按繳費下限繳納的企業佔比為31.7%。就是說，我們表面稅率高，實際負擔沒有那麼厲害。靠少繳社保費總不是長久生存之道吧。”
做企業的接過話頭：“你這真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了。現在國企解決了多少就業？民企解決了多少就業？國企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程度高，大機器生產，用工成本在總成本中佔比不高，而民企很多都是勞動力密集型，沒有國家投資，自己找飯碗已經不容易了，特別是小微，利潤率那麼薄，用工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又比大企業高很多，如果硬要它交，算算賬划不來，那隻能裁員或關門，大不了不做了。怎麼辦？還有個問題，各地的企業工資統計，中小微企業因為分散，很難統計到，他們收入低、在統計中又被忽略，導致各地確定繳納社保的工資區間對他們實際上偏高，他們本來沒那麼高工資，按偏高標準繳社保，根本沒能力！”
第一個問題告一段落。
第一個問題告一段落。
結論：企業稅費偏高，社保費的標準更高，對更偏向於勞動密集型的民企來說，無論稅收還是社保，足額規範徵繳至少目前不現實。苛刻地一刀切，很可能一片片倒下。必須從長計議。
3
第二個討論的話題是爆倉。主要是券商投行部的人在講。
“我這些年一直服務民企上市公司，沒看到今年這麼驚心動魄的，那麼多中小市值公司的股價跌掉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大股東的股票質押跌破平倉線，債務危機一觸即發。此時誰不差錢呢？央企和地方國資。他們積極‘買殼’，今年已有20多家民企上市公司向國資轉讓了控制權。如果不是‘視窗指導’不許輕易平倉，我估計有好幾百家上市公司大股東要換人。到9月中旬350家上市公司董事長離職，去年離職了478位，如果接下來還有爆倉的，估計從2017到2019年，上市公司董事長離職的會突破1000人，絕大部分都是民企。”
媒體提問：“那你覺得，這種控股權的‘國進民退’，是有意為之的部署，還是市場下跌後的自然結果？”
“應該說，是資本市場下行等一系列客觀因素造成的綜合結果，並不是政策方向。但從一個更大的視野看，民企紛紛爆發債務問題，不得不賣殼，和他們在融資、發債評級、銀行資金接續等方面天然不利的條件又是分不開的。‘去槓桿’是大勢所趨，不去確實不行，但金融機構都厭惡風險，民企就會首當其衝。同時，一些民企的危機和他們亂投資，亂併購，亂做賬也有關係，趕上這兩年證監會加強監管，也引爆了不少雷。你看有些出事的民企同時也有財務造假、業績‘大變臉’、涉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合同詐騙、票據詐騙等問題。”
券商人士把大股東遭遇危機的關鍵原因講了一遍。
一個和定向增發（指向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有關。2006年推出的定增，意味著放寬上市公司的融資條件，資本市場一度有90%多的股權融資都通過定增。2012年前定增沒有太大問題，個別發行有困難的，大股東就說我來做個保底，支援上市公司融到錢。2013年之後定增變味了，股市向上，有券商發報告提出“萬點論”，2014-2015年很多大股東主動要求保底，他看到的都是賺錢機會，比如股價15、16塊錢，13、14塊錢搞定增，最高漲到60塊。他當然願意保底，明股實債，想把上漲的大頭都提走。大股東保底，誰給他資金呢？銀行、國企，他們也覺得定增是個好品種，私募也進來了，大家攜手幫助大股東配資，先是1：2配，通過夾層甚至按照1：9配，大股東的利潤非常可觀。
2015年股市大跌，但之後定增還是很受歡迎，因為大家認為3000點是底，定增很安全。所以大股東繼續保底，當“劣後”（指給參與定增的優先順序投資者固定回報，他拿剩餘收益）。誰想到股市這一年多來，殺的最厲害的就是中小盤、創業板。這時所有參與定增的人都是輸家，一些大股東東挪西借要兌現承諾給別人的固定回報，陷入了債務危機。
第二個問題是股權質押。大股東的財富都在上市公司，靠股權質押融資最方便，有的大股東把幾乎100%的股權都質押了。這有客觀原因，股市上漲時上市公司習慣做併購，但程式慢，稽核時間不確定，所以大股東先用股權質押，融資把資產先買下，再注入上市公司。股市好的時候，券商爭先恐後幫助大股東做質押融資，券商的資金成本是4%到5%，融給大股東7%-8%，吃這個差價。大股東股權質押融資後就買資產、進軍別的產業、買別的殼，等等。但股價下來了，這個模式就不成立了，如果沒錢補倉，股權就要由債權人處置。這中間又趕上了“質押新規”，比如原來可以按面值6折質押融資，突然收縮到3折，還有“減持新規”，對大股東減持股票有時間和數量上的嚴格限制，無法通過減持變現，於是紛紛爆倉。
“所以從目前上市公司這些‘國進民退’的案例看，應該說是一種市場行為。歷史上，民資收購國企比較多，特別是‘國企抓大放小’那個階段，國企真的不行。現在國資入主一些民企，不是說企業本身不行了，而是大股東因為爆倉，公司易主了。‘消滅’了大股東，但企業還在，還正常執行。”
媒體繼續提問：“照你這麼說，大股東‘國進民退’很正常。但國企就沒有債務問題嗎？負債累累的城市投融資平臺公司就有現金流還債嗎？為什麼銀行還在支援他們，而民企只能賣股權？還有，大股東股權質押，有多少比例是正常的融資需要，有多少比例是偷雞不成蝕把米的投機？”
“問的有道理。國企和民企在金融資源供給方面待遇不同，是事實，這是我們的市場文化，一時改不了。最近這兩年‘去槓桿’，金融機構加強風控，打擊‘非標’（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收拾空轉資金，這對以往的高槓杆融資造成很大沖擊。其實很多國企和政府投融資公司也是高槓杆，也虧損，但他們是有辦法的，可以緩衝的，銀行會保的，而民企沒有‘保護傘’，資金鍊說斷就斷。比如企業發債，國企是AA+，民企只能評到AA，那民企發債的利息就高，而且根本發不出來。因為市場上充滿對民企的不信任。所以，一刀切去槓桿、收縮流動性，會錯殺一些只是一時資金緊張的企業，信用一收縮，大股東為避免信用違約、不連累上市公司，甚至被逼去借P2P和高利貸，還利息都是不小的數目，這就形成了‘負反饋’。
“但是大股東自己確實也要反思。雖說融資難，但上市公司比起中小微，融資出路還是很多的。如果不是過去太激進，太金融化，很多大股東死不了。
“至於說正常融資和投機性融資，這個很難區分，也不能說一爆倉就是投機惹的禍。因為大股東融資也是有成本的，年息至少百分之七八，他不會輕易去賭。當然，很多大股東對自己過於自信，以為幹什麼都能成功，這是激進的內在原因。而觀察那些優秀的上市公司，會發現負債率總體是不高的，有的甚至是零負債。”
第二個問題告一段落。
第二個問題告一段落。
結論：上市公司控制權的“國進民退”，並非政策所向，而是諸多市場和企業因素共振的結果。民企從中也要吸取教訓，加強風控意識，要警惕在金融放鬆週期裡過度借錢，好像“不借白不借”，特別要警惕把經營性融資搞成資本投機（比如一些大股東把股權質押的融資拿去炒股票），等把自己玩完的時候，沒有誰會管你。
4
第三個討論的問題是過橋。主要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
一家投資公司老闆說：“我們前兩年投了一些中小企業，他們現在最大的困難是，銀行為了規避風險，要求還了舊貸之後才能貸到新款，不少企業只能靠借高利貸的‘過橋資金’維持，就像《人民的名義》裡的蔡成功。這樣不僅成本加劇了，而且即使‘過橋’了，銀行也可能以額度不夠等原因不再續貸。儘管銀保監會要求銀行落實‘無還本續貸’，但實際操作中，‘過橋’還是極為普遍，弄不好就落水。像我老家，一個省只有兩個市明確要求‘無還本續貸’，大部分地方都要‘過橋’。”
大學教授問：“我聽銀行的說，不是他們不願意支援中小企業，實在是風險太大。他們提供的資料很多都不準確。你覺得踏踏實實做企業、只是資金困難的比例有多高，騙貸或者故意給銀行挖坑的比例有多少？”
“那你真的搞錯了，中小企業不是那些把投資者本金當利潤、亂來一氣的P2P，我敢說95%以上都是老實人。同時我也主張，對於真騙貸的，建立黑名單，提高違規違法的成本，讓他身敗名裂，形成震懾。”
旁邊一個做小微金融服務的接著說：“我覺得80%以上的企業是不會故意騙貸的。大多數企業非常看重誠信。現在的問題是，再講誠信的企業也要‘過橋’，一弄就是幾個星期，趕上銀行班子調整或者領匯出國，一兩個月也很正常。‘過橋’期間要借高利貸，要收縮生產，有訂單也做不了，對外該付錢的先不付，由此帶來的損失很大。還有，銀行的再貸款要求企業提供很多單據，比如原材料購貨單，企業這時候已經收縮生產了，不可能有那麼多單據，被逼著和社會上的中介合作，造假流水單。”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融資貴。我們做小微服務的資金來源於大型國企，現在不少大型國企的錢花不完，而且銀行給的貸款利率向下打折，所以他們成立金融服務機構，給周邊中小企業貸款。資金差價就是利潤。而民企直接去貸款，上浮個百分之幾十很正常，日子當然沒有國企好過。”
第三個問題的討論結束了。
第三個問題的討論結束了。
結論：中小民企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首先，對於因資金短缺和流動性不足陷入困難的民企，要有更大的容忍度，要儘可能站在企業立場思考問題；其次，加強誠信體系建設；最後，銀行的成分歧視的有色眼鏡要儘可能去掉。
5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討論的問題是損益。即國企民企的利潤情況。
政府官員開了個頭。
“我覺得今天的討論很好，立足事實，著眼於解決問題。現在最怕鬍子眉毛一把抓。我覺得這幾年政府不斷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一視同仁’、‘放寬准入’、‘堅決消除各種不合理障礙’，出臺了很多檔案。最高人民法院也專門有個通知，依法保護企業家人身財產權利。說政策‘走回頭路’、‘開倒車’，這和事實不符。
“但正如大家的反映，民企確實遇到了很多困難。我是這麼看的，這可能是整個國家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過去粗放增長，高槓杆驅動，產能過剩嚴重，環境也破壞得厲害，所以要搞供給側改革。改革總是有代價的。大家可能不記得了，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革，從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壓縮淘汰落後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很殘酷，但整個行業2000年扭虧為盈。那時是‘國退民進’，紡織工業部撤銷了，國家對紡織行業幾乎不再提供補貼和政策優惠，紡織行業國有企業從2003年的1754家下降到2008年的1175家，但這個行業垮了嗎？沒有，中國入世後紡織出口全球第一，遙遙領先。因為民企成為主力軍，2008年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的數量達到3.3萬多家，形成了‘萬紫千紅總是春’的態勢。
“大家提到國企現在日子比較好過，其實這也是一件好事，可以為國家做更大貢獻，可以多劃撥一些國資充實社保。社保充實了，就可以把社保費率降下來，這不就幫助民企了嗎？所以我想，國企民企在不同的時代是有辦法形成互補的，不是對立關係。”
經濟學教授拿出一疊資料，說：“‘兩個毫不動搖’，這個我相信。但現在也要正視現實，就是近兩年國企和民企的效益出現了顯著反差。”
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的資料，從2016年到2018年（為體現可比性，均為1-7月資料），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同比增長速度分別是：-6.1%，44.2%，30.5%，私營企業是：8.7%，14.2%，10.3%。國企利潤突飛猛進，主要是在上游生產資料領域佔主導，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明顯。可以看一下國企主導的一些行業2016年到2018年（均為1-7月）的利潤同比增長情況：採礦業是-77%，7.9倍，53.4%；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是130%，100%，97.8%；煤炭開採和洗選業，-19%，13.7倍，18%。相比起來，製造業這三年的利潤同比增長為12.8%，18.1%，14.3%，明顯不如上游，而製造業是民企的基本盤。同時，規模以上企業的數量每年是動態調整的，一些倒閉的企業不再進入下一年統計，根據招商證券丁安華的研究，倒閉的企業主要是民企。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民企的利潤表現會更差。
而仔細分析上游行業利潤的成因，主要是靠“去產能”之後的提價。
以鋼鐵為例，根據中鋼協等部門的資料，2016年是化解過剩產能開局之年，在化解了超過6500萬噸粗鋼產能後，鋼材價格震盪上漲，重點統計鋼鐵企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同比下降1.8%，盈利卻實現了303.78億元，而2015年同期為虧損779.38億元；2017年，得益於“去產能”和清除“地條鋼”，規模以上鋼鐵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2%，行業利潤同比增長178%；2018年上半年，約380家主要鋼企實現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5.33%，利潤則同比大增151.15%。利潤增速遠超收入增速，主要拜價格上升所賜。以螺紋鋼為例，2015年最低時1噸1600元，現在1噸4200-4300元。
教授唸完資料，嘆了口氣：“國企賺錢是好事，但上游行業的利潤增長是靠價格不斷上漲，成本壓力就會傳遞給中下游。由於民企所在行業的競爭十分充分甚至過分，很難將壓力再向終端傳導，所以就會倍感艱難。國企掌控著許多資源，有獨特的資源紅利，如果這類紅利繼續擴大，我認為絕非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
第四個問題結束了。
第四個問題結束了。
結論：要真正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將其落到實處，就必須儘可能將政府手中的各種經濟資源，包括牌照、許可證，通過市場化改革，惠及更多主體，而不是直接用行政手段讓國企獨享。
6
2015年曾是國企的艱難時刻。當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0944億元，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221.6億元。
經過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改革，到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6651億元，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753.1億元，這幾年的總趨勢很明顯，國企增長很強勁，民企原地踏步。
中國經濟有其獨特的形態、結構與制度特徵，把“國”與“民”對立起來，並不能解決問題。然而，現實告訴我們，現在是到了要將國企改革、政府改革、稅費改革等統籌推向深入，真正落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時候了。最佳的路徑也許是，通過國資改革，增加劃撥社保的國資比例，社保充實後降低社保費；將更多有資源紅利的領域向民企開放，體現公平競爭的原則；簡政並節制政府支出，降低增值稅和所得稅的稅率；民企在輕裝上陣的同時，增強社會責任，提升自身素質，邁向更高質量的發展。
如果不從總體上採取系統措施並堅決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在實踐中可能會一手硬一手軟，而這對中國的未來絕不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