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闖蕩長三角？數字化轉型中這些城市的機會可以抓
數字經濟正通過大資料、“網際網路+”、人工智慧、智慧製造等不同維度融合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並正在逐步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佈局。
23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網際網路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上海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全球領先的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中國聯合釋出了《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該報告從人才角度切入，通過對近五年的勞動力就業資料和領英人才大資料庫的人才樣本進行了分析。
從區域整體情況來看，在長三角地區，人才行業分佈與區域發展重點相吻合。“我們發現，長三角一體化是相對健康的樣本，三省一市差異化定位明顯，這就避免了同質化發展和一擁而上的惡性競爭。”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網際網路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煜波說。
兩份報告折射數字化轉型正當時
事實上，這也已經不是領英和清華大學第一次釋出數字化轉型的人才報告。去年10月，就曾經發布《中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人才與就業報告》，當時該報告就提到長三角的數字化轉型發展較快，杭州、上海等城市對數字人才吸引力極強，今年則側重分析了長三角地區的數字人才。
如果把兩份報告相互參照又有什麼結論呢？陳煜波告訴第一財經，和去年比有以下幾點不同。
首先是範圍從全國聚焦到長三角地區，這是工業化發展領先的地區。他提到中美差異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工業化是否完成，“我們的工業化沒有完成就進入了數字化，從樣本能看出來整個轉型的獨特特徵。”
其次，研究的物件從數字化人才擴充套件到高水平人才。在本次調查中，數字化人才定義為擁有數字化技能的人以及與ICT、通訊領域能夠形成互補協同的人才；高水平的人才定義為在整體勞動力中具備高學歷，高技能的勞動力群體，研究中選取了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勞動力作為高水平人才；能夠反映數字化人才轉型的指標即是數字人才佔高水平人才的比例。
最後，從巨集觀趨勢來看，實現數字化轉型是中國所處的時代機遇，是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走不同的道路。在討論數字化轉型對傳統行業帶來影響時，數字化轉型在我國更多是帶來助力而非國外所展現的衝擊，對人們生活帶來提升作用。
在長三角地區，ICT、製造、公司服務、消費品、金融等是高水平人才佔比最高的5大行業；報告顯示，它們也正是長三角地區數字化轉型程度最高的5大行業。從長三角地區各省、市的具體情況來看，不同地數字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異，不同省市各有重心、分工明確。
在上海，高水平人才和數字人才在行業分佈上比較均衡。ICT和製造是人才最集中的兩大行業，消費品、零售、醫療、教育、金融等行業也具備良好的人才基礎，在長三角地區的人才和產業發展方面處於引領地位。
浙江省則表現出基礎型和融合型數字經濟並重的特點，轄區內各城市呈現差異化發展。其中，杭州以發展ICT基礎型產業為主，寧波以製造業數字化轉型為目標，金華則偏向於消費品、零售等小商品產業。
而在江蘇，高水平人才和數字人才在主要集中在傳統產業，江蘇省以製造業為主的融合型數字經濟發展突出。除南京以ICT為主導行業外，蘇州、無錫和常州均以製造業為主導。
相比之下，在安徽省的高水平人才主要分佈在ICT、教育和製造三大行業，行業人才發展不夠均衡。
“在討論數字人才培養和留存方面，大家都在討論怎麼做。從領英平臺角度，我們提供大資料開展研究後，看到長三角地區人才分佈在省域、市域的差異化非常明顯，使得區域協同效果能夠有效發揮作用。” 領英中國公共事務總經理王延平告訴第一財經。
比如上海的ICT、製造行業人才在顯著流出，南京的ICT行業人才在淨流出，而杭州的ICT人才在淨流入，蘇州製造行業人才在淨流入，反映出了不同城市的優勢定位各不相同，形成了互相協同和支撐。
個人流動的借鑑
此外，報告還從人才流動的角度對長三角地區的人才狀況進行了考量。
資料顯示，長三角地區對國內（長三角地區以外）高水平人才存在較高吸引力，區域整體人才流入/流出比為1.06。其中吸引力最強的城市是上海，人才流入/流出比達到1.41，其次為杭州。
從流動人才職位等級分佈來看，長三角地區的主要城市多偏向於吸收高階職位人才而輸出觸及職位人才，而上海正好相反，上海更多吸收初級職位人才，輸出中高階職位人才，可以說，在長三角區域內，上海為其他地區或城市的人才結構優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這樣的流動除了受各地不同產業特色的影響，深究其原因，也有個人發展歷程中對生活質量追求。
“人才聚集導致生活成本上升是在國外也會出現的。在紐約工作的白領可能住在新澤西，在上海工作的人可能住在崑山，但這不是逆城市化。人聚集起來才容易有新的思想和機會出現，不是簡單地分流。”陳煜波說。
在他看來，長三角的優勢在於打造了城市群，上海也出現了衛星城。
他指出，縣域經濟提升，圍繞大都市形成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通勤圈都有助於人才在一定區域內的內部流動，並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這也讓《報告》的意義發揮了微觀層面的作用：對個人的職位選擇也是一種指導。
“領英的價值觀是使用者第一，由此我想到，應當鼓勵職場中的每一個人追求差異化和多元化，匹配自身的特性和區域以及行業特性。這樣既能最大化發揮個人優勢，又能助力我國經濟細顆粒度和高質量的發展。這樣人才才能得到好的發展和留存。從人才策略和工作角度，我們也應當摒棄單純的‘人才搶奪’概念，投入更多資源去鼓勵和支援人才工作和生活的個性化，差異化，多元化發展。”王延平說。
責編：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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