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從阿里辭職去“撿垃圾”？
把垃圾變成潮牌，ofollow,noindex">黃寧 寧稱自己在做一件“浪而不費”的事情。
對於多數人來說，塑料瓶的最終歸宿是垃圾桶。而在黃寧寧的手中，3個瓶子=1個抽繩包，12個瓶子=1件T恤，24個瓶子=1個揹包。
黃寧寧從阿里離職後，開啟了一段創業，成為了HowBottle（好瓶）這家公司的CEO，用廢棄的塑料瓶去製作日常生活用品。
把塑料瓶轉化成紡織材料，在很多人眼裡就像黑科技。“這門技術其實已經非常成熟，只是市場對它還缺乏認知。”正因為如此，好瓶創始之初，先以服務企業團隊來開啟市場，黃寧寧解釋一些外企對於環保可再生材料的認可度較高，產品更容易被他們所接受。直到最近，好瓶的產品才開始直接對消費者進行試水。在開始吧這個眾籌平臺上，好瓶專案籌得金額遠高預期，以834.10%完成率收尾。
據介紹，目前好瓶已經讓32萬隻廢棄塑料瓶得到重生，這相當於節省了12噸石油資源，減少了15噸二氧化碳的排放。接下來，在延伸產品豐富性，進一步擴大銷售規模的同時，好瓶也嘗試去成為一個再生材料的提供商，吸引更多設計師或者品牌加入其中，打造多元化的再生材料產品的應用場景。
離開的原因
凌晨兩點，電腦螢幕正在逐漸變暗，這意味著又一天的工作結束了，閉上眼睛，表格上的曲線依舊跳動在眼前，久久難以散去，疲憊地揉了揉太陽穴，黃寧寧第100次問自己：這是自己真正喜歡的工作麼？
2011年中，實習結束的黃寧寧順利入職阿里巴巴，正式開始了與產品和資料打交道的日子。工作的五年多時間裡，她迎來了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爆發，也等到了公司的上市敲鐘，只是如復一日的工作，也讓黃寧寧逐漸開始迷失自我。
懷著這份迷茫，黃寧寧選擇在2016年中，離開了工作了5年多的老東家，也離開了螢幕背後那些紛繁龐大的資料曲線，開始去重新找尋自我。
在美國加州，黃寧寧居住了小半年。這兒的生活方式很簡單，她開始跟著室友做垃圾分類，也逛逛二手商品店，騎上自行車就可以到海邊吹海風 、玩帆船，或者去爬山、攀巖。在這裡，她離網際網路很遠，一步就可以踏進大自然。
“我曾以為是小鎮生活的慢節奏吸引了我，後來才意識到是他們物盡其用、了無負擔的生活方式打動了我。”黃寧寧說，正是好瓶這個專案喚醒了她的這種意識。好瓶想要用產品的方式和市場的力量，去解決塑料汙染問題，而不是說教式去宣傳環保公益理念，讓黃寧寧覺得這個專案很酷。
對好瓶“一見鍾情”的黃寧寧結束了旅行，離開了生活了快6年的杭州，隻身前往上海。她渴望把好瓶打造成一個可持續的潮牌。
只不過，國內再生材料行業並不是成熟，光打通供應鏈這端，黃寧寧就花了半年的時間。“從供應商開始，我就要講故事，用未來的可能性去打動他們”。好瓶合作的第一家工廠，甚至是第一次接觸再生材料生產。把回收廢棄的塑料瓶，經過分揀切片、清洗消毒等工序，做成再生顆粒、纖維，再紡成紗線、布料，不少供應鏈環節都需要團隊和工廠共同去打通。
沒有“好評如潮”的好瓶
從產品運營到真正去做產品，早期黃寧寧也為自己交了昂貴的學費。
去年，好瓶以“一家用塑料瓶造環保T恤”的神店身份登陸造物節，讓淘寶店鋪一下子湧入了3萬名的消費者，期間轉化了不少訂單，但最終卻並沒有好瓶預想中的好評如潮。原來，由於工廠的不嚴謹，有些消費者收到的商品上沾了汙漬。
“說實話，有點措手不及”，黃寧寧當機立斷得暫停了與第一家工廠的合作，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建立穩定可控的供應鏈上，“直面消費者，讓我們發現了供應鏈端的問題”。
初期建立合作的生產線，一時沒辦法靈活配合好瓶短頻快的創意產品，黃寧寧選擇緩一緩，暫停了直面消費者的生意，把更多精力放到了企業團隊的合作開拓上，“消費者的需求多變而又零散，那時候的好瓶還沒有準備好”。
如何向大眾市場傳遞可持續理念？好瓶首先便選擇了去跟馬拉賽事進行合作。黃寧寧列了一串資料：每場馬拉松產生的垃圾是日常量的6倍，一個瓶子在比賽中只有20秒的使用壽命，而不回收的瓶子，在土壤裡要500年才能降解。這是一個與好瓶高度契合的場所。
但是，去把迴圈再生這件事情變得很酷、很好玩，改變人們對於環保的刻板印象，這是重中之重。
在蘭州馬拉松比賽，為了讓跑馬者在完成比賽的同時還儘可能多的拾取塑料瓶，好瓶特地設計了可以直接放置塑料瓶的戰袍；針對觀看者，好瓶則推出了用塑料瓶換取抽繩袋的活動。“大家現場都在撿瓶子，有些甚至跑回家拿。”黃寧寧說，好瓶在每款產品上，都會盡量把環保量化，讓大眾對再生產品有更直觀的感受。
就像馬拉松中觀眾拿到袋子，就標註著“來自3個瓶子”的字樣，讓大眾知道這袋子原來是3個塑料瓶製作而成。
為了讓邊跑馬邊撿瓶子的行動影響更多人群，好瓶還把這套行動裝備變成了一個工具包。這個工具包包含了特製的戰袍和3個瓶子製作而成的抽繩袋，只要敢於穿上戰袍的跑馬者都可以認領。通過這樣一路“接力”的形式，這種特殊的馬拉松形式來到了貴州、內蒙古鎖邊、雄安、上海和舟山等地。
除此之外，好瓶也在更多場合去宣導“可持續生活”理念。在太湖迷笛音樂節上，把3個塑料瓶製作的抽繩袋發放給承諾拒絕使用塑料飯盒的搖滾樂迷；在亞洲音樂盛典上，粉絲們可以用12個塑料瓶換一件粉絲T恤，如果攢夠100個塑料瓶，還能換取音樂會門票。
N名兼職員工
“這個世界有一種改變的方式，它不是少數人做了很多事情，而是大多數人開始做一點點事，改變就會發生”。
好瓶的團隊不是緊密型創業團隊，它包括黃寧寧在內只有4名全職員工，但黃寧寧卻認為它力量很大，因為他們有非常多“20%的小夥伴”，即用工作生活之餘20%時間，想用創造力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參與者。這些人也被稱為創變者。
好瓶推出的用24個塑料瓶製作的“24包”就是創變者們共同碰撞出的火花。需求的最開始，是好瓶遇到了想用回收塑料瓶製作救災帳篷的可口可樂與壹基金，於是三方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用這些回收塑料瓶做成潮包，再把賣包所得的錢用來買帳篷救災。
黃寧寧把想法告訴了創變者們：潮包設計師WY、遠在義大利的奢侈品設計師一晗、一直為好瓶出謀劃策的設計師Fido等等。結果大家一拍即合，一個名叫“壹•瓶•可樂”的線上設計小分隊成立了。24包從創意到生產，經過了前後3次打板與調整，才成為一個與消費者見面的產品。
好瓶還給24包安插了小彩蛋，每一個包包內都縫製了帳篷形狀的回收帳篷布料，這些布料來自曾服役於雅安地震的救災帳篷，經過清洗消毒裁剪後，它們成為了24包獨一無二的號碼牌。
5月份，這款24包在小範圍販售，500只很快銷售一空，這讓好瓶也重拾了走回消費者端的信心。8月底，24包通過開始吧、玩物志這些年輕人聚合的平臺正式販售。令黃寧寧開心的是，“出現了斷貨的情況”。前不久，好瓶參展了戛納國際創意節，作為代表淘寶的4家品牌之一。今年9月中旬，好瓶再次登上造物節，“年輕人對於可再生材料的接受度正在變高”。
其實，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廢塑料再生利用國家之一。只不過，一方面再生材料的成本確實高於一般的紡織面料，另一方面國人對於回收再利用商品，會有“廢物再用”的不安全感。因此，國內品牌鮮少旗幟鮮明地使用再生材料，這項技術才會成為很多人眼中的“黑科技”。
但這項技術，在歐美等國家已經有比較成熟的應用，也有不少品牌設立了再生材料的產品線，如Adidas就與環保公司Paeley for the Oceans聯名推出過，利用漁民打撈回收的海洋 垃圾製成的跑鞋，已經售出了100萬雙。
儘管目前生產成本較高，黃寧寧說，市場擴大之後，再生材料的成本也會變得更加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