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近百堂示範課，沒有一場可以常態化。”
山西萬榮縣南街小學的學生正在用“電子書包”學習語文課。圖片來源於圖蟲創意
芥末堆 田園 9月29日 報道
資訊科技變革教育是近幾年教育行業輿論的焦點，包括一向沉穩的體制內學校，似乎都要掀起一場變革的巨浪。
2011年，教育部明確提出：“各級政府在教育經費中按不低於8%的比例列支教育資訊化經費，保障教育資訊化擁有持續、穩定的政府財政投入。”
根據教育部去年更新的統計快報，2016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達3.88萬億元，按照8%的比例測算，2016年國內的教育資訊化經費已超過3000億。
在政策支援的大環境下，從最初的計算機輔助教學到現在的“三通兩平臺”、智慧校園、移動學習、虛擬現實、網路教研，資訊科技不斷滲透到學校的教務管理、教研教學中。
可當浪花褪去，熱鬧看盡， 資訊科技到底給公立學校帶來了多大改變？在資訊科技作用於公立校的過程中，又產生了哪些問題？
學校頂層設計薄弱，產品使用週期短
資訊科技在學校的應用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基礎技術建設，包括網路搭建、資訊採集、通知釋出、資料儲存、無紙化辦公等；一類是教學教研應用，如班級管理、考試測評、學科類軟體。
鄭州市某重點中學教師李昊認為，目前基礎技術搭建已經基本完成，至於其他資訊科技產品雖然買了不少，但只有偏教育管理、場景比較簡單以及針對單一學科的資源性平臺比較好用，其他多是“為了追求先進技術”的擺設。
資訊科技產品被大量堆砌，這是公立校普遍存在的問題，而根源多是頂層設計出了問題。
“（學校領導）想走捷徑，選擇那種什麼都有的智慧校園平臺，但買過來後什麼都有，什麼都不能用。”李昊介紹，在各地學校大興教育資訊化的氛圍下，很多領導層為了面子沒想清楚就開始做，不僅造成大量產品堆積，還忽略了教師和學生的實際需求。
“至今為止沒有使用超過3年的。”李昊笑著說，在他的從教生涯中， 沒有哪個資訊科技產品的使用週期超過3年 。至於原因，他笑道，“三年一換校長，三年學生一畢業，這都是理由。”
那麼，為什麼更換校長、新生入學，原有的產品就不能再繼續使用呢？
“新買的還沒用呢。”李昊苦笑說，資訊科技產品在學校的使用週期短是其次，還有很多產品是買回來後就從來沒用過。他舉例，自己學校曾購買的學生創新人才實驗系統，就從來沒人用。
對此，上海市某重點中學的姚國強表示有強烈同感。“學校丟棄的東西真的太多了。”姚國強介紹， 學校推動教育資訊化已經有十幾年了，但除了黑板、投影儀和實物展臺，其他產品基本都是使用1-2個月就廢棄了，有的只是在公開課上亮個相。
“自己家錢肯定不會這樣花。（國家）每年在這塊都有預算，不花就沒了，花了下一年才有。”李昊說，很多時候，學校是為了獲得下一年的財政預算才購買產品，至於資訊科技對教學教研的改變，似乎沒那麼關心。
部分省市在教育資訊化專項經費上的資金投入情況，芥末堆整理
部分省份在省級“全面改薄”資金上對教育資訊化的投入情況，芥末堆整理
整體資訊素養不足，示範課作秀成分多
“學校整體的資訊素養不夠，領導更不夠。”李昊認為，雖然國家將資訊素養作為教育部門領導、學校領導的重要考核指標，但在真實培訓中，大家學習到的最常見的東西，是通過示範課、公開課等形式，瞭解其他學校有什麼系統、能實現什麼功能，還只是停留在表面。
“示範課太虛了。”姚國強是上海某市重點中學教師，從教近十年。他告訴芥末堆， 在他參加過的近百場教學展示活動中，沒有一場公開課、示範課是可以常態化的。
“示範課要麼推技術，要麼給專家名師站臺，沒有去關注人，這就是問題。”姚國強說，領導層只是看到演示的效果，卻沒考慮技術背後的資料採集、互動管理、教師教研等具體問題如何解決。
換言之，雖然資訊科技對學生的學習方式有一定影響，但目前作秀成分居多，缺乏常態化應用的可能。
姚國強以電子書包舉例，根據教育主管部門的介紹，電子書包不僅能實現教材與教學工具的數字化整合，還能給師生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幫助教師有效備課，給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的平臺。
但他在私下裡與教師交流後卻發現，不少電子書包專案的執行並不如宣傳中那麼美好，除了裝置維護、資源更新等硬體設施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教師對於“電子書包”的使用方式並不感冒：
明明可以用PPT教學做展示的，卻要經過電子書包內建的程式進行轉換才能播放，多此一舉；明明可以手寫數理公式釋出習題的，卻一定要使用複雜的公式輸入器才能完成輸入；明明可以讓學生通過紙筆完成的課堂筆記，卻因為使用電子書包而不得不增加匯出列印的成本。
那麼，學校為什麼還要購買呢？
“大多數學校在申請經費時，領導還是喜歡買一些能看見的東西。”姚國強認為，目前學校對資訊科技產品缺乏判斷力，有種“被廠商牽著鼻子走的感覺”。
《中國教育新業態發展報告（2017）》中對四個試點地教育資訊化支出的統計
產品服務跟不上，缺乏穩定保障
產品故障、授權到期、售後無人，缺乏穩定保障是資訊科技產品落地到學校的另一突出問題。
姚國強回憶，2013年那會兒流行Smartboard電子白板，上海市整個區縣統一購買，但使用效果卻大相徑庭。因為有的公司是一錘子買賣，有的公司比較負責，可能會附贈半年或一年的服務期，但是過了期限就沒人管了。同時軟體一般都是有有效期的，過了有效期便無法使用，硬體也就廢掉了。
姚國強介紹，如果是互動產品類的工具，包括平板電腦、答題器、手寫板、互動板等，問題在於日常管理，比如充電、更新系統。有些公司是派專人到學校服務，但服務期一般不超過3個月。從學校的角度看，一般不會配備專門的人員來管理，因為沒有這個崗位配置，所以責任很難落實到人。
“其實這些產品使用的頻率不高，只是用在大型公開課裡。日常老師最實惠的還是投影儀、PPT和黑板。”姚國強補充說道。
“購買很多，但是不好用。我們學校正在推智慧校園，但是推不動。”廣州南武中學的謝老師介紹，據他觀察，平板和微課的使用情況不佳，估計使用率不超過10%。教師更喜歡用一體機，因為可以實物投影，並且和手機實時連線，學生的作業一拍照，就投到螢幕上了。
情緒識別入課堂惹爭議，是否侵犯學生隱私
圖片來源：好未來AI Lab的表情識別
資訊科技被應用到學校的另一場景是人臉識別、情緒識別等。關於這類技術在學校的應用，存在很大爭議。
今年5月，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學的課堂上，安裝了一套名為“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的裝置，該裝置通過攝像頭抓取，可以識別、收集學生的表情和動作，在後臺進行一系列大資料分析，比如課堂實時考勤資料、課堂專注度偏離分析、課堂行為記錄等。
同時，系統每隔30秒會進行一次掃描，針對學生們閱讀、舉手、書寫、起立、聽講、趴桌子等6種行為，再結合面部表情是高興、傷心，還是憤怒、反感，分析出學生們在課堂上的狀態。
網友將這一系統稱為“天眼”，並引發了 學校是否對學生管制太嚴、是否侵犯學生隱私 的討論。
有網友表示，“科技用來服務人的，不是用來監視人的吧？”“如果全天課程都集中精力，那學生一定會大腦疲憊，上課時在自己懂的地方開點小差也是一種休息，要不然誰受得了啊。都用一個標準監視起來，受影響大的反而是成績優秀的學生。”
從行業來看，目前使用情緒識別、表情識別的產品多用於對公服務和雙師課堂上，包括好未來、新東方、高思等。
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提需求，保持產品連貫性
之前芥末堆曾報道過 ofollow,noindex">北京十一學校的智慧校園建設情況 ，與學校普遍的“決策層和使用層資訊分離”的情況不同，十一學校提倡效率優先，優先解決教師和學生的需求，使用的資訊科技產品小到企業微信這樣的APP、大到覆蓋整個學校的教學系統。那麼，這種情況能否在普通學校複製呢？
李昊告訴芥末堆，學校曾使用過企業微信等產品，但僅限於小範圍使用，因為這類產品沒辦法形成專案，不是專案就很難拿到財政預算。
“好技術也會因為非教學層面原因被拒之門外。”姚國強告訴芥末堆，自己曾引進清華推出的一款關於課堂互動的軟體“雨課堂”，但在公開課展示之前，領導通知他不能用，因為那個裡面帶有公司的logo，有做廣告的嫌疑。
“教師在學校的發言權是很弱很弱的。”姚國強無奈說， “現在最大的矛盾是上層買的東西你感覺不好用，你感覺好用的東西他不買。”
而對於教師來說，要麼不做，因為不做不錯。要麼自己私下裡用，不要過度去宣傳。
“教師的意見傳達不到上面去，只能被動的接受。”姚國強認為， 資訊科技變革學校教育，應該是學校基於現實問題提出需求，然後再去市場上尋找相應的產品，而不是現在這樣的被動接受。
除了真正基於學生和老師的需求出發，芥末堆了解到， 產品之間的連貫性也十分重要 。
“我比較青睞於資料能相互打通，使用者體系做得非常完善的產品。現在產品與產品之間是隔離的。”姚國強建議，系統與系統之間、資料與資料之間應該相互打通，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的資訊孤島。
資訊科技能否改變教育？資訊科技能否改變學校教育？ 不知道未來的答案如何，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尚未改變。
在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今年釋出的《中國教育新業態發展報告（2017）——基礎教育》中也提到，當前公立學校的教育資訊化已經完成了“搭環境”的起步階段，開始將技術應用於教學，但仍舊處於提升水平的階段，尚未達到與課程和教學的融合，教育科技企業在與學校和政府合作中舉步維艱。
同時在這些初步發現的基礎上，他們傾向於認為，當前教育技術變革促使新型教育服務模式發生發展的影響力、促使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影響力，雖然已經初見端倪，但是仍然是區域性性的。換言之， 教育技術尚沒有成為中心性、主導性的改革力量。
（應採訪物件要求，李昊、姚國強均為化名）
1、本文是芥末堆網原創文章，轉載可點選芥末堆內容合作 瞭解詳情，未經授權拒絕一切形式轉載，違者必究；
2、芥末堆不接受通過公關費、車馬費等任何形式釋出失實文章，只呈現有價值的內容給讀者；
3、如果你也從事教育，並希望被芥末堆報道，請您 填寫資訊 告訴我們。
來源： 芥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