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全球最高市值公司的思科，才是美國打壓華為的幕後推手
本文來自公眾號：礪石商業評論(ID：libusiness)，作者： 張軍智
近期，華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一事，在全球政經界引發強烈震動。事件曝光後不久，一封美國科技巨頭思科的內部郵件，被張貼到了網路上。郵件內容顯示：思科正限制員工赴華出差，時間延續到年底公司放假，假期結束之後再進行評估。
為什麼要限制員工前往中國出差?針對媒體的疑問，思科總部發言人給了個“越描越黑”的解釋：這封郵件是錯發給部分員工的，並不體現思科的政策，思科沒有設定差旅限制，對中國的正常差旅還在繼續。對這個解釋，有評論說：“不要演了，大家都挺累的”，更有觀點認為，思科這是“做賊心虛”。
華為出事，為什麼緊張的是思科?思科是傢什麼樣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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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思科的實力，那就是：沒有思科，就沒有現代的網際網路。80年代中期，美國計算機網路開始興起，由於各大學、各公司的網路採用的協議不同，使用的裝置也不同，因此對多協議路由器的需求一下子產生了。恰好此時，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對教師夫婦，昂納德·波薩克和桑蒂·勒納設計了一種叫“多協議路由器”的聯網裝置，可以將相互不相容的計算機區域網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網路。這款“多協議路由器”被認為是人類網際網路時代真正到來的標誌。
1984年，昂納德·波薩克和桑蒂·勒納成立了思科公司，致力於研發網路通訊裝置。思科從誕生之日起，就進入了一個不想賺錢都難的行業，當時，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世界上的資料傳輸量急劇增加，而語音通話量下降，越來越多的錢花在了資料通訊裝置上，而思科正是這個領域的領軍者。順風順水的思科在1990年成功上市。
很多公司的員工在上市暴富之後，都會選擇離開公司創業或者是退休，昂納德·波薩克和桑蒂·勒納夫婦也選擇了這條路，他們離開了公司。創始人雖然離開了公司，但在90年代網際網路的革命浪潮之下，思科的發展速度卻越來越快，但思科真正成為行業巨擘離不開一個人，他就是錢伯斯。
錢伯斯1991年加入思科時，思科的銷售收入僅為7000萬美元，市值為6億美元，但到1999年，他執掌思科帥印的5年之後，思科的銷售收入就已經達到了121.5億美元，市值更是一度超過5000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錢伯斯也因此被稱為“網際網路先生”。
當時的網路資訊平均每四個月就增加一倍，這就需要更新、更快的網路傳輸裝置做支撐。而作為裝置供應商，就必須不斷創新，掌握最新的技術，但誰也不能保證可以研發所有的技術。在錢伯斯的領導下，思科一方面加強研發投入，另外一點就是靠“買”。思科的做法是買下正在研製新產品的新公司，並儘可能讓它能在未來的6至12個月推出一個傑出的新產品，然後通過思科公司現有的分銷渠道，迅速推向市場。
這一策略果然有效，通過研發和收購，變技術優勢為市場優勢，思科迅速成為網路裝置行業的霸主。當時，思科的經營範圍幾乎覆蓋了網路建設的每個部分。組成網際網路和資料傳送的路由器、交換機等網路裝置市場幾乎都由思科公司控制。在這個超過2000億美元的市場中，思科幾乎是“獨孤求敗”般存在，思科一家的市值超過其它傳統通訊裝置公司的總和。
美國junipernetworks(中文名：瞻博網路)公司曾被認為是思科的競爭對手，但它的營業額只有思科的7%，其實思科完全有能力輕鬆擊垮junipernetworks，但它並沒有這樣做，原因是有了juniper，思科省了很多反壟斷法帶來的麻煩。
思科一度打著望遠鏡都找不到對手，直到2002年，錢伯斯在美國亞特蘭大通訊產品展上碰到了第一次到美國參展的華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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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美國亞特蘭大舉行通訊產品展，華為公司攜高、中、低端全線產品參加了展會。華為的資料產品與思科不相上下，但價格卻便宜了20%-50%。展會期間，兩個陌生的客戶很仔細地瞭解了華為的全部參展產品，顯得很有興趣，但華為不知道的是，這兩人中的一個，正是錢伯斯。離開華為的展臺後，錢伯斯對同事說，在今後幾年裡，思科將只有一個競爭對手，就是華為。
亞特蘭大展會結束後，華為順利進入美國市場，雖然銷售不大，但增長勢頭非常凶猛。也是在這一年，思科的市場佔有率和銷售額第一次出現了下滑。緊接著，2002年的秋天，在巴西的資料產品招標會中，華為又擊敗了思科，拿到了400萬美元的訂單。巴西招標會結束的第二天，錢伯斯開除了負責招標的經理。
華為的表現，讓錢伯斯不再淡定，他在思科內部成立了“BEAT華為”(打擊華為)工作小組，並在內網上設立專門主頁，供其全球員工討論如何打擊華為。於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專利+輿論戰，針對華為開啟了。
2002年12月，思科全球副總裁拜訪華為，提出華為侵犯了其產品智慧財產權，要求華為承認侵權、賠償，並停止銷售產品。面對全方位碾壓自己的對手，華為思考再三後決定：可以停止銷售有爭議的產品，但不接受侵權的指責。隨後，華為將已經在美國銷售的十幾臺爭議產品悉數回收。
華為息事寧人的示弱舉動，卻沒有換來思科的讓步，而是成了做賊心虛的表現。特別是在美國媒體看來，中國不可能製造出高科技產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襲、侵權制造的。這種長期形成的狹隘觀念，使得美國通訊業內一致認為華為偷了思科的技術。通過製造輿論，未審先判地指責華為是“小偷”後，思科高層又拜訪了中國資訊產業部，將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驗中國政府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決心”高度，最終他們得到了“政府不會給予華為政治上的幫助”的滿意承諾。
一切準備就緒後，2003年1月24日，中國春節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思科在德克薩斯州聯邦法院對華為提起專利訴訟，訴訟內容長達77頁。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聞發言人，也在第一時間將不利於華為的資訊釋出給媒體，並警告華為的潛在客戶，不要購買華為的產品，以免帶來連帶賠償。
面對被思科全方位的“絞殺”，華為不得已只能出戰，任正非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輸就是贏。”當年春節，華為組建了由數位副總裁領銜，多名專家參加的“應訴團隊”，趕赴美國。
長達幾個月的庭審期間，華為與思科激烈交鋒，鬥智鬥法，雙方多次反覆舉證，但雙方都明白，勝負的關鍵在於：彼此產品的原始碼是否雷同。2003年10月1日，雙方律師對原始碼的比對工作結束，結論是：華為的產品是“健康”的。
在長達一年多的交鋒中，華為成功轉化了媒體和法庭的偏見，並最終和思科達成和解。法院根據華為、思科以及華為合作伙伴3Com公司的終止訴訟申請，簽發法令，終止思科對華為的訴訟。這意味著思科今後在市場上面對華為時，不能再祭起“訴訟”法寶。
這場國際訴訟，讓本來在國際上籍籍無名的華為，名聲大噪，幾乎是給華為在全球做了一次免費的廣告。錢伯斯坦誠：“訴訟讓華為獲得了更多商業機會。”但這次法律訴訟也打壓了華為進入美國市場的勢頭，華為進軍美國的程序明顯受阻，很多客戶的合同就此擱置。雖然思科沒能在官司中取勝，卻有效阻擊了華為的美國之路。
由於無法再祭起“訴訟”法寶，思科於是轉移戰場，從法庭轉向政治。此後十多年時間裡，錢伯斯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想盡各種辦法打擊華為，只要能夠阻止華為的事情，他都盡全力去做，思科也因此成了華為在美國市場屢次受挫的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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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華為聯合貝恩資本收購美國3Com公司，遭到美國政府的打壓，原因是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2010年，華為競標美國斯普林特公司移動電訊裝置合同，因美國議員提出的“國家安全”原因受阻。同年，華為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路裝置業務也宣告失敗。還是在2010年，華為參與Sprint招標進軍美國，再次因“安全問題”受阻。
2011年，華為試圖收購美國三葉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資產，雖然金額只有區區200萬美元，但審查機構要求華為必須放棄，否則將“向總統奧巴馬建議下令解除此項收購”。更嚴重的是，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還開始推動對華為可能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預查。雖然華為決心公開源程式碼以證清白，但2012年，美國國會還是釋出調查報告，認為華為的裝置可能被用於監聽或破壞美國電信網路，從此，華為裝置被美國徹底拒之門外。
對華為的各種打擊，美國的政治集團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這些政治勢力的背後，人們不難發現思科的影子。
2012年，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題為“US rivals lobby against Chinese firm”的文章。該文章暗指思科以國家安全為由，參與遊說國會進行對華為的審查。同時，文章還提及一份思科的市場營銷檔案，稱該檔案收集了全球範圍內針對華為的觀點及顧慮的相關報道。該文章稱“國會山三個不同國會辦公室的高階工作人員都表示，一些美國高科技公司曾向國會遊說，用與思科相似的措辭，要求增強對華為的審查”。
另外，根據美國政治捐獻資料庫(opensecrets.org)的資料統計顯示，思科從1998年就開始遊說國會，到2012年，15年來累計金額高達1572.52萬美元。特別是2002年至2004年，思科的遊說費用呈逐年翻番趨勢，與之相對應的是，當時思科正與華為處於緊張的訴訟爭奪戰中。另外2010年、2011年思科的遊說費用連續創造了歷史記錄，分別達到201萬美元和280萬美元。巧合的是，對華為、中興的調查正是2011年2月開始的。
在2012年的美國會，有73名議員持有思科的股票，而由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的《由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和中興通訊帶來的美國國家安全問題》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多奇·拉斯伯格也接受過思科的政治捐助。
思科的發言人在2012年也曾坦言，在過去的幾年，思科採取了“更有競爭性的措施”來反擊華為等競爭對手。結合2010年、2011年思科的遊說費用的走勢，以及華為在此期間遭受的政治打壓，思科所講的“更有競爭性的措施”具體是什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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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華為早期在美國尚可以感受到美國法律的“正義性”，那麼後來在思科等公司的推動下，對華為的打壓，逐漸變成了美國的國家意志。
2014年，據外媒報道，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僱員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的檔案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域性曾侵入華為公司主伺服器，並對華為高管的通訊記錄展開監控。
2016年，美國電信運營商AT&T公佈了一份潛在的5G供應商名單，其中也包括華為，而且華為的報價比競爭對手低了70%，按照《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美國國安局局長羅傑斯，和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親自找AT&T高管談話進行施壓。
2018年初，經過多年努力，華為與AT&T達成合作，AT&T將在美國市場獨家銷售華為Mate 10手機。根據計劃，雙方將在CES(國際消費類電子產品展覽會)期間公佈這個訊息。但就在CES展會前夕，美國18名國會議員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Ajit Pai發出一封聯名郵件，稱“出於安全問題的擔憂，要求聯邦通訊委員會對華為與美國運營商的合作展開調查”。
迫於壓力，AT&T不得不突然終止與華為的合作。而華為此時已經支付了大筆訂金，並且在市場上投放了1億美金的廣告宣傳……華為終端董事長餘承東不無憤懣地說：“中國對美國那麼開放，而我們在美國卻被害成這樣!”
2018年12月1日，美國當局更是以華為CFO孟晚舟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貿易制裁為由，通知加拿大當局拘捕了在加拿大轉機的孟晚舟。
孟晚舟被扣事件發生後，引起中國人民和政府的強烈憤慨，而此時，從思科卻流出了那封限制員工來華出差的郵件。時間點之巧合，內容之蹊蹺，讓人不禁想知道，思科到底心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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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開始，思科似乎一直竭盡所能對華為進行打壓，但結果華為卻越打越強，一個很直觀的結果是，在2018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上，華為以893億美元營收位列500強第72位，而思科公司營收480億美元，位列世界500強212位。
而在被認為是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的支柱技術——5G通訊技術領域，華為目前也走在了思科的前面。
根據IDC提供的5G產業鏈圖顯示，華為正在獲得5G產業鏈中間環節的主導權。技術方面：華為研發的F-OFDM已經成為全球統一的5G的混合新波形技術標準;華為提出的Polar Code(極化碼)也成為了5G控制通道的編碼方案;華為持有61項5G標準專利，全球佔比22.9%，排名第一。系統裝置方面：華為是全球第一大裝置供應商，基站裝置全球市場佔有率約30%-35%、光通訊裝置全球市場佔有率約40%-45%，都是絕對的第一。終端方面，根據IDC的統計，今年第二季度開始，華為智慧手機的出貨量就已經超過iPhone，排名全球第二，而華為也有望在2019年推出5G手機，併成為最早量產5G手機的廠商。
2018年11月23日的全球移動寬頻論壇上，英國電信公司首席網路架構師Neil McRae公開表示：現在只有一家真正的5G供應商，那就是華為，其他供應商需要努力趕上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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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2年錢伯斯遇到華為時，他就將華為列為思科唯一的對手，十幾年來，雙方針鋒相對，但縱觀現代企業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企業競爭的最大對手其實不是同行，而是時代，是自己。當諾基亞與摩托羅拉爭鋒時，收割他們命運的卻是蘋果;當柯達膠捲緊盯著富士膠捲時，自己卻被數碼影像所淘汰;同樣思科的崛起緣於踏準了網際網路的浪潮，而傳統的通訊巨頭還在通訊裝置領域激烈競爭……正如有觀點所言：在科技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自我進化，要比對競爭對手發動“戰爭”更加重要。
科技競爭原本是正常的、良性的，能夠促進人類科技進步的發展。但把更多的政治因素、安全因素、甚至意識形態因素加入其中，將讓科技的競爭變得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