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的反思：我們好像製造了一個怪物
優步（Uber）等明星網際網路公司所推動的“零工經濟”大有壓倒傳統經濟之勢。然而一線程式員們卻正在反思，自己可能正在製造一個巨大的怪物——它有可能成為唯一的經濟模式，吞噬掉整個全職僱員群體，最終取代我們所有人。然而更大的危險在於，能明白這一迫在眉睫威脅的，卻只有促成這種威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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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金山，零工經濟基本已經佔山為王。隨便走進一家便利店，你都會發現購物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生鮮雜貨外送服務Instacart的外包零工。出門一看，自行車道上停滿了貼著優步和Lyft標識的汽車，打著雙閃等著接乘客。外賣小哥們挎著印了各種公司logo的包滿城送餐，騎著腳踏車在汽車之間穿梭。
你可以和我一樣，沒事就站在路口數一數有多少“零工黨”路過。有的時候十個人裡能有兩個。有的路口，比如四街和Harrison那個靠近Wholefoods的路口，每十個人裡能有八個都是打零工的。
零工經濟本應代表某種人人得益的烏托邦，在供需之間達到一種完美的平衡：消費者可以從通勤購物的麻煩裡解脫出來，同時工人們也能自己做自己的老闆。優步官網上標榜“你的日程你做主”；Lyft官網用“當你自己的老闆”來吸引人；Instacart的誘餌是“真正幫助他人的生活”。
這些公司都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儘管醜聞纏身，優步現在據稱估值高達720億美元，是美國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Lyft估值$110億。Instacart估值$40億。然而近來幾個月，一波訴訟卻將零工經濟一個令人憂心的衍生品推進了公眾視野 ——一個缺乏勞動法保護、也無法像這個國家的其他從業者一樣通過工作獲取醫保社保等員工福利的工人階層；這個問題就算在矽谷小圈子之外都顯而易見。
七月份紐約市出租和專車管理局委託第三方做的調查報告表明，紐約市85%的優步，Lyft，Juno和Via司機的收入低於每小時17.22美元。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在5月份裁定交付公司Dynamex必須給予零工與全職人員同等的待遇後，專門從事就業訴訟的律師伊夫瓦格納（Eve Wagner）向科技媒體Wired稱，“就業訴訟將迎來一波井噴。”
這些創業公司成功的結構中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導致零工經濟之夢幻滅的種子。我在大學畢業一年後去了優步做軟體開發人員，仍然心懷用自己的工作將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幻想；沒過幾周，一位同事坐到我辦公桌邊壓低聲音對我說：“有些事你必須明白。寫程式碼的時候，你得真的為司機們著想。千萬不要忘記這些人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和保險，還必須在大城市討生存；他們全靠我們做出有責任心的產品。切記切記。”
幾周後，我在食堂裡無意間聽到另外兩名工程師討論如何操縱“駕駛員獎金”的機制來騙司機工作更長的時間的時候，才真正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們一邊笑一邊把司機比作動物：“你得把胡蘿蔔掛在他們面前晃。”此後不久灣區的司機遭受了一大波車費下壓。當我與司機聊天的時候，他們說優步將車費保持在一個極其討巧的位置 —— 再低一點點就分文不掙，但刨去油錢和維護後也留不下多少。
我們這些在零工經濟裡打頭陣的人往往是第一波發現並暴露其缺陷的人。離開優步兩個月後，我寫了一篇文章詳細描述了優步公司的有害工作環境（譯者注：指作者2017年年初揭露優步公司內部性騷擾文化的文章；該文章掀起的公關危機最後導致優步CEO換人）。現在，隨著矽谷嘗試著努力正視它的深層潰爛，一種新的不滿情緒慢慢滲透進了普通工程師之間線上線下的交流中，而這種不滿皆因一個似乎壓倒一切的問題——“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當我意識到到我作為一個普通的程式設計師的行為正在對巨集觀意義上工作的定義產生了也許並不是積極的影響時，我也不得不開始努力正視這個問題。
所謂的零工經濟“平臺”，靈感來源於軟體工程，其目標是建立模組化、可供大規模應用的軟體。為實現這一目標，程式設計師們構建了可以並行的程式碼段，將任務分割成越來越小的部分，使人們完成起來更有效率。
創業公司的執行模式也是如此；原本屬於同一職位的不同任務被分解成儘可能小的程式碼段，然後分配任務，使這些程式碼能夠並行完工。對於創業公司和寫程式碼來說，這種方法能夠帶來成功的原因是相同的：它可以完美高效地執行。
在各個所謂的平臺上，分配任務的不是人，也不是上司，而是執行在平臺上的各種演算法。這些演算法將消費者與工人配對，將乘客與距離最近的司機配對，將飢餓的顧客與送餐員配對，告訴他們要去哪裡、要做什麼、要怎麼做。源源不斷的需求和這些快速解決方案步伐一致，生生不息地執行。
事到今日顯然這些公司所代表的已不僅是一股熱潮。建立零工經濟公司的風險相對較低，西雅圖的科技記者Glenn Fleishman認為其原因是這些創業公司可以從事“某種合同套利”，因為“儘管它們獲得了工人創造的部分或是全部價值，卻不需要承擔相應的企業或者社會成本”。這樣的差價保障了這些公司有擴張的資本。
一個潛在的危險是，程式設計師在努力搭建最高效的系統時必定會將傳統的工作分割得支離破碎，人性成分完全喪失，使其在法律體系中再也無法辨識；這是零工經濟中固有的危險，並且這種危險會隨著經濟規模增長而不斷擴大。
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更加險惡的可能——那些原本應該也確實可辨識的工作——特別是管理性崗位——將完全消失。如果程式設計師能寫出一組將一項工作分解成小塊的程式，並用演算法實現管理，那管理職位本身就成了冗餘。
數月前，我和幾位朋友在午餐時聊到了零工經濟。我們開始列舉可能帶來工作崗位流失的因素，比如正在快速成為現實的人工智慧和機器人，使谷歌和亞馬遜等公司的業務範圍不斷擴大。我身邊坐著的一位曾經也是程式設計師的女士說：“工作崗位流失就發生在我們眼皮底下。不是未來——是現在。”
有人問道：“那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另一名女士回答說，唯一向前的道路就是讓零工經濟從業者成立工會，而這一回答立刻在飯桌上引發了激烈爭論。我們在嚴厲譴責科技行業對待弱勢新工人階層的方式，但我們很清楚危險遠不止於此；這個危險如此之大，足以改變所有工作的未來，使除極少數人外的大部分人受損。
我打斷了他們的爭吵：“只有內部人士才能看清問題在哪裡。”大家紛紛點頭。我們一致認為現在的危險是零工經濟將成為唯一的經濟模式，吞噬掉整個全職僱員群體，最終取代我們所有人。然而更大的危險在於，能明白這一迫在眉睫威脅的卻只有促成這種威脅的人。
本文刊載於《Vanity Fair》（名利場）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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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 矽谷 人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