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看中美減稅之爭
2018年10月20日，財政部、稅務總局公佈《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並向公眾徵求意見。《暫行辦法》對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贍養老人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公佈了扣除範圍和標準。稅收優惠更有針對性，支出壓力大的人群受惠更多。
當天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在部門官網開始為期兩週的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據悉，暫行辦法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後將依法於2019年1月1日起實施。 
我國的減稅措施不禁使人聯想到美國去年的減稅舉措，但兩國在國情、政策、社會形勢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在減稅政策上的方法和目的上各有所側重。
一、中國減稅之旅
2017年美國就開始進行大範圍稅改，其減稅政策雖然對我國的經濟有所打擊，但我國也並非毫無還手之力。
近期最有力的反擊是在降低個人所得稅上。根據新修訂的個稅法，今後計算個稅應納稅所得額，在5000元基本減除費用扣除和三險一金等專項扣除外，還可享受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贍養老人等專項附加扣除。稅法授權國務院制定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根據暫行辦法，個稅專項附加扣除遵循公平合理、簡便易行、切實減負、改善民生的原則。
暫行辦法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後將依法於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按照暫行辦法規定，專項附加扣除標準並非一成不變，將隨著教育、住房、醫療等民生支出變化情況適時調整。 
同時，在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上，為應對美國減稅導致的人民幣貶值，自2018年10月15日起，央行正式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
這是央行今年以來的第四次降準，此前三次分別在今年的1月、4月、7月，算上這次的降準，央行今年已經累計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5個百分點。 
在扶持中小微企業上，國家也不遺餘力，努力解決企業融資難題。3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通過股權投資、再擔保等形式支援各地區開展融資擔保業務，帶動各方資金扶持小微企業。6月份，央行、銀保監會等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加大貨幣政策支援力度。
在3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確定5月1日起將17%和11%兩檔增值稅稅率分別下調1個百分點等三項深化增值稅改革措施，實施後全年將減輕市場主體稅負超過4000億元，內外資企業都將同等受益。
減稅的方式直接且時效性強，相關企業將迅速受益。相較於改變稅收種類或稅收結構而言，直接降低稅率對於企業而言，是最效率、最直接的優惠政策，有利於提升企業的投資積極性。
國家稅務總局統計顯示，各項減稅措施產生了積極效果。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政策效應自6月份申報期開始顯現，6月份至8月份累計減稅959億元；在增值稅留抵稅額退稅方面，7月份至8月份共辦理留抵退稅786億元。
面對去槓桿、逆週期調節、促改革等多重目標，我國的一系列稅率改革進一步顯示政策取向漸漸重視穩經濟，穩預期。
美聯儲縮表加上特朗普的稅改，都對人民幣貶值施加壓力，加之美國提高關稅的“清理”舉措，都對我國的經濟執行造成不小壓力。
同時美國的減稅政策搶奪世界優質人才和精英，這對於我國的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極為不利。
我國的一系列減稅政策不僅為應對美國減稅導致的經濟執行壓力，以及高階人才、專業精英的流失，還是順應經濟發展局勢的正確選擇。
減稅政策可以進一步刺激國內市場，讓利企業，提高個人收入，擴寬市場，更深層次拉動居民消費內需，吸引高階人才和外來資本流入。
同時，積極拓展新的減稅空間，在國際形勢錯綜複雜情況下，也是為了進一步激發我國市場活力，加大簡政減稅降費力度，推出更大規模也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
我國減稅仍有空間，只要找準政策著力點，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穩定企業預期，同時，加強財政支出的結構優化，強化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大力壓減低效、無效支出，國家全面小康的目標定會實現。
二、“美國史上最大規模減稅”
特朗普上臺以來，大力推行“美國優先”戰略，並且視中國為最大威脅，中美間火藥味漸濃。
為全面壓制競爭對手，美國的減稅措施既深且到位。
川普的減稅策略主要針對企業和中高層階級，大幅削減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是美國政府稅收收入的主體。2016年，個人所得稅在聯邦稅收收入中的佔比為47%，其次是佔比34%的社會保險稅，企業所得稅佔比只有9%左右。
減稅方案將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的七檔稅率降低，最高稅率從39.6%降至35%。此外，取消對一年投資盈利超過20萬美元的個人徵收3.8%的投資淨收益稅，也取消遺產稅和全球所得稅率。
企業稅制變更的力度明顯超過個人所得稅，把減稅的力度直接針對企業。
一方面，分別針對現金和非流動資本，對美國海外企業留存利潤實行稅率分別是15.5%和8%的一次性徵稅。這個政策導致很多美國企業，包括大的跨國公司都把利潤迴歸本土。並且推行屬地制徵稅原則，只在利潤產生的國家徵稅，而在美國免稅。
合夥企業轉交個人所得稅，從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39.6%，轉變為獲得部分收入的20%，減輕了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此外，企業新購裝置的投資款項，可以100%計入成本，時間限定在2023年1月1日前，此間企業所採購的有形資產(除房地產外)統統適用，相當於政府提供無息貸款支援企業裝置更新。
另一方面，企業所得稅從35%降到20%，並允許企業主從企業收入中扣減20%，如果加上各州和地方過於落地企業的稅務抵免優惠政策，甚至會將企業稅率降到15%以下。如果減稅再加上美聯儲連續“加息+縮表”，將對流動性最活躍的全球資本具有致命吸引力。
特別是當海外獲利的美國企業稅收從35%降到最低的10%，同時設定企業現金迴流的稅率為12%，非流動性投資形式迴流的稅率為5%，並設立海外留金的懲罰稅，刺激美國企業滯留海外的近4萬億美元現金多數迴流美國。
企業稅佔比較小，大幅降低企業稅，即使稅基不變，對聯邦政府的稅收影響也不大。何況這項措施對美國本土企業是重大利好，企業收入增加，稅基也會提高。更重要的是，對全球企業產生的“黑洞效應”，在邊際上會吸引大量企業流向美國，進一步擴大稅基。 
根據美國的減稅措施可以看出，減稅目的很明確，在內就是刺激經濟增長，進一步提升企業利潤以維護目前的高估值的資本市場，在外就是吸引美國本土或海外資產迴流，降低失業率，提高個人生活水平。
從納稅人和稅率兩方面入手，通過減稅措施，不僅吸引美國本土企業海外資產迴流，降低失業率，刺激消費，還可根據資本的逐利而居本性，吸引國外企業投資。更深遠的影響是可以打擊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正在轉型的製造業。
減稅最直接的影響是，美國的企業成本大大降低，美國生活的成本也降低。企業稅收減少，人力成本也因個稅降低而相應減少，那麼企業效益必然增加，美國企業的活力必然增強。
美國《財富》雜誌近日報道稱，部分在華組裝的美國企業開始撤回美國生產，著名的臺灣晶片企業臺積電也已啟動在美投資擴廠計劃。
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最新資料，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企業匯回接近3400億美元股息紅利，二季度約為1700億美元。而在2018年以前，每個季度平均不到500億美元。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美國的減稅政策效果還是很明顯的。
結語
在需要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消極影響加以消除的背景下，特朗普要兌現其“大規模減稅”的競選承諾，中國要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而深化供給結構性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減稅，這是兩大經濟體在稅收取向上的共性表現。兩國都需要以減稅進一步降低市場主體的實際負擔，在供給側激發微觀層面創業、創新的潛力與活力。
但是，減稅會衍生一個新問題，即在保證政府財政赤字可控的前提下使公共服務供給支出受限。如何在實現降低企業綜合負擔、不擴大政府赤字的同時，儘可能保證公共服務的供給數量和質量，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關鍵。
美國減稅雖然會刺激經濟，但此番減稅還是會在未來十年給美國增加1萬億美元的聯邦赤字。財政赤字加劇必然會算害社會福利的支出，負面效應短時間內難以消除。
同時，美國的大幅減稅政策，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方面對於我國正在轉型的製造業來說是個打擊，另一方面對於世界經濟來說也是一個傷害。
川普大幅度減稅單單針對企業稅而使得資本回流，針對富人的個人稅銳減也同樣吸引企業家和精英人才迴流。特朗普“減稅+加息+縮表”三管齊下的目標是資本、人才和企業的迴流，這對很多領域還在努力追趕的中國來說極不友好。
中國的降稅與降負的關係，比美國要複雜得多，因此必須要確立“全景圖”的長遠視野，沉著應對難題，相信總有一天會柳暗花明。
減稅帶來的顯性或隱形後果都有待觀察，但減稅不應該從損人不利己的角度出發，若互相間拒絕合作和交流，利益就會成為固定的體量，雙方也難以在合作與研究中獲得新的收益和成長，只有合作，才會發現“新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