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士兵”專案背後，五角大樓的瘋狂與暢想
【獵雲網（微信號：）】10月17日報道 （編譯：清酒）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表達意圖、目標、慾望的方式，都受到身體的限制，我們生而如此，接受自然和命運的贈禮。
儘管多年來人類開發了各種工具，但本質上，我們還是需要通過身體與這些工具進行互動，就好比使用智慧手機。有時，我們會對這些工具產生不滿。這些工具並沒有那麼聰明，而原因之一可能是它們沒有與我們的大腦聯絡在一起。如果它們能“連線”人腦，它們或許能瞭解我們的目標、意圖和不滿。
誰能反駁？
邁阿密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和神經科學副教授，兼邁阿密治癒癱瘓專案的教員，Justin C. Sanchez開始研究“超越仿生學（Beyond Bionics）”。
他於2012年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TEDX會議上發言，問及仿生學之外還有什麼？ Sanchez將他的工作描述為試圖“理解神經程式碼”，這將涉及將非常精細的微絲電極（直徑相當於人類頭髮）放入大腦中，由此聆聽大腦的音樂、傾聽某人的意圖、看見你的目標和獎勵，然後開始瞭解大腦如何編碼人類行為。
他解釋說：“憑藉這些知識，我們要做的是研發新的醫療裝置、新的可植入晶片。這些技術的首批接受者是癱瘓者。如果我能幫助別人從輪椅上爬起來，那麼在我的職業生涯將不留遺憾。”
一年後，Justin Sanchez去了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簡稱DARPA）工作，這是五角大樓的研發部門。在DARPA，他負責監督所有關於人類身心康復和增強的研究。
DARPA幾十年來一直夢想著將人類和機器融合。幾年前，當精神控制武器的前景成為該機構的公共關係責任時，官員們重新闡述了他們的神經技術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重點放在治療損傷和治癒疾病的狹窄目標上。該機構官員聲稱，這項工作與武器或戰爭無關，它是關於治療和保健的。
誰能提出反駁？即使其說法是正確的，也會產生廣泛的倫理、社會和形而上學的影響。不出幾十年，神經技術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混亂，使智慧手機和網際網路看起來像歷史池塘上的溫柔漣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經技術混淆了一個問題的古老答案——人類是什麼？
高風險，高回報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8年的國情諮文中宣佈，美利堅合眾國“我們的研究和發展必須具有前瞻性，以預見未來不可想象的武器”。幾周後，他的政府成立了高階研究計劃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簡稱ARPA），這是一個獨立於官僚機構的部門，直接向國防部長彙報。這一舉動是由蘇聯發射Sputnik號衛星引起的。該機構最初的職責是加速美國進入太空的程序。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ARPA的使命發展到包括對“人機共生”的研究，以及代號為Project Pandora的精神控制實驗。1972年，該機構更名為DARPA。為了完成使命，DARPA資助研究人員發明顛覆戰爭性質的技術，如隱形飛機、無人機等，並改變了數十億人的日常生活，如語音識別技術、GPS裝置等，其最著名的發明就是網際網路。
該機構對所謂的“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的偏好，註定了它會資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蹺蹺板計劃是冷戰時期一個典型專案，它設想了一種“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蘇聯發動襲擊時使用。在越南戰爭期間，DARPA還試圖製造一種可控人形機器。
DARPA的科學家和他們的國防部大佬們的目標五花八門，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進而形成了一種模糊的、共生的研究文化。Sharon Weinberger將其描述為：“不受典型的官僚監管的束縛，也不受同行科學評論的限制。”
生物技術辦公室成立於2014年，是DARPA六個主要部門的最新成員。該部門由Justin Sanchez領導，其目的之一是通過各種手段恢復和維持作戰人員的能力，包括許多強調神經技術的手段——將工程學原理應用於神經系統。例如，“恢復積極記憶計劃”開發了神經假肢，將微小電子元件植入大腦組織，旨在改變記憶形成，以對抗創傷性腦損傷。
那麼，DARPA 是否也有祕密的生物學專案呢？在過去，國防部曾經做過這樣的事情。它對人體實驗物件進行了不道德的測試，很多人認為這是違法的。例如Big Boy專案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將在甲板上和甲板下工作的水手的輻射照射進行比較。
Sanchez曾多次出現在公共活動中，以表達關於DARPA的喜訊，例如，為失去肢體的士兵提供腦控制的假肢。偶爾他也會提到一些更遙遠的願望，其中之一就是通過計算機將知識和思想從一個人的大腦傳遞到另一個人的大腦裡的能力。
“我們試圖找到被認可的方法。”
直到上世紀90年代，生物武器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前，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對醫學和生物學都不感興趣。1997年，DARPA開啟了受控生物系統計劃（Controlled Biological Systems program），並在生物學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
動物學家 Alan S. Rudolph 成功地將人造系統與自然世界結合起來。正如他解釋的那樣，其目的是：“提高生活系統和非生命系統之間的波特率，或者交叉通訊。” 他整天都在研究諸如，我們能否弄清大腦中與運動相關的訊號，讓你能夠控制身體外的某些東西，比如假肢或者手臂、機器人、智慧家庭，或者把訊號傳送給其他人並讓他們接收。
“人類的提升”隨後成為了機構的首要任務。Michael Goldblatt 在 1999 年加入 DARPA 之前曾是麥當勞的科學和技術人員，他預測說：“沒有身體、生理或認知能力侷限性的士兵將是未來生存和搶佔主導地位的關鍵。”為了擴大人類對“控制進化”的能力，他整合了一系列專案，這些專案的名字就像是科幻片：代謝優勢、戰鬥可持續性、持續的輔助效能、增強認知、單兵最佳效能、腦機介面……
Annie Jacobsen在她 2015 年出版的《五角大樓的大腦》（The Pentagon's Brain）中寫道，這個時代的計劃經常被籠罩在瘋狂科學家的領域裡的陰影下。“持續的輔助效能”專案試圖打造一個“全天候工作的士兵”，他可以一個星期不睡覺。
Dick Cheney也熱衷於這種研究。2001年夏天，他向副總統提交了一系列“超級士兵”計劃。他的熱情促使布什總統政府在DARPA處於轉型期的時候給予其自由。學術科學最終讓位給了技術產業的“創新”。
911事件後，該機構宣佈了一項名為“全面資訊意識”的監控計劃，該計劃致力研發一種能掃描全球的裝置。人們對於這項計劃的反擊非常激烈，國會讓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為奧威爾式的過度擴張做出了努力。這個專案的負責人，海軍上將John Poindexter曾在里根時代被惹上醜聞，後來於2003年辭職。
這一爭議也引起了人們對DARPA針對超級士兵的研究和意識與機器融合的關注。這項研究讓人們感到緊張，Alan Rudolph也發現自己正處於困境之中。
在這個危機時刻，DARPA邀請了神經病學家ICU醫生Geoff Ling，當時還是一名現役陸軍軍官的 Geoff Ling 加入國防科學辦公室。Ling在2014年DARPA 重組後，繼續在生物技術辦公室工作。
2002 年，當 Ling 第一次在 DARPA 接受採訪時，他正在準備阿富汗的戰略部署，並考慮非常具體的戰鬥需要。其中一種是“即用藥劑”，可以省去大量的藥丸或膠囊形式的藥物中的粉狀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通過一種更輕、更緊密、更易溶解的物質，比如Listerine呼吸條配置的活性成分。這最終也成為一個DARPA專案。
Ling說， 我們是工具使用者。 人類想要飛行，於是建造了飛機。人類想要記錄歷史，於是創造了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們使用工具。最終的工具就是我們的手和腳。我們的雙手允許我們和環境一起工作來做事情，我們的雙腳帶我們去我們的大腦想去的地方。而大腦正是最重要的東西。
Ling將大腦的首要地位與他在戰場上的臨床經驗聯絡在一起。他時常問自己，如何才能把人類從身體的限制中解放出來？Ling最為人稱道的專案內成為革命性的假體修復術。自南北戰爭以來，給大多數截肢者的假肢並不是很複雜，而且還存在風險。在同事、學術界和企業界研究人員的幫助下，Ling和他的團隊建造了一個曾經幾乎無法想象的東西：一隻由大腦控制的義肢。
自網際網路後，DARPA 再沒有這樣能夠被大肆宣揚的發明。其發展的里程碑受到了讓人驚訝的歡迎。2012 年，一位叫Jan Scheuermann的癱瘓婦女，用一隻機械臂給自己餵食了一塊巧克力，這條手臂是通過向她腦中植入大腦的系統操縱的。
然而，修復殘破肢體的工作僅僅是DARPA開展其它相關研究的一個標誌。該機構一直承擔著更大的使命，2015年一位專案經理描述了這一使命——讓人們擺脫健康身體的侷限。
這個機構從治療中學到的東西也被可以被用於人體增強。我們的使命是讓人類成為我們以外的東西，超越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超越我們能夠有機地獲得的能力。
在Jan Scheuermann給自己餵食巧克力的視訊釋出一年半之後，DARPA製作了另一個視訊，她的腦機介面連線到F-35飛行模擬器，駕駛飛機。DARPA後來在一個名為“戰爭的未來”的會議上透露了這一點。
Geoff Ling的研究由Justin Sanchez接手。2016年，Sanchez與一位名叫Johnny Matheny的男子一同出現在DARPA的路演上，後者是第一個直接將假肢固定在骨頭上的人。Matheny展示了當時DARPA最先進的假肢手臂。Matheny 稱：“我可以坐在這裡不停地舉一個45磅重的啞鈴，直到電池耗盡。”
從那時起，DARPA在神經技術領域的工作範圍就逐漸擴大了，所有這些研究的邏輯，是通過某些技術標準創造出更完美的人類。新的和改進的士兵對DARPA來說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它們只是未來生活的視窗展示版本。
“超越地平線”
Sanchez談到通過神經介面增強記憶力可以作為一種替代教育形式。他說：“學校最基本的形式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發展起來的一項技術，以幫助我們的大腦做更多的事情。不同的是，神經技術使用其他工具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的大腦達到最佳的狀態。”
2013年的一篇論文描述了一項技術，這項研究涉及南加利福尼亞大學、Wake Forest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研究人員對11只老鼠進行了手術。在每隻老鼠的大腦中，植入了一個由16根不鏽鋼絲組成的電子陣列。在老鼠從手術中恢復後，被分成兩組，它們接受了幾個星期的教育，其中一組的教育程度更高。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組學習了一項簡單的任務：獲取一滴水。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那組學到了同樣任務的複雜版本，它們需要設法獲得水，這些老鼠必須不斷地用鼻子戳控制桿。當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老鼠掌握了這項任務時，研究人員將老鼠大腦中的神經放電模式（記憶如何執行復雜的任務）記錄到計算機中。
Geoff Ling 表示：“我們當時所做的就是把這些訊號給了一隻笨一些的動物，這意味著研究人員採用了編碼記憶如何執行更復雜任務的記憶，這些記錄來自於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老鼠的大腦，並將這些模式轉移到教育程度較低的老鼠的大腦中——而那個笨一些的動物得到了它。它們能夠執行那個完整的任務。對於這樣的老鼠，我們把學習時間從8周縮短到了幾秒。”
Sanchez稱：“他們可以用精確的神經程式碼為某些技能注入記憶。”他認為，Wake Forest實驗相當於“記憶假體”的基礎性步驟，就好似《黑客帝國》中的情節。
儘管許多研究人員對這些發現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不可能這麼簡單，但Sanchez對此非常自信。
在Sanchez的領導下，DARPA資助了南加利福尼亞大學、Wake Forest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人體實驗，並在大腦的類似部位使用類似的機制。這些實驗並沒有把記憶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而是使個體記憶“提升”。
植入的電極記錄與識別模式相關的神經活動（在 Wake Forest 和 USC），以及記憶單詞列表（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記錄在特定的大腦回路中。然後將這些記錄神經元活動的記錄作為一種強化形式反饋到相同的電路中。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記憶力都得到了顯著改善。
匹茲堡大學的神經工程師Doug Weber最近剛剛結束了DARPA專案經理的四年任期，他是一個記憶轉移的懷疑論者。“我不相信技術進化的程度是沒有限制的，我認為會出現一些無法實現的技術挑戰。”
例如，當科學家在大腦中放置電極時，這些裝置會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後失效。最難攻克的問題是血液洩露。Weber表示，當外來物質進入大腦時“你經歷了傷口、出血、癒合多次迴圈的過程，每當血液滲入大腦隔間時，細胞中的活性就會下降，本質上就是生病。 大腦會拒絕異物入侵，這比最堅固堡壘更有效。
即使現在限制我們的腦機介面問題並不存在，Weber仍然不相信神經科學家能夠研發出記憶假體。Weber解釋說，有些人喜歡將大腦看作是一臺計算機，資訊從A到B到C，這一切是非常模組化的。大腦確實存在模組化組織，但它並不像計算機那樣清晰。所有信息都是無處不在的，它的分佈如此廣泛，以至於現在還遠遠達不到實現與大腦融合的程度。
“任何物件都可被武器化”
在《五角大樓的大腦》一書中，Anne Jacobsen暗示DARPA的神經技術研究，包括上肢假肢和腦機介面，並不是它看起來的那樣：“DARPA推進假肢的首要目標可能是給機器人，提供更好的手臂和手，而不是人類。”
Geoff Ling否認了她的結論：“我們在修復術革命計劃中所做的一切成果都被髮表了。如果我們真的要建立一個自主武器系統，為什麼我們要把它發表在開放文獻中供我們的對手閱讀呢？我們什麼都沒藏著掖著。我們這麼做不僅僅是為了美國，而是為了全世界。”
然而發表這項研究並不能阻止它被濫用。
試想，一個擁有計算機神經介面的人，一個增強人類，還是一個“人”嗎？
這就涉及到倫理、法律和社會影響等問題——誰來決定如何使用這項技術？上級會強迫下屬使用它嗎？基因測試是否能夠確定一個人對有針對性的神經可塑性訓練有多敏感？這種測試是自願的還是強制性的？這種測試的結果是否會導致學校錄取或就業方面的歧視？如果這項技術影響到道德或情感認知——我們是否有能力分辨是非，控制自己的行為呢？
美國政府已經限制了DARPA試圖提高人類機能的能力。Ling說：“國會不希望我們建造一個超人。這不可能是國會宣佈的目標，但是如果我們做到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Ling也承認，增強感官以獲得優勢（暗指武器），當然會有軍事用途。你可以把任何東西武器化，但實際上，這與提高人的能力有關。他將其與軍事訓練和平民教育相比較，從經濟角度講，通過這一方式提高生產力看起來是合理的。
Ling說DARPA所做的就是提供一個工具，以便他人使用，去完成他們的偉大事業。
淘金熱
DARPA的開發能力仍然停留在概念驗證階段或附近。但這足以吸引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的投資。隨著時間的推移，DARPA已成為矽谷的一員。
Justin Sanchez雄心勃勃，若是他實現了自己的雄心壯志，他可能會以比扎克伯格和Twitter的多爾西所擁有的更為根本和持久的方式改變日常生活。
Sanchez表示DARPA的使命不是定義甚至指導這些事情，並建議在現實中，市場力量將比法律法規或有意的政策選擇更能影響神經技術的發展。未來大學裡的科學家將出售他們的發現或者建立新公司。市場將從中獲益：“隨著他們發展自己的公司、開發自己的產品，他們會讓人們相信無論他們在發展什麼，他們都會幫助人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DARPA工作中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似乎從來不曾困擾他，因為這個世界一直為迎接新技術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