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抵禦“科技殖民”，印度建防火牆能培養出自己的BAT嗎？
本文來自公眾號：歪道道(wddtalk)，作者 ：歪道道
當網際網路模糊了物理上的國界，到底該開放和封閉的問題就一直難有定論。
最近幾個月，印度政府的眾多監管機構和部門宣佈，打算對科技行業實施嚴厲的新規，尤其是主導印度網際網路經濟的美企，而這制定限制新規的靈感正是來自中國。印度眾多官員欣賞中國對公民資料的管理，以及其通過限制外國競爭來培育本土網際網路巨頭的方式，而且在印度很多人強烈認為“印度未能出現BAT,就是因為我們的政策不夠差異化”。
“雖不想建造封鎖牆，但資料是一項戰略資產”，這是印度國家電信部長的正面意思。而資料保護的“戰役”一旦打響，是細化規則還是一刀切地封鎖，或許印度的抉擇將影響到全球網際網路局勢，一如當年的中國。
印度封鎖網際網路或將成為極端情況下的選擇?
當印度逐漸成為各大網際網路企業出海掘金的首選地，孰不知當地政府和美企的力量博弈，正在掀起另一場硝煙。
今年7月份，印度當地發生了一件兩千人圍毆致死的案件，死者是一名谷歌工程師，他因分給當地兒童巧克力而被附近居民誤解為人販子，拖出車外實施暴行一個多小時後不治身亡，而這起慘案背後的根源是WhatsApp上傳播綁架小孩的虛假訊息。據當地報道統計，近幾個月來印度至少有25人因為這種假新聞慘遭當地居民動私刑致死。
為此，印度電子和資訊科技部要求WhatsApp開發一種跟蹤和阻止訊息病毒式擴散的方法，而WhatsApp則以技術手段違反對私人資訊的加密設定為理由表示拒絕，隨後印度阻延了WhatsApp準備推出的一項新支付服務。
在印度，Facebook的WhatsApp是最受歡迎的手機應用，同時YouTube是使用者最多的視訊網站，而亞馬遜為印度第二大線上零售商。直觀來看，美國科技巨頭主宰印度市場，而印度政府已經越發難以容忍，雙方不容妥協的態度，或將使得海外網際網路企業在印度市場上的處境越來越敏感。
一方面，印度積極模仿中國和歐洲，為公民建立強有力的資料保護，同時賦權政府獲取其認為合適的私人資訊。而另一方面，國外遊說團體已請律師事務所就印度資料保護法起草了意見書，將取消資料本地化要求列為當務之急，並稱印度政府此舉是“保護主義”。
但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美印首輪外交和防務的“2+2會談”上，印方突然宣稱可以為美國企業設立特別經濟區，一改國內原本堅決不重蹈西方“殖民”覆轍的態度。
由此可見，相比印企“聲淚俱下”的控訴，美企在美國的支撐下看似依然強勢，這導致印度無論從立法執法還是新規制定上，都難以找尋突破口偏向本土企業。而這一矛盾一旦長久壓制，物極必反，一刀切的封鎖未必不會成為印度新的考慮，這也是為什麼印度想從中國獲得靈感的原因。
不過對於“2+2會談”，《紐約時報》文章表示，如今美國國務院處理印度事務的關鍵職位仍然空缺，本次會談已被擱置了兩次，現在印度人有一個普遍認識—“莫迪不確定是否還能與特朗普達成共識”。
也就是說，印美關係的變局依然是影響這場壓制與反壓制的鬥爭的主要因素，而對於印度來講，在培養本土企業的長期利益和顧及當前的政治較量之間，遲早要做一個選擇，至於封鎖牆可能會成為一個制衡的籌碼。
複製中國奇蹟基本無望，封鎖將是雙重倒退
海外網際網路企業侵蝕印度本土新生勢力不假，但不可否認也正是這些外資外企的進入，激活了印度的網際網路經濟。資料統計，2017年印度的創業生態系統的總融資額為137億美元，涉及820筆交易，而在2016年和2015年這一數字分別只為40.6億美元和84億美元。由此可見，經過2016年腰斬式的資金枯竭和焦慮，印度已經重新恢復為全球最大的投資市場。
但這場哀鴻遍野的災難也直接暴露了印度經濟的最大缺陷，就是嚴重依賴外資外企。
因為國內發展動力不足、經濟水平落後，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開放一直都是吸引網際網路巨頭的最大優勢，正如本土企業家的自嘲：“中國企業無法打進美國，而有些美國企業又在中國被種種法律法規所禁。結果最後，他們就都來印度了。”
所以一旦引入監管壁壘和政策增加不確定性，那麼印度作為一個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就會開始明顯減弱，眾多像Flipkart、Ola接受騰訊、軟銀等外資投入的企業，或許沒因美國網際網路巨頭的壓制而衰竭，也會虧損而亡。換句話說，在印度本土網際網路經濟尚未成熟之前，保護主義政策對創新和增長的中長期影響可能遠遠超過任何短期利益。
其實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印度都不是十年前的中國，若印度以資料保護為名建起“封鎖牆”，不只是阻隔了全球網際網路經濟的往來和交易，也有可能將其多黨政治推向畸形和混亂的狀態，於本國民眾生活也是一種長久利益的損傷。
從印度高發的社會暴動和惡性事件可以明顯看出，印度是少數幾個民眾非常容易受到煽動的人口大國，這也是印度各大政黨相互鬥爭的一個基礎。所以，如果網際網路巨頭所把持使用者資料的局面被打破，那以政府為主導建立新的資料保護則成了必然，但這並非是一件好事，所謂的資料保護難免會成為輿論控制的利器。
而一旦輿論為政黨所控，本來就容易受到煽動的民眾，在網際網路這個影響力更大的媒介上，無異於更擺脫不了被操控的命運。
舉個例子來講，印度的腐敗問題早已自上而下滲透到各個方面，2014年印度議會選舉更是成了腐敗醜聞的標籤。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曾在2015年出過一份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腐敗已經成了印度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網際網路作為監督媒體的作用彌足輕重，可一旦網際網路傳播的資訊能夠被操控，那這種作用無異於大打折扣。
所以，封鎖所導致的雙重倒退，印度或許承擔不起。
印度BAT註定無法在封鎖牆內誕生
“印度未能出現BAT,是因為政策不夠差異化”，這一說法本身就是不瞭解我國網際網路的一層體現，其中的必然或偶然也遠非一紙政令所能解釋。歸根結底，印度網際網路巨頭的缺失，與其落後於全球網際網路經濟的腳步有很大關係，尤其是對比我國來講。
90年代我國網際網路創業興盛之初，其實距美國科技巨頭萌芽相隔不遠，隨後更是因為移動網際網路浪潮來襲，幾乎和美國同一時間踏入了移動端轉型的賽道，甚至在個別領域的模式創新已經走出借鑑路線。不得不說，這種時間上的機遇給了國內網際網路創業環境和基礎的構建，而印度錯失了起碼有十年時間。
尤其是越過PC端進入移動網際網路的時代斷裂，使得很多本土網際網路企業缺少穩固的“地基”，比如電商行業中的物流、支付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仍沒有到位。
不過最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時間上的差距使得同樣走得借鑑路線，但是印度本土網際網路創業還未形成本土特色的精神核心之前，就被拖入了與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的國際型網際網路巨頭的競爭中，而曾經與我國BAT競爭的亞馬遜、谷歌等企業還未曾像現在這樣強勢。
這種情況導致兩個顯而易見的後果。其一，在與美國網際網路巨頭的競爭中，印度初創公司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尋求海外融資進行燒錢大戰上，以此擴大市場份額。這和我國網際網路各大風口之上的競爭模式相似，但是難以忽視的是，國內也在承受著規模戰所帶來的“後遺症”，尤其是網際網路巨頭也開始反思這種發展路線的利弊。
其二，當印度本土網際網路企業被拖入燒錢遊戲，必然會壓制他們對本土化創新的探索。而相反當初BAT的借鑑路線之所以能走通，主要是因為其產品創新更符合國內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和文化特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置於如今印度的網際網路創業形勢下，估計騰訊這種早期空有使用者、而不知如何掙錢的企業，一開始可能就死在了燒錢的起跑線上，也就不會有社交巨頭的誕生了。
由此，更嚴重來講，印度移動網際網路使用者的偏好、習慣或者消費理念，一旦都是在國外科技巨頭的影響下形成，那麼淪陷的其實是印度整個網際網路文化。這種情況下，如何能誕生本土的BAT?而封鎖又能改變印度本土網際網路企業這種內在的缺失嗎?只能說，如果兵行險招，那印度整個網際網路經濟可能要面臨著全線崩塌的風險。
印度市場如今牽一髮而動全身，面對網際網路巨頭的“科技殖民”，短期來看也只能忍著，不過未來環境成熟也未必沒有反撲的可能，屆時也許又是另一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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