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來最具前瞻性的諾獎：用經濟學模型量化未來
2018年10月8日下午，諾獎委員會宣佈了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威廉·諾德豪斯（Willam Nordhaus)，美國經濟學家，77歲，耶魯大學；
保羅·羅默（Paul Romer），美國經濟學家，63歲，紐約大學。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次獎項是頒發給“發展經濟學”（Romer）和“環境經濟學”（Nordhaus）的。這個理解不算錯，但是遠遠低估了諾獎委員會思考的深度。我個人認為，這是過去10年最有前瞻性和思想性的（經濟學）諾獎，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巨大轉變所做出的迴應。
極簡地說，這兩位的研究可以用3個詞語來概述：經濟增長、知識創新、氣候變化。其中經濟增長是目標函式，知識創新和氣候變化是具有外部性的內生變數。
這句話怎麼理解呢？先想一下，經濟學是研究什麼的學科？對於這個話題可能有無數解釋，但是有兩個命題是永恆的，一個是“增長”，一個是“分配”。沒有增長哪裡來的分配，所以首要的命題是，人類社會要怎麼樣才能實現持續的增長，比如，創造更多的財富？
其實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增長”並不是常態。你會看到，在過去的2000年中，人類經濟增長是個極為緩慢的過程，在前面的1800年裡，人類經濟增長几乎是一條水平線，直到18世紀，也就是工業革命之後，這條增長曲線的斜率才有了第一次跳躍，人類經濟增長出現了“快速”增長；再到了20世紀50~60年代，也就是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為代表的資訊科技革命開始，這條曲線斜率再次跳躍，變成了一根幾乎是垂直的直線，也就是說人類經濟增長呈現出爆發式的幾何級數的增長。（比如，公元后的前面1700年總共增長了3倍，從1700年到1940年，200多年增長了10倍，而從1950年開始到現在的70年，又增長了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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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人類脫離極度貧困匱缺僅僅200、300年曆史，衣食無憂也不過60、70年的歷史——沉迷穿越的同學可以斷了這個念想了，漫長曆史上人類社會的匱乏和貧困是今天的你根本無法想象的。
除了慶幸自己生活在當下以外，這些數字還告訴我們一些基本事實，並且得出一些關於我們未來的推論：
1）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因，雙方會相互作用，形成幾何級數式的爆發式增長。
這一條對於目前我們人類社會的狀態具有太重要的涵義——在蒸汽/電力時代，資訊時代之後，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到了一個臨界點，人工智慧/大資料為標誌的智慧時代，幾乎就在觸手可及的“未來”。技術進步的動力來自哪裡？會怎麼具體作用於經濟增長？對這些問題的“具體的、量化的、框架性”的回答對我們下個時代的增長路徑，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都有重要的意義——而這，正是Romer的核心研究。
和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路徑差不多一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出現了成型的經濟增長理論，以索洛Solow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盛極一時，他們的模型中，資本K和勞動力L是增長的基本要素（inputs），技術進步A則是一個外生的變數。
Romer在敏銳的捕捉到“知識經濟”的苗頭，上世紀80、90年代提出兩代關於知識和創新的“內生增長模型”，他有幾個核心觀點：
“知識”是經濟增長的要素，知識累積會內生影響勞動力水平和資本回報率；
大部分技術進步源於市場激勵導致的有意識的投資行為，即技術是內生的。
創新可以使知識成為商品（比如，開原始碼、發明專利），而知識商品非常特殊，它具有使用上的非競爭性(nonrival)和佔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而且可以創造壟斷利潤（比如，新葯研發等）
這幾條聽上去不復雜，但是對於全球的經濟增長模式和政府政策制定都有巨大的影響力：技術進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於勞動力和資本之中的。教育投資、研發投資都會加快知識累積，使得勞動力素質提高，資本收益提高——正因為此，邊際投資回報率下降這個事情比傳統理論中要慢得多，增長知識累積的投資的持續增加能夠長期地提高一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對於全世界都是一針強心針，下一波技術革命的速度，下一個30年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會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投資方向——不但國家，其實個人發展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社會必須允許“創新”帶來壟斷利潤，這才能夠激勵廠商大量投資在創新活動上，加速知識累積，而這種知識會因為使用上的非競爭性，產生溢位效應，再進一步加速知識累積，這樣對經濟增長會產生多重的拉動作用。Romer在自己的模型中對這些問題都給出了極為嚴謹詳細的論證，讓很多實證研究有了理論框架，能夠給出具體的量化的分析。這些研究對各國政策都有深遠的影響，比如為什麼智慧財產權和專利的保護重要？因為這是技術進步的核心，也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比如為什麼要允許“壟斷利潤”存在，因為這才能加速全社會知識累積，讓知識產生外溢效應；比如為什麼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因為這才是決定未來增長潛力的根本。
所以，Romer的增長模型是一個前瞻性的增長模型，它對過去這幾百年人類社會的增長路徑做出了很好的解釋，更為下個技術革命下的人類增長模式提供了框架性的insights——知識創新是技術進步的動力，他們通過投資的方式作用於經濟增長，而且是累進的疊加的方式。諾獎頒給他，不僅僅是因為他對過去增長經驗的總結，也不是說Romer的理論是完美的，嚴格說，這是新增長模式的開始，諾獎委員會是希望鼓勵更多的學者在研究新增長模式的路上來。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剛才這條曲線得到第二個啟示：
2 ）高速增長帶來的問題，比如自然環境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全新命題。怎麼將自然環境的變化和人類經濟活動的內生性關係量化測度，在自然環境的約束下，實現人類可持續增長——這則是Nordhaus的研究核心。
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物質富餘年代，享受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人類歷史從來沒有面臨過的問題——自然環境問題，而氣候問題又是其中重中之重。在短暫的人類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口，這麼多工業，這麼龐大的人類活動排放出來的溫室氣體過多過快，超過了地球生態吸納他們的速度，這使得地球表面溫度升高，從而可能會導致冰川融化，植被死亡，海洋洋流劇烈變化等多種自然問題（比如，很多人認為這些年的各種颶風、地震、海洋平面升高等自然災害都和溫室氣體排放有關）。這些問題，都是直接影響到人類安全可持續發展的大事。
傳統上這些問題都是自然科學的領域，但其實他們和經濟領域有密切關係： 一方面，所有這些“排放”都是人類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的結果，你如果要控制溫室效應，必須通過影響人類經濟系統才可能起作用，另一方面，氣候變化也會對人類經濟活動產生影響（比如，旱災會導致農業歉收，山竹颱風會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等）。
在Nordhaus之前，雖然有學者也提出了這些觀點，但是缺乏系統的理論框架。Nordhaus嘗試著把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整合在一個模型框架裡，在這個模型裡，經濟活動會產生碳排放，碳排放又使得生態系統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再影響到經濟系統，形成一個迴圈流。他將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引入了氣候變化這個命題中，比如說，表示為減低溫室氣體排放所需要的經濟投入是遞增的，但是溫室氣體帶來的損害會隨著減排的上升而下降，所以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最優”的減排方案，使得社會淨收益最大——你到各個大學，氣象局，環保署，聯合國等機構去看，就會發現，現在全球研究氣候變化的主流工具，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就是Nordhaus的研究框架。
這些研究具有極強的政策涵義。和極端的環保主義者不同，Nordhaus考慮是社會整體的成本-收益，所以建議比較溫和的減排，但是他也篤信，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高增長帶來的煩惱，所以缺乏應對的經驗，所以更需要更多學者將眼光投射到這些前瞻性的全新命題上來。儘管溫室效應和減排都是非常有爭議的話題，諾獎委員會還是將這個獎項頒給Nordhaus的目的，我想，也就是是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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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今年經濟學諾獎兩位得主的核心思想。當然，作為過去30~40年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Romer和Nordhaus的涉獵都非常廣泛，對經濟增長、福利、環境、城市等重大議題都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但真正讓他們大放異彩的，還是 Romer是“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和Nordhaus則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奠基者。
這兩個命題都是對人類未來社會增長方式的前瞻性和反思性研究，按照諾獎委員會的說法，這兩位學者得獎的原因，是把兩個人類經濟增長最根本的約束，自然資源和知識（nature and knowlege）,用科學的，量化的方法引入了經濟學研究的理論框架。他們的研究，把我們人類社會對“經濟增長”，“知識創新”，和“自然環境”之間內生性關係的理解提上了一個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