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的差異，是先天還是後天形成的？
編者按：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在發現基因的幾十年之後，我們已經知道自己的生理特徵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基因。但是在先天發育和後天培養這兩方面，哪個對人的性格和行為影響更大，學界一直沒有定論。心理學家普羅明（Robert Plomin）的新書《藍圖》就探討了這個問題，並且很可能引發一場熱議，他在書中提及，決定人們性格的因素主要是基因，而書中最新的科學證據十分有力，不容忽視。本文編譯自the Guardian的原題為“So is it nature not nurture after all?”的文章。
我們的個性背後根源是什麼？來自Bryan Mayes
在科學領域最有爭議的話題中，對於人類性格、行為影響因素的討論一直都很熱烈。 我們的性格究竟是環境的產物，還是基因的體現？我們的行為是自然的力量決定，還是後天的培養塑造出來的？ 大部分人都會認可兩者都起到了作用，但是哪股力量是主導力量，一直都沒有定論。
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共識，也會帶來政治上的隱憂。一般來說，左派傾向於把環境視為主導力量，因為環境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是有關聯的。從這個角度看來， 人和人之間的差異不是因為他們本質的不同，而是由社會環境差異導致的。
同樣，右派會更傾向同意達爾文的學說，認為不同環境導致的不同結果是個體對環境的不同適應程度所致。而這樣的看法，在過去被用來推廣“優生優育”（不管是左派右派），選擇培育、絕育和納粹的大規模謀殺。
這就給從基因角度研究人類行為蒙上了一層陰影，尤其是關注不同種族之間差異的研究。1994年，默裡和何恩斯坦（Charles Murray和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著作《正態分佈》（the Bell Curve），就觸及這個“禁忌”，書中的做出的結論是美國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不同。
美國心理學家、基因學家普羅明支援了書中的資料，但是反對其結論。普羅明有時候被成為“異教徒”科學的領軍人物。他的新書《藍圖：DNA如何決定人類性格》中引用最新的基因學研究，得出了很積極的結論，不過這些是從個人角度而非種族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 普羅明和很多其他科學家一樣，認為弗洛伊德的科學誤導了大家，讓人們在探索“我是誰”的時候，走錯了方向。性格特徵的根源不在於父母在你童年時期如何對待你，而是取決於我們從父母身上繼承來的基因。
普羅明本人. 圖片來源: Martin Godwin，《衛報》
普羅明發現，基因遺傳能解釋人們心理差異，比如性格、精神方面特徵的50%。這也就意味著還有50%是環境影響。不過，普羅明認為，剩下的50%不能歸於計劃中、穩定的環境影響，因為環境是無法事先計劃的，其中的因素是不可控、無法預知的。對於我們掌握之中的環境影響，普羅明認為其中大部分其實是基因表達的產物。
普羅明在書中寫道,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導致人們之間的心理差異上系統性力量主要是DNA差異. 環境的影響確實很重要, 但是我們這幾年認識到, 環境幾乎是隨機的, 是不繫統、不穩定的，所以我們能做的並不多。”
普羅明30年才開始寫這本《藍圖》， 此前投入大量時間從事調查，以證明自己的觀點。他的主要依據是對雙胞胎的長期跟蹤調查。不過，這本書之所以推遲那麼久，普羅明承認是因為自己“畏畏縮縮”。一直以來，不管是從基因角度研究人與人之間行為差異，還是發表相關的研究都是“危險”的。
筆者在對普羅明的訪談中問道，為什麼這個角度的研究是危險的。他回答說，“我記得， 在上世紀70年代，基因學的文章是被禁止的。一切都是環境因素導致，比如，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因為生命頭幾年母親做錯了某些事導致的。聽起來荒誕，但是在那時候這就是科學的‘正統’，似乎光是提到基因學都讓人難以接受。”
現在在科學和心理學領域，從基因學角度做研究已經不是問題。但是如果你從基因學角度去研究其他學科，比如教育學，“基因學還是萬惡之首。”但是，他貌似輕鬆的說，幾十年來，一直有人管他叫納粹。
基因學的發展從150年前開始，65年前，人類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15年前，完成了人類基因組圖譜，人類在科學方面的認識，已經深入到了解答“普羅米修斯火種之謎”的程度。雖說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基因是決定生理健康與否的關鍵，但是在基因學解釋心理學方面，在用基因學解釋我們的行為和性格特徵時，還是面臨極大的爭議。
要說基因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能跑多快、跳多高、近視有多深，都很容易接受, 但是 要說基因決定了一個人有多聰明、能否理解他人或者是不是反社會，就是另一碼事了。我們更傾向於相信這些特徵是社會條件所致，是一個人所在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導致的。
畢竟，如果有兩個小孩，一個在溫馨的家庭裡， 有父母的愛和關注，在溫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有足夠的條件促進智力發育，而另一個沒人關注，成長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我們很容易預測哪個小孩在學校的表現會更好。一般來說，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但是普羅明認為，兩個孩子的表現受到社會環境影響不及自身生物學影響大。他強調，人的行為表現大部分是基因遺傳所致，不是成長環境塑造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所有疾病都是環境所致，就連精神分裂也是。提到基因科學就讓人談虎色變。
普羅明
普羅明提出的這種概念很難消化，原因有幾個。首先，不管是誰，都能舉出環境對結果造成極大影響的例子。比如，如果把一個小孩長期關在房間裡，不讓他閱讀，不讓接觸書籍，13歲之後才放出來，這個孩子很有可能會有閱讀障礙。
普羅明覺得，在一個教育已經得到普及的社會，學習能力的差異大部分是基因導致的，而不是家庭環境或學校教學質量。他認為，這些因素確實有影響，但是它們的影響遠不及人們想那麼大。
普羅明在解釋自己的研究發現時，還有另一個問題：人們常常將群體和個體差異相混淆，換句話說，就是分不清均值和差異。例如，北歐男性的身高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平均增加了15釐米。這顯然是環境所致，但是北歐男性之間的身高差異是基因所致。心理特徵也是如此。
“導致平均差異的根本原因和個體差異的根本原因不一定是相關的。所以，你可以所一項特徵的遺傳程度很大，但是在群體之間的差異，即種族、性別之間的平均差異可能完全是環境所致，比如因為歧視導致的差異。不過，將均值和差異相混淆是誤解產生的根源。”
基因科學的歷史並不長，在此期間，曾有過更大的誤解：“一個基因存在與否是某疾病、異常、失調等等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有些環境主義者會要求拿出證據來，如果某個疾病不能用某個基因一場來解釋，那他們就宣稱基因學不能解釋疾病的產生。但是單基因導致的疾病很少見，而且在心理學方面沒單基因導致的疾病。
過去幾年有一個大突破，多基因檢測，能夠將多個（幾千個）基因與行為差異聯絡起來。目前沒有人知道不同基因之間的複雜關係。但是普羅明指出，多基因檢測不僅是以預測為目的，還可以用來得出與心理和生理相關特徵的遺傳預測。研究的基數越大，預測就會越準確。越來越多的人做基因組圖譜之後，研究數量就會一直增長。
“我們不僅能用這些資料來解釋GCSE成績的差異，還能預測某個體的父母教育水平以及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狀況。”普羅明說。
批評普羅明研究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心理學家詹姆斯（Oliver James）。詹姆斯認為“堅持用基因科學視角研究問題是沒有希望的”。他更傾向於環境學說，因為這個視角講出的“故事”更加豐富多彩，可以用父母的失職，社會的冷漠和教育上的忽視來解釋很多問題。
我問詹姆斯，有什麼問題想問普羅明。詹姆斯想知道的是，在什麼條件下，普羅明才肯接受“人類心理特徵的代與代之間的遺傳和基因關係不大，甚至沒有關係”的觀點。:
Jimmy Sime/Allsport 哈羅公學和當地的男生在進行曲棍球比賽，1937年。
基因對於一個人在社會上的成功有影響嗎？還是說你上的學校對你的成長更為關鍵？
當我告訴普羅明，我諮詢過詹姆斯的意見時，普羅明翻了個白眼。他堅持說，詹姆斯不明白或沒跟上最近幾年基因學的進展。
“隨便找個研究，裡面都會提到基因起到的作用。你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噢，父母和孩子很相似，所以是環境因素導致的。’現在我們有了DNA證據，已經有20項研究都用評分成功預測了教育程度。不如你也做一個多基因評分，然後再下結論說基因不起作用。詹姆斯的視角完全是基於弗洛伊德的學說，完全沒有資料做基礎。”
在《藍圖》中，普羅明在此基礎上還有一個觀點： 即使表面上是環境影響，也可能是受到基因影響產生的 。普羅明將其稱為 “後天培養的先天基礎（nature of nurture）”。在考慮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孩子的教育及職業結果之間的關聯，我們會傾向於覺得是環境方面的影響：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高，會讓孩子也享受到特權，從而限制社會流動性。
但是基因學“將兩者之間的聯絡完全反轉”， 普羅明寫道。如果將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歸結於他們的受教育程度，那社會經濟地位就成了“可繼承”的特徵了。因此，孩子從父母處享受到的特權，父母的基因比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影響更大。
詹姆斯認為，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如果我們接受了遺傳的觀點，就會導致窮人活該受苦，富人就該享福的結果。持有同樣觀點的不在少數。？《衛報》今年就刊登過一篇評價普羅明（和其他科學家）此前發表研究的社評。研究中有一句“精英學校和普通學校學生之間考試表現的差異反映了他們基因上的差異。”，而社評針對研究觀點，做出了“煽風點火，有害社會”的評價
圖克海默是弗吉尼亞大學基因學和人類主動權專案（Genetics and Human Agency Project ）的領導，他寫了篇文章，批評上述研究將這些可能由環境導致的影響歸結於基因影響。“研究中沒有有力證據，既不能讓人相信基因影響，也不能說服人是環境影響。”他總結道。
堅持用基因科學視角研究問題是沒有希望的
奧利弗 詹姆斯
但普羅明說，自己的研究很有力，指向了基因學方向。
而《衛報》此前刊登的文章最後對普羅明的研究做出了警示，“在理解認知功能時，我們不能將歧視抬高到科學的地步：依照他們細胞中的基因來決定他們在社會中上升的高度。”
當普羅明被問道，他的研究發現是不是支援右翼、新達爾文主義的社會觀念時，他回答，“研究雖然說明基因是決定我們性格的主要系統性力量，但這對政策的制定不一定有影響。右翼支持者可能會認為資源應該放在最優秀的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都不管了，但是我覺得一個社會的知識資本取決於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左翼支持者可能覺得我們應該把所有可用資源都放到基因方面沒有優勢的孩子身上，讓他們達到最基本的文化水平，會讀書算數，以便他們也能加入到技術越來越先進的社會中來。”
如果我們確實找到辦法排除了環境帶來的差異，普羅明寫道，我們就必須接受剩下的基因帶來的影響。因為隨著環境帶來的差異越來越小，基因帶來的差異效果就會更明顯。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機會平等，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承認基因影響會導致結果不公平。
普羅明作為心理學家，覺得我們必須跟著科學的腳步，而不是堅持與自己政治理念相符合的說法。“對總比錯好”，他說道。
或許普羅明報告中最激進的方面不是平等問題，而是對精神疾病治療方面的反思。目前，精神健康治療遵循的是經典的醫學模型，目的是診斷出患者有何種失調，而不是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基因研究表明，精神失調方面沒有清晰的界限，只有一個範圍。而決定我們在範圍中身處何處的正是我們的基因。
普羅明舉了抑鬱症方面的例子。比方說，兩個對照組分別由患有抑鬱症和正常人組成，兩組之間有1000個基因差異，那麼在正常人中，可能人均有500個導致抑鬱症的基因差異，不過很多人的基因差異數量不多。基因差異數量越多的，患抑鬱症的風險越大，數量越少，風險就越小。這是個概率問題，而不是必然的。而背後有條件就是是否有不可預知的時間發生，引起抑鬱症。
“這項基因研究的結論影響是巨大的。沒有可以定性的失調，只有不同維度在量上的差別。也就是說，你無法治癒某種精神失調，因為精神失調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看量，你可以改善症狀，比如精神分裂症現在就是這樣治療，但是醫生不會嘗試也也無法解決背後的問題。他們會說，‘有些行為（超出正常範圍），而認知行為治療可以幫助人們改變他們的行為，以便他們能更好地適應生活。’”
這樣的思維，在心理治療社群裡，自然會成為禁忌。但是，如果你也覺得精神失調的診斷有些武斷，讓人不解的話，看到普羅明的說法，會覺得一定程度上很有道理。普羅明相信精神科學已經在根據新的科學發現做出相應調整，嘗試使用光譜系統(Spectrum)， 疾患將不再只是"類別分類"，如自閉症譜系和精神分裂症譜系。“譜系就是維度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普羅明說。
這一切都意味著，“正常”和“不正常”之間的分別已經不只是模糊了，而是由人工界定的了。“這些‘失調’都是連續的特徵譜系上量的極端罷了。”普羅明說。
在這場冗長又令人深思的訪談結束時，我問普羅明，他的新書可能受到什麼樣子的評價。他說，“我也很緊張，我知道這會改變心理學，會改變臨床心理學，會改變生命科學，最終可能會影響整個社會。但是我覺得我們已經到了改變的節點，我只能屏住呼吸，看看改變什麼時候會到來。”
基因學家可能就普羅明說法的有力程度來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普通人很容易匆忙得出結論，而這樣的做法對於整個社會風險是很大的。
在科幻小說裡不乏人類利用甚至濫用基因資訊的情節，而現實生活中，這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只要是進取的做法，都要面對科學的事實。不管是好是壞，我們都不能罔顧科學事實。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