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福剛：“競爭中性”到底怎麼理解？
最近這段時間，“競爭中性”這個新詞，像塊石子扔進了水面，激盪出片片漣漪。
先是央行行長，在一個國際性的銀行業研討會上說，政府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
接著是國資委發言人，在前三季度央企經濟執行情況釋出會上，提到“競爭中性”原則。
這兩個人的發言，一前一後，只隔一天。“競爭中性”一下成了讓大家眼睛一亮的新詞。
四天後，國家統計局公佈2018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執行情況，有記者追問，“中國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是什麼意思？是否意味著要將國企政策性的負擔剝離出來，讓所有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記者還追問，怎樣才能做到競爭中性？
發言人說，一碗水端平。就是說，只要是市場主體，不管身份如何，一視同仁，在市場準入和資源等方面，都享受公平的待遇。這位發言人還解釋了，所謂競爭中性到底是什麼？他說，從學術上講，就是市場經濟國家把各種不同性質、不同型別的企業都一視同仁的技術方法。
再往後，“競爭中性”就沒什麼新聞了，但茶餘飯後大家還在議論這個新詞。
說著，說著，中國一汽宣佈，國家開發銀行等16家銀行，向中國一汽授信1萬多億元。
1萬億是什麼概念？10年前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拿出了“4萬億”。1萬億是一場金融危機保衛戰國家彈藥的1/4。
這一下，就像馬蜂窩被捅了。七嘴八舌，又把競爭中性來來回回說了幾遍。
那麼，究竟如何理解“競爭中性”原則？
作為一個常年服務於資本市場的律師，我想簡單談談我的理解。
翻閱歷史文獻，“競爭中性”這個原則，跟共和國同齡。早在1949年，這個原則，就作為澳大利亞國內經濟改革政策中的一項原則被提出。
近年，大家都熟悉的經合組織（OECD），把“競爭中性”作為一項原則，當作經驗總結推廣了。
這裡，特別強調一下，這個影響力非凡的非政府組織，總結推廣“競爭中性”的時候，並不特別具有針對中國的含義。
“競爭中性”作為一項原則，所包含的政策措施，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概括而言，大概有八項準則：企業經營形式、成本確認、商業回報率、公共服務義務、稅收中性、監管中性、債務中性與補貼約束、政府採購非歧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談人家怎麼理解“競爭中性”，是為了討論我們國家的事。
簡要對照，我發現有些準則已經不是問題，例如稅收中性，要求面臨相同的稅收環境，取消區別待遇。這在中國早就一視同仁了。
那我們看看其他準則，比如成本確認準則。
按照“競爭中性”的要求，國有企業設立要透明，要有信息披露機制，要告訴大家，這家國有企業的成本結構是什麼樣的。這是因為立法者擔心，國有企業設立之後，為強調它的公共服務職能，進而對它的商業性活動加以補貼。
坦白地說，這一項準則，挺不容易做到的。一家國有企業，既要講求“經濟效益”，也要講求“社會效益”，要它把商業性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完全區分，很難。我們只要體驗一下國有航空公司和民營航空公司、中國郵政速遞和四通一達的區別，就知道這個原則是如何難以落實。
再比如監管中性準則。
按照“競爭中性”的要求，國有企業必須在最大程度上與私營企業面臨相同的監管環境，“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我覺得，這項準則，如果在我們國家真正落實了，對依法治國是極大的促進。實踐中，我們基本上做到了一視同仁，但還有待提高。
比如“疫苗事件”，對國有控股企業武漢生物的處罰是偏輕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10月28日釋出的巡視整改進展情況通報也認為，在對武漢生物的處理中，“對事故的處罰沒有按國家有關法規和規定從嚴從重，行政處罰偏輕”。
再比如債務中性準則。
按照“競爭中性”的要求，政府對國有企業提供融資，須保證融資條件與市場利率相一致。
但實踐中，國有企業債務在很多條件下可以減免、豁免、展期、債轉股，民營企業卻很難。副總理劉鶴在近日的講話中也提到，“目前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一些誤解和偏差，比如說有些機構的業務人員認為，給國有企業提供貸款是安全的，但給民營企業貸款政治上有風險，寧可不作為，也不犯政治錯誤。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限於篇幅，就不對八項準則中的其他四項一一展開。總之，我們談的“競爭中性”，就本質而言，仍是一個國家所有制和市場經濟能不能相容的問題。從國際視野看，競爭中性原則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是相容的。競爭中性的概念，對突破改革僵局、提振民營企業信心、應對國際競爭壓力，應該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落實，怎樣才能把“競爭中性”變成經濟生活中活生生的跳動的原則？
我想，作為決策者、立法者，當務之急，可能是迴歸中國國情，把政策導向細化為法律規則，既有具體細則，又有時間表。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作者系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律師）
本文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焦福剛 責任編輯：王曉武_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