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耍了Google的天才工程師，又擺了Uber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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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harles Duhigg
譯/彎月
來源：CSDN（CSDNnews）
【CSDN編者按】跳槽是矽谷科技圈習以為常的事情，但近來Google自動駕駛汽車部門的一名骨幹跳槽案卻引發了業內關注。天才工程師安東尼·萊萬多斯基此前曾是Google自動駕駛汽車專案的核心主導人員，但是“希望利用科技力量來改變世界”的他在跳槽到Uber後，卻遭到了Google的“圍追堵截”，並以竊取商業機密的罪行將其告到了法庭。
目前，這起案件仍然處於膠著狀態，而Uber和萊萬多斯基都被搞到精疲力盡。事實究竟是如何的？身處科技圈的從業者是否需要明確知識邊界？又該如何做才能“明哲保身”？本文的作者Charles Duhigg在採訪了萊萬多斯基本人以及Google眾多高管後，詳盡地闡述了整個來龍去脈。
以下為譯文：
2011年，在Google從事祕密專案研究的一位小組工程師收到了同事發來的郵件。“該來的總會來，”郵件裡說，“安東尼要被開除了。”公司總部內的一家自助式咖啡廳裡，幾個收到郵件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著關於安東尼·萊萬多斯基的小道訊息——他是公司最有天賦、最有知名度的員工之一，但很明顯這次他做得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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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工程師萊萬多斯基
萊萬多斯基是個天才工程師，他經常接受報紙和雜誌的訪談，當然也包括這次關於未來機器人技術的訪談。在Google的校園中，萊萬多斯基非常出挑：他身高整整兩米，每天都穿著同樣的衣服——牛仔褲和灰色的T恤衫，在矽谷這是一個標誌，表明他要把自己的精力留給更崇高的目標。他經常被邀請到公司的頭腦風暴會議上發言，因此所有人都知道（一些人甚至討厭）他非常希望利用科技的力量來改變世界。
安東尼·萊萬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
當年說服Google的領導層在自動駕駛汽車上投資了上百萬美元的人也正是萊萬多斯基和他的同事們。四年前，萊萬多斯基和他的團隊贏得了DARPA大獎賽，這是一個由政府出資支援的自動駕駛競賽，目標是穿越加利福尼亞州和內華達州的沙漠。參賽的大多數選手都造出了自動駕駛汽車，但萊萬多斯基他們卻造了一輛自動駕駛摩托車，叫做“惡靈騎士”——後來他承認，他認為這個新奇的名字能吸引很多眼球。
萊萬多斯基（右二）與其團隊研發了“惡靈騎士”無人駕駛摩托
儘管惡靈騎士剛剛亮相時的結果非常狼狽——僅僅跑出起跑線幾英尺就壞了，但在其他一切方面都非常成功：萊萬多斯基的勇氣再加上他的才華，讓他成了比賽上的明星。美國曆史博物館甚至永久收藏了惡靈騎士，而2007年，年僅27歲、只有UC伯克利的一個工程碩士學位的萊萬多斯基就收到了Google的一份價值百萬美元的offer。Google還同時僱傭了萊萬多斯基所在的整個團隊。
當時，Google希望能用軟體提供導航指示，幫助人們在城市裡尋找前往商店或健身房的最佳路線，從而統治導航服務的市場。Google預測隨著智慧手機的成熟，使用者會更願意提供自己所在位置和目的地的數字資訊，而這些資料對於一個以銷售廣告為主的公司是無價之寶。為了讓軟體更完美，Google需要完整的地面資訊，如路上的限速標誌牌，肉眼能識別出的哪條道路更容易走、哪條匝道需要變線等等。萊萬多斯基和他參加了大獎賽的團隊成員開發了一種方法，可以通過很小的代價將幾千張地形照片縫合在一起，然後配合GPS座標使用，就可以在山上和河床裡幫助自動駕駛汽車導航。這種技術可以對映城市街道，但首先需要上百萬最新的照片。在萊萬多斯基加入Google之後，他就開始計劃派出幾百輛汽車，裝備上攝像機，給全美國的道路拍照。但是他遇到了Google的官僚作風。
當時Google雖然還不到10歲，但已經有了一萬七千多名員工，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層管理人員。萊萬多斯基最近告訴我，“他們想要招聘我的一個原因是，拉里·佩奇知道我們很有幹勁兒，我們不會墨守成規。”Google的聯合創始人兼CEO拉里·佩奇經常抱怨公司變得越來越龐大，已經失去了以往給公司帶來最初成功的黑客精神。在萊萬多斯基加入時，Google的官僚主義正日益加劇。
“招一個人可能要花上幾個月。”萊萬多斯基告訴我。“Google有個計劃叫做WorkforceLogic，用它招人非常非常複雜。所以，有一天我決定直接在Craigslist上發廣告招人，凡是看上去能完成工作的人我都會招，然後我用自己的錢給他們付工資。於是這種方式被稱為AnthonyforceLogic。”當時萊萬多斯基還去汽車銷售店裡買了一百多輛車。當時他的一位經理告訴我，“我們拿到他的報銷單據時驚呆了，他那個部門所有其他員工的費用總和也不及他一個人的花費。會計當時就懵了：‘這是什麼鬼？’但拉里·佩奇說，‘給他報銷。’我們才給他報了。拉里希望大家能夠克服障礙，告訴別人你能做到一些看似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公司要求萊萬多斯基和他的團隊在一年之內拍攝100萬英里的道路。結果他們用了九個月就完成了，然後在印度的Hyderabad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將照片對映到每一條街道上。（今天，Google地圖已經成為壟斷地位的導航應用，每天都有三千多萬人使用。）萊萬多斯基和他的老闆塞巴斯蒂安·史郎（也是另一個大獎賽的成員）就跟Google的領導層提議，下一步可以開發自動駕駛汽車。2009年，由史郎帶領的一個小團隊成立了，他們被分配到一個祕密的自動駕駛汽車部門，專案代號為“司機”。萊萬多斯基的目標是硬體開發。
該團隊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找出怎樣給汽車裝上“眼睛”，即一種可以將車頂的鐳射和照相機連線到計算機的技術，以方便拍攝前面的路況、標誌牌、行人、其他機動車等。這種系統以前在大學裡就有人做過，每個系統都要花費數年的時間。萊萬多斯基再次找到了其他解決方案。在加入Google之後，他自己建立了兩個獨立的公司，分別是510 Systems和Anthony's Robots，這兩家公司分別擁有他開發的自動駕駛摩托車和其他專案的所有權。他發現，如果“司機”專案能從他的公司購買硬體，就有可能跳過幾年無用的研究過程。因此，萊萬多斯基向公司提議，用Google的錢從他的公司收購關鍵的技術。
Google同意了。儘管一些管理層知道這次不尋常的決定，但許多人都不知內情。“最初，沒人知道安東尼賣給我們的是他自己的東西，但是最後大家還是發現了。”萊萬多斯基的一名前同事告訴我。“看起來這次交易似乎處於灰色地帶，但當時每個人都想盡快前進，而這個方案的確很容易，所以我們就沒問太多問題。最後證明這是個錯誤。”
在接下來的幾年，“司機”專案成長到了幾百人，Google也建立了一個自動駕駛車隊。運輸業是世界最大的行業之一，如果Google能成為第一個實現商用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的公司，那麼這項技術將突破幾十億的價值。萊萬多斯基是Google計劃的核心，但隨著司機專案的擴張，他的領導風格越來越分裂。他非常擅長解決問題，擅長團隊合作，但他非常粗暴，且佔有慾很強，很容易輕視與他有不同意見的人。
他似乎也非常看重自己的報酬。萊萬多斯基的一個同事說，“有一次我們一起開會，討論我們想從司機專案掙多少錢。我告訴他我想要掙一億美元，這個目標在我來看其實挺不可思議的。然後——我記得非常清楚——安東尼用一種憐憫的表情看著我，說我的眼光太狹隘了。他說，我們要賺十億美元，至少。這項技術會改變世界，他應該至少得到十億美元。”萊萬多斯基有時候會穿一件定製的灰色T恤衫，那是同事送給他的禮物，上面寫著“我喝了你的奶昔”——來自《血色將至》的一句臺詞，這是保羅·湯瑪斯·安德森拍攝的一部關於黑心石油大亨的電影。“他幾乎是那個人的翻版，”那名同事說，“就是個混蛋。從那時起我們就開始偷偷討論開除他了。”
但是，根據前Google高管的訊息，當佩奇聽說萊萬多斯基可能被開除，或者可能會辭職時，他下了個保留的命令。Google需要像他一樣的人才。許多主要的創新，如Gmail、AdSense，都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在科技行業都已經算是老掉牙的技術。許多“登月”計劃（即試圖建立新的公司從而分散Google收入的計劃）已經花掉了幾十億美元，但卻很少能產生有用的結果。Google花費了幾億美元開發Google眼鏡（2012年公佈的增強現實裝置，當時受到了粉絲的極大歡迎），但在證實了效能達不到預期而且不穩定之後，只能默默地放棄了該專案。就連Google收購的新創業公司，如2014年收購的智慧溫控器製造商Nest，其創新也通常會在收購一完成就停止了。
佩奇命令他的下屬去交涉購買510 Systems和Anthony's Robots的事情，並考慮給予萊萬多斯基更大的領導權利。“由於拉里的庇護，安東尼終於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一名Google前高管說，“他們是朋友，他們喜歡共進晚餐並一起討論極客的東西。”
但是在司機專案中，想提拔萊萬多斯基遇到了很多阻力。史朗在一封給同事的郵件中說，有好幾個團隊成員都“擔心安東尼的責任感和誠實”。另一名高管David Lawee也寫到，即使Google願意“承擔任用安東尼的風險”並且完成了收購，“我也要說，如果我寧願選擇一家合作伙伴來創立公司，也絕不會選擇安東尼。”
但佩奇很頑固。根據Google的內部郵件，他命令管理層“只要司機專案能成功，甘心讓安東尼發大財”。兩個月以後，Google以2200萬美元收購了510 Systems，同時還收購了Anthony's Robots。作為回報，Google向萊萬多斯基保證未來根據司機專案的總值來向萊萬多斯基支付鉅額獎金。Google同意向他支付整個部門十分之一的價值，但以某種在四年時間內行權的影子期權方式支付。這份股權最終支付給他超過一億兩千萬美元，是Google歷史上最大數額的獎金。
510Systems的無人駕駛車“Pribot”，是Google無人駕駛汽車的雛形
“有時候，在Google升職的最好辦法就是威脅他們你要退出。”萊萬多斯基告訴我，“如果你跟他們說，‘嗨，我要去自己創業，’他們就會說，‘好，我們要把你買下來。’這就是矽谷的做事風格。你得創造壓力，在這裡，真正的贏家是那些相信未來並且願意冒風險實現未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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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的“背叛文化”
在矽谷，背叛和創新一樣多。最早的背叛可以追溯到1957年，當時的矽谷就是由一些年輕工程師聚在一起經過討論背叛了老闆而建立的。這群工程師當時為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工作，後者由於在電晶體發明中做出的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同時也是一名糟糕的老闆。他創立了一家小公司，一個位於加州Mountain View的水果農場。他選擇這個位置是因為距離他母親很近，而他的辦公室就在距離今天Google所在地不到三英里的地方。
威廉·肖克利的員工舉杯祝賀他獲得1956年的諾貝爾獎
肖克利招募了一個小團隊來製造第一代電晶體，其中許多都是剛剛從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畢業的學生。僅僅一年時間，大多數員工都準備跳槽了。肖克利是個偏執的微觀管理者，而且是個種族主義者，非常容易發怒。他後來去捐精，但附加了條件，只允許精子用於通過了門薩測試（一個高智商測試）的女性使用。他對下屬也極度懷疑，甚至有一次要求所有員工測謊，肖克利的八名頂尖工程師發現了他們對老闆有同樣的不滿，於是他們聯絡了另一家名為仙童（Fairchild）的公司，後者願意幫助他們建立一家新公司。在這八個人告訴肖克利他們要辭職時，他的助理告訴他們，感覺就像是“被好朋友在背後捅了一刀”一樣。
創辦快捷半導體公司後的“八叛逆”
這些背叛者後來被稱為“八叛逆”，儘管他們不喜歡這個名字，但這是打響了矽谷背叛者們的第一炮。八叛逆後來建立的公司快捷半導體給創始人們帶來了財富，給世界帶來了“晶圓”這個詞，也培養了一代善於背叛的計算機工程師們。不久，快捷半導體的員工就離職去建立新公司，前後共有一百多家，其中就有Teledyne和英特爾。
仙童員工離職後創辦的公司
在八叛逆背叛肖克利的時期，作為科技行業的搖籃，許多地區比矽谷更合適。環波士頓的128號公路是許多大學和前沿計算機公司的家園，不久後它就被稱為“美國科技高速公路”。但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28號公路就被北加州超過了。經濟學家後來認為，矽谷的背叛文化是它成功的關鍵。馬薩諸塞州的法律讓員工很難加入競爭對手的公司，或者創立新公司。波士頓的工程師通常必須簽署非競業協議，如果他們退出，就必須等待至少一年，才能加入競爭對手的公司，或者建立自己的公司。但在加州，這種非競業協議是違法的。這項禁止條例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偶然加入到了州商業法規，當時的加州立法者為了節省時間，全盤複製了紐約立法機構提出的（但後來被駁回）法案。加州早期的立法機構宣佈“阻止任何人蔘與合法活動的合同”為非法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想到他們的決定會改變全球經濟。
隨著矽谷的公司越來越多，你甚至可以“週五辭職然後週一去另一家公司上班”，“你甚至都不需要告訴你老婆，只需要在週一早上開車去另一個地方就行了”——一名加州工程師告訴經濟學家AnnaLee Saxenian。在加州，每天都有數不清的新公司出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三分之一的加州科技員工都曾經辭職加入競爭對手，或者自己建立新公司。
“矽谷工程師和經理的職業之路完全是布朗運動。”Ronald J. Gilson在1999年的一篇法律審查（http://www.nyulaw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pdf/NYULawReview-74-3-Gilson.pdf）中說，“他們在公司之間移動，建立創業公司，支援以前的僱主，從以前的僱主那裡採購，他們的職業生涯也為他們帶來了與其他公司甚至競爭對手的個人關係和業務關係。”這些人在加州的各個公司之間跳躍，導致祕密和內部訊息到處傳播。這種傳播被經濟學家稱為“知識擴散”，它刺激了創新。“為什麼阿迪達斯要在波特蘭建辦公室？”Mitchell Hamline法律學校的智慧財產權專家Sharon Sandeen最近對我說，“他們其實能去任何的地方。”但是因為耐克位於波特蘭地區，所以阿迪達斯在那裡建辦公室可以更容易招到前耐克員工，從而得到競爭對手的知識。Sandeen說，“知識可以被洩露。”
近期的研究表明，在一些行業，允許員工在各個公司自由移動可以顯著增加創新的速度。知識洩露使得公司能夠避免競爭對手犯過的錯誤，這個結論讓許多研究者有了新的發現。知道競爭對手會挖自己最優秀的員工，並竊取自己的機密，這讓許多公司無法躺在過去的榮譽上。正如一名前Google高管對我說的那樣，“我們希望人們嘗試各種瘋狂的事情，這樣才能在別人竊取你的點子之前，自己先去努力嘗試那些想法。”
但是近幾年，矽谷的創新速度似乎放緩了。學術界注意到，包括Google、蘋果、Facebook和微軟在內的許多大公司有十多年沒有釋出任何革命性的新產品了。iPhone首次釋出是在2007年，Facebook的News Feed是2006年釋出的，微軟的Xbox已經16歲了，而且，當擾亂市場的競爭對手——如Instagram、WhatsApp、Waze——出現時，大公司一般都會將其收購。矽谷的大公司通常都會假設，大部分員工都會在公司工作十年左右。
在日益僵化的矽谷，萊萬多斯基是個異端。一名前Google高管說，“大多數人有錢之後都會停止奮鬥。這就是為什麼安東尼非常特殊——他從來不休息。他就是那種工作，工作，工作，直到昏倒，醒來之後再工作工作，直到把不可能的點子變成現實的人。”
即使萊萬多斯基得到了一億多美元的報酬承諾之後，他也在不斷督促自己“打破框架，標新立異”——一句在矽谷被說濫了的話。“這有好也有壞。”這名高管說，“因為有時候，看不到框架反而能幫助你做到不可能的事情，有時候承認框架的存在能防止你做傻事——比如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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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離於Google和Uber之間的萊萬多斯基
在Google收購了萊萬多斯基的公司之後，司機專案繼續進行，而Google對於自動駕駛技術的投資也迅速超過了十億美元。北加州的居民開始在路上看到自動駕駛汽車，就是那些頂上裝著旋轉的小東西的普銳斯和雷克薩斯，經常會在十字路口停下來猶豫，就像剛剛學車的新手司機一樣。2015年，司機專案慶祝了自動駕駛里程超過100萬英里。
那一年，萊萬多斯基開始邀請一部分同事在公司外面談話。就像他當初開辦Anthoney's Robots一樣，他考慮建立另一個獨立的公司。此時距離他把公司賣給Google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年，而他的期權也馬上就能行權了，即使按照矽谷的標準他也是非常富有的人。但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的萊萬多斯基告訴同事，他沒有自滿。他在Google不快樂，因為覺得管理層之間的意見不統一導致司機專案的進度陷入了停滯。
萊萬多斯基面臨的幾個最大的爭執是關於自動駕駛的試驗。Google自動駕駛汽車的導航軟體需要通用大量的測試駕駛資料進行改進，而最有效的教自動駕駛汽車駕駛的方法就是重複，比如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不斷進進出出，這樣它們的演算法才能探索各種不同的情況，並從錯誤中學習。一名人類的“安全司機”需要一直坐在自動駕駛汽車的駕駛位上，隨時準備在試驗不正常時接管駕駛。但為了追逐技術的邊界，需要讓汽車的軟體經歷各種極端的情況。“如果你的工作是改進技術，那麼安全絕不是你的第一考慮。”萊萬多斯基對我說，“如果是的話，你就會一事無成。如果只想安全那還是把車停在停車場裡吧，沒有錯誤就無法學習。”
2011年的一天，Google的一名高管Issac Taylor發現，在他休假時，萊萬多斯基修改了汽車的軟體，讓這些汽車在原本禁止駕駛的路上行駛。據一名Google高管回憶，那天Taylor和萊萬多斯基激烈地吵了起來。萊萬多斯基告訴Taylor，只有親自去駕駛一次，才能證明他的做法是必須的。於是兩個狂怒的人跳進了一輛自動駕駛的普銳斯就出發了。
汽車開到公路上後，路過了一條匝道入口。據知情人回憶，那天那輛普銳斯與一輛併線的凱美瑞發生了擦碰。人類司機可以很容易地減速，讓凱美瑞插進來，但Google的軟體還不能處理這種情況。兩輛車沿著高速公路繼續高速行駛。凱美瑞的司機把車打向了右方。緊接著，顯然凱美瑞為了避免撞到護欄，又向左打方向，最後打了個轉停在了高速公路中央。而擔當安全司機的萊萬多斯基為了避免與凱美瑞碰撞而急打方向，導致Taylor的脊椎嚴重受傷，最終不得不進行多次手術。
普銳斯重新受控之後在高速公路上拐了個彎，將凱美瑞拋在了後面。萊萬多斯基和Taylor不知道凱美瑞的損傷如何，他們也沒有回去檢查車裡的司機有沒有受傷，Google的其他高管也沒有與有關部門聯絡，也沒有人通知警察這次事故是由於自動駕駛演算法造成的。
然而，萊萬多斯基並沒有被這次事故嚇倒，他後來辯解稱這次事故獲得的資料是無價之寶，是一次學習如何避免類似錯誤的機會。他給同事發了一封郵件，附上了事故發生之前的視訊。郵件標題為“普銳斯 vs. 凱美瑞”。（Google拒絕發給我視訊的副本，也拒絕透露事故發生的具體時間和地點。）萊萬多斯基依然擔任領導，依然在被禁止的路面上駕駛。
據Google的前高管說，在司機專案的前幾年還發生過十幾起事故，至少三起是嚴重事故。Google的一輛暱稱為“KITT”的測試汽車在一次急剎車之後被一輛皮卡追尾，因為它無法分辨出黃燈和紅燈的區別。車中的兩名Google員工後來接受了治療。一名Google前高管告訴我，皮卡的司機沒有駕照，所以請求他們不要聯絡保險公司。由於KITT的尾部嚴重受損，因此不得不永久離開了公路。
在迴應關於這些事故的質疑時，Google的自動駕駛部門認為這些汽車是不安全的。“安全是我們的在測試和開發技術時的首要任務。”一名發言人這樣寫道。Google說，KITT的事故報告提交給了有關部門，儘管後來有多人接受了治療，但“事故中的每個人都自行離開了現場。”至於凱美瑞的事故，發言人稱它是“一次不幸的單車事故，對方的車沒能讓行”，因為Google的自動駕駛汽車並沒有直接撞上凱美瑞，因此Google不是肇事者。
從2014年起，加州的法規開始要求公司報告自動駕駛汽車涉及的一切“由於在公共道路上測試自動駕駛汽車而以任何方式導致的碰撞而造成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或死亡”的事故。凱美瑞的事故發生在這條法規通過之前三年。自從該項法規生效後，Google又報告了36起事故。但如果Google依然沒有報告那些不是由自動駕駛汽車主動碰撞其他車輛的事故的話，那麼很可能還有更多沒有記錄在案的事故。
加州立法機構中代表舊金山的民主黨一員Phil Ting曾經支援過自動駕駛汽車專案。“自動駕駛汽車出現任何不安全的行為，都應該及時報告。”他說，“如果不報告，就需要進行審查。”那名Google前高官就涉及公眾的事故說，“這就是矽谷的風格——儘快失敗，經常失敗。但這些汽車可不是iPhone應用，失敗會出人命的。”
2015年，萊萬多斯基開始在同事之間搞活動，還搞過一次晚宴，在晚宴上他介紹了自己最新的願望：他想建一家新的自動駕駛公司，專注自動駕駛卡車。他說，他的業務模型不會與Google衝突。再說，就算有衝突，因為他在加州，所以也沒有人能阻止他。他已經與許多投資者談過，這其中就包括已經成立了自動駕駛部門的Uber。
Uber 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和萊萬多斯基
Google的高管在得知他的挖人舉措後勃然大怒。司機專案的主管Chris Urmson在2015年8月4日給同事的郵件中寫到，“我們要開除安東尼·萊萬多斯基。我今天得到了兩個不同的訊息來源，他們都說安東尼在建設自己的團隊，並試圖拉一幫人一起去Uber。”但是，包括佩奇在內的Google最高領導人又一次保護了萊萬多斯基。佩奇的決定可能是他的個人興趣：當時他自己也成立了新專案，一家研究飛行車的公司，叫做Kitty Hawk，並且請萊萬多斯基在業餘時間幫助了他。其他Google的高管也擔心，如果萊萬多斯基被解僱，那麼硬體部門與他交好的人可能會和他一起離開。於是Urmson接到的命令是盡一切可能留住萊萬多斯基。
Urmson試圖緩和局面，但已經無濟於事了。2016年1月，萊萬多斯基給佩奇發郵件宣佈自己辭職，他在信中說“我想坐在駕駛位上，而不是副駕駛位置上，然而現在我覺得自己被放在了後備箱裡。”Urmson把萊萬多斯基送出了Google的大樓。許多萊萬多斯基的團隊成員已經收到了他的新公司的offer，於是Urmson不得不提出了幾萬美元的獎勵請求他們留在Google。一些人留下來了，一些人拒絕了。最後，有6-7個員工離開了Google加入了萊萬多斯基的公司。
不久就有小道訊息說Uber要收購萊萬多斯基的公司——他的公司名為Ottomotto。2016年2月，一封正式的文書出現了。Uber說他們要以百分之一的股份（當時價值六億美元）收購Ottomotto。一位前Google工程師說，“當時這個訊息震驚了所有人。如果安東尼都能拿那麼多，那我們應該拿多少？”8月，司機專案的軟體主管給同事寫信，“有許多人覺得應該今年早些時候加入Otto，”Uber給出的幾億美元的“誘惑太大了”，他補充道，“我們又出現了一波人重新考慮了他們的offer。”
司機專案的員工們開始請病假，與其他公司或風險投資公司進行面試。人們開始注意其他人的鞋，“人們買新運動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在找工作。”一個人告訴我。司機專案的辦公室走廊裡一下子到處都是Puma和Allbirds。許多員工加入了競爭對手的機器人公司，就連Urmson自己也辭職去創業了。
Google的領導層開始害怕Uber的影響。“所有人都被Uber嚇住了，”那名Google前高管說，“Uber是第一家知道你是誰、你去哪兒、和誰去、經常去什麼公司，還有你的信用卡公司。有了安東尼就相當於他們就有了能幫他們避免幾十億錯誤的人。”
到了2016年夏天，Google開始尋求阻止萊萬多斯基的方法。同年8月，高管會議的日程上出現了一項匆忙手寫的計劃：“關於安東尼的離開以及他後來的挖人行為，無論他們有沒有帶走機密資訊或洩露商業機密，從被濫用的資訊來看，他們的行為都違反了競業禁止協議。”
不久，Google高管Gary Brown帶領的一組法務工程師就開始梳理司機專案的資料庫，尋找能阻止Uber收購Ottomotto的材料。最終他們發現了一絲端倪。據Google的訊息，在萊萬多斯基辭職前一個月，他曾經把工作的筆記本連到Google的伺服器上，下載了大約14000個檔案，其中包括硬體設計圖。他把這些檔案複製到外接硬碟上，然後完全清空了電腦。不久之後律師瞭解到，大概在同一時期，一名與萊萬多斯基一起辭職的員工Lior Ron曾經在網際網路上搜索“怎樣在mac上祕密刪除檔案”和“怎樣永久刪除Google+Drive/">Google Drive上的檔案”。（Ron拒絕評論此事。）律師後來又發現萊萬多斯基曾在離開Google幾周後給Ron發過一條訊息：“今晚務必刪除電腦和iPhone上的所有訊息。”Google感到這是一條證據，可以證明萊萬多斯基竊取了司機專案的機密，並以此啟動了Ottomotto的業務。
但是，當律師要求Google的工程師評價萊萬多斯基盜走的資訊時，一名工程師卻將其評價為“低價值”的資訊。他在郵件中告訴Google的律師說，“律師歸咎於下載行為這點讓我感覺很不舒服。”
2016年12月，Google將自動駕駛部門分離出來，成立了一個單獨的部門Waymo，意為“新的移動方式”。同月，Waymo的律師瞭解到，一名中層員工曾經不小心轉發了一封來自外部供應商的郵件。這家名為“Gorilla Circuits”的公司負責給Uber的自動駕駛汽車製造電路板。Waymo的律師後來寫道，這些電路圖“與Waymo的最高機密極度相似，並且有許多關鍵的特性都很一致……這些機密都屬於萊萬多斯基下載的14000多個檔案。”
2017年2月23日，Waymo給聯邦法庭提交了訴訟，稱萊萬多斯基離職時攜帶了幾乎無價的資訊。訴訟請求18億5千萬的損失費，並要求禁止萊萬多斯基在Uber、Ottomotto或任何其他自動駕駛公司使用Waymo的私有信息。Waymo不能說萊萬多斯基違反了非競業協議，因為這一條會直接導致訴訟失敗，因為他的僱傭合同裡包括了仲裁條款。所以，Waymo利用剛剛通過的聯邦法規，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起訴了Uber和Ottomotto。Waymo稱，萊萬多斯基偷取了商業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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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商業背叛有風險！
美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律中有這樣一條：如果你願意公開描述新發明的詳細情況，提供足夠精確的資訊，而別人能夠據此複製你的發明，那麼政府就會給你專利，保證你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壟斷使用該發明。“專利和版權法會故意‘洩露’細節。”《耶魯法制日報》如是說。政府允許你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賺錢，同時保證其他人能學習你的發現。
但如果一家公司有了發現之後不想分享會怎樣？這種情況下，如果公司要想保證智慧財產權的機密，那麼法庭可以將其看作“商業機密”，並禁止員工將其帶到任何新的工作崗位。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商業機密法律，但依靠商業機密打官司的風險非常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法官或陪審團幾乎都沒有技術背景，無法判斷哪些資訊可以作為商業機密，因此如果法庭作出了對你不利的判決，那就沒有任何辦法阻止別人竊取你的點子了。
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聲稱為商業機密：製造技術，配方，組織過程等。實際上，商業機密很難明確定義。我們頭腦中的知識屬於我們自己，還是屬於之前的僱主？如果你知道某項試驗不會產生有用的結果，那麼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你是否必須重複這個失敗的試驗，以免原來的老闆告你竊取了“失敗的經驗”？如果商業機密法律執行得過於嚴格，就會極大地阻礙員工的流動性，消滅引起知識流動的布朗運動。
大型科技公司經常會在專利上打官司，但一般都會避開商業機密的糾紛，因為商業機密糾紛很容易毀壞自己的聲譽。“竊取商業機密的官司需要考慮道德問題。”一名與Uber和其他矽谷公司合作過的科技律師Michael A. Jacobs說。幾十年前，Jacobs曾經以專利侵權起訴過一家科技公司，當時他沒有十足的把握能打贏官司。然後一天晚上，Jacobs將客戶的晶片藍圖疊放到被告的藍圖上，發現線條能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被告之前為Jacobs的客戶工作，很明顯他影印了老闆的圖紙，並將其作為自己設計的基礎。Jacobs說，“因為是影印的，我們才找到他們的弱點。這個證據提供了商業機密訴訟的可能性。”被告由於害怕被人唾棄而立即同意和解。
近幾年，商業機密的案件變得越來越常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聯邦法律的改變。1996年，國會為了阻止跨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行為，通過了經濟間諜法，讓有關竊取商業機密的起訴變得更容易。2016年，國會通過了商業機密保護法，並且禁止被竊取商業機密起訴的員工在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Google用來起訴萊萬多斯基的正是這部很少有人嘗試過的法律。
聖地亞哥大學的教授Orly Lobel告訴我，聯邦法律代表了“範圍巨大的商業機密法”。她還補充道，這部法律傾向於“大公司，因為只有大公司才有錢和資源去起訴，現在他們可以認為，如果能打贏官司，就可以把你送進監獄。”
人們擔心矽谷的大公司會濫用這部聯邦法律，原因之一就是大公司可以憑藉不光彩的手段阻止員工尋找新工作。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大科技公司都有祕密的“禁止挖角”協議，Google和蘋果在這方面尤為突出。2005年喬布斯看到一名招聘人員接觸了蘋果員工之後，跟Google的高管說，“僱傭這個人就等於宣戰。”不久後喬布斯就接到一封郵件，說Google的執行長向他保證一定會“徹底停止從蘋果挖人的行為”。政府的反壟斷律師曾經起訴過Google、蘋果和幾家其他的科技公司，認為他們的勾結“嚴重地影響了競爭”並且非法抑制了員工的工作機會。這些公司最終與政府和解，到2015年，他們共計支付了四億美元來平息相關的民事訴訟。
但是，這條法律已經於2016年通過，科技巨頭不需要祕密協定了。他們只需要恐嚇員工，如果離職，就可能會被洩露商業機密的名義送上聯邦法庭。從該法案生效後，聯邦法庭上的商業機密案件驟然增多，僅去年一年就提交了一千一百多件，大部分是大公司起訴跳槽到其他美國公司的員工。而加州的案件數量要比其他州都要多。
新法案的最大影響之一是聯邦檢察官之間的文化變動，他們不再等待嫌疑人的明確證據，而是開始鼓勵公司在發現嫌疑之後立即啟動或者配合商業機密調查。位於加州的計算機黑客和智慧財產權部門的聯邦檢察官現在經常在科技會議上發言，敦促與會者在發現商業機密洩露之後儘快提交證據，這樣有關部門才能起草起訴書。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矽谷的公司很討厭聯邦檢察官的邀請。像Google、蘋果這樣的公司通常會要求政府簽署搜查令、法庭庭諭或傳票才肯提交內部資料。2013年，Google的首席律師David Drummond在公司的部落格上寫道，“我們要求政府人員在進行犯罪調查時，使用搜查令來要求我們提供使用者在Google的賬號裡儲存的搜尋資訊和隱私內容。”Google甚至就政府提出的提供兒童色情搜尋的要求打過官司。
但是，懷疑前員工的矽谷高管們更願意與聯邦官員合作。聯邦律師告訴我，現在科技公司會經常接近執法部門要求啟動犯罪調查，藉此調查員工的流動。Lobel說：“大型的商業機密案件告訴人們，在辭職時務必要小心，即使沒有競爭，你也面臨著風險，因為他們可以就你頭腦中的知識起訴你。”她補充到，“我認為這就是Google起訴萊萬多斯基的原因。他們想傳達一個訊息，他們要讓背叛變得更有風險。”
5
打了兩年的知識訴訟“肥皂案”
Waymo L.L.C對決Uber Technologies, Inc.的案子於2018年2月5日開庭。由129名律師組成的陪審團提交了長達十萬頁的辯護、動議、證詞和其他文書，各種文件堆積如山，以致法官不得不提醒，碰倒檔案盒都會砸傷人。雙方的律師告訴我，為了準備這次訴訟，雙方都花費了上千萬美元。
公開辯論的那幾個月不像一場有秩序的審判，更像是一出肥皂劇。萊萬多斯基拒絕與記者討論這個案件，但卻巧妙地吸引了各大媒體的頭條：他造了一間教堂，稱為“未來之路”，致力於“在人工智慧的基礎上實現、接受並崇拜上帝”。他宣稱，機器終將超過人類，而他的教堂的信徒將從智力和精神上為即將到來的轉變做好準備。一些人認為這個教堂非營利組織身份的目的是保護萊萬多斯基的財富，但他向記者保證他為人向善。他告訴我，“我不信上帝，但我相信我們正在創造的東西，從我們認知的角度來看，就是我們的上帝。”
同時在法庭上，雙方就誰來作證、作證多長時間爭得不可開交，甚至連什麼時候應該暫停上廁所都要爭論。而審判本身不斷推遲，一次是因為一名Uber前員工在一封信中聲稱Uber有個祕密部門專門用來窺探競爭對手的祕密，其中就包括Waymo。（在Uber以諮詢費的名義同意向這名前員工支付四百五十萬美金之後，該員工否認了這條指控。）雙方都給媒體洩露了見不得人的細節。就連萊萬多斯基的保姆也在這出肥皂劇中扮演了一個小角色，她聲稱安東尼在情感上虐待她，要求數百萬美元的賠償。（然而她的訴訟由於沒有任何有效的證據而且包含了多處致命錯誤，最終被駁回了。）
法官William Alsup很快就厭倦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在法庭上宣佈，“雖然這些律師都很優秀，但我無法相信他們說的一切。”展示給他的那些文件裡包含了“許多隱藏了一半的事實”以及“並不準確的意見”。顯然，Alsup認為發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使得萊萬多斯基在“很可疑的情況下”從Waymo辭職，而“竊取的14000多份檔案中很可能至少包含了一些商業機密”。他還說，“可以較為可信地設想，萊萬多斯基搜刮Waymo寶庫的手段並沒有利用這些下載的東西的意圖。“Alsup也不確定Waymo提交的證據是否能證明有資訊被非法使用。他告訴Waymo的律師，“如果你們不能證明Uber獲得了這些商業機密，你們可能就有大麻煩了。”
萊萬多斯基下載了一萬四千多份文件的事實似乎也不像當初設想的那麼嚴重。他連線的伺服器被設定為自動傳輸檔案，所以下載這麼多檔案並不稀奇。而且，大家認為這個文件的“寶庫”並不重要，因為Google都將其儲存在了公司之外的伺服器上。在開庭之前，一名Google的工程師在評價這些下載時說，“這些下載不會讓我提高警惕。”（但後來他作為Waymo的一名證人時說，在萊萬多斯基即將辭職的前提下，這些行為“可能是可疑的”。）
Waymo最初聲稱萊萬多斯基竊取了121項商業機密給Uber，而且Uber侵犯了多項專利。但是，法官認為一些斷言“無用”，並定下結論，Waymo“過分主張對於過於通用的工程原則的所有權”。“簡單來說，Waymo認為連光學入門這種知識都算商業機密。”他說。隨著開庭日期的接近，Waymo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少，部分原因是公司希望儘快結案。在陪審團選擇確定之後，萊萬多斯基和Uber面臨的指控只有八項商業機密，所有的專利侵權指控都被撤銷了。
法庭上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點就是萊萬多斯基是個極其惹麻煩的人，就連他的新僱主也放棄了他。Uber的一名律師告訴陪審團，“Uber在招進萊萬多斯基之後不久就後悔了。要不是安東尼·萊萬多斯基，Uber也不用來打這場官司。”Uber在接到訴訟後不久就開除了他。唯一說萊萬多斯基好話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在法庭上沒有說過一句話。他行使了第五修正案賦予他禁止自證的權利，拒絕回答律師提出的任何問題。他拒絕確認外部公司的所有權，也不復述他與任何高管的談話。Alsup甚至給美國檢察官辦公室下達了特殊參閱，建議聯邦機構調查萊萬多斯基是否犯有任何罪名。
隨著審判的展開，法庭上擠滿了記者和律師的的木製長凳經常需要清空，以便證人提供祕密的證詞。畢竟，如果商業機密在公開的法庭上公開，那也就不是什麼機密了。但時間一長，就算是最不專業的看客也能嗅到一些細節了。Waymo主張的商業祕密之一是二極體在電路板上的佈置方式，另一個機密與用來擰螺絲的螺絲孔位置有關，還有一個是鏡頭的位置。一部分商業機密看上去確實能幫助自動駕駛汽車識別周圍的環境，但另一部分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在開庭後的第二天，Alsup對Waymo的法務團隊說，“你們想要隱藏的東西似乎並不值得隱藏。”
陪審團中的一名陪審員是個不太會講英語的房地產管理人員，還有個是隻有高中學歷的電話線維修員，他們絕大部分時間都很無聊，有時候還會睡著。他們需要檢查一臺LIDAR裝置（通過鐳射脈衝確定物體距離的裝置）的電子線路圖，以確定該裝置的技術中是否包含工程師們的常識。
一名陪審員在庭審之後告訴我：“我完全看不懂他們在幹什麼。我想要謀殺案的判決，結果卻得到了這個。”
隨著時間流逝，Waymo的核心觀點——萊萬多斯基是否竊取了有價值的機密並交給Uber——也變得越來越弱。Waymo的訴訟部分依靠證明Uber的聯合創始人Travis Kalanick和Uber的高管在僱傭萊萬多斯基的時候是否曾經與他合謀。Kalanick是個很好的目標，因為他犯過太多錯誤——對司機大吼大叫，鼓勵工人違反安全守則，無視員工的性騷擾報告等，以致Uber開除了他。Waymo的律師Charles Verhoeven在他的開場陳述中承諾，他會證明Kalanick曾經告訴他的助理們說“我們要找到作弊碼”。Verhoeven繼續說到，“我上了年紀，不知道作弊碼是什麼。但我知道你在玩遊戲時，作弊碼就是能讓你跳過一些必要的步驟進入下一步的東西。所以，這等於說Uber的CEO在說，‘我們要利用萊萬多斯基來找到這些作弊碼。’在他們自己的話裡、書面發文檔裡，Kalanick說過他要利用萊萬多斯基來跳過Google。”
但當Kalanick站在法庭上時，他表現得不像個壞蛋，更像一個盡職的翻譯，幫助落伍的律師理解孩子們的說話方式。他解釋道，“作弊碼這個詞在科技行業的意思是還沒人想出來的優雅的解決方案。”
Waymo的律師問：“Kalanick先生，我想我看過新聞，你最近玩了許多遊戲，這是真的嗎？”
“我喜歡iPhone上的遊戲。”Kalanick說。
“在遊戲的語境裡，你知道作弊碼是什麼意思吧？”律師問。
“我知道，但遊戲中的作弊碼是開發商故意放進去的，是遊戲樂趣的一部分。”Kalanick回答。
“作弊碼可以讓你跳過你必須要做的事情進入下一階段，對吧？”律師問。
“不是的。”Kalanick回答，然後陷入了沉默。陪審團開始竊竊私語，他們覺得法庭變成了網上論壇裡的罵戰。 一位明顯是遊戲玩家的陪審員彷彿手裡拿著遊戲手柄一樣，跟他旁邊的人說起了任天堂的經典作弊碼：“上上下下……”
“我沒有問題了。”Waymo的律師說。Kalanick離開了證人席，他一直在觀看的老父親給了他一個尷尬的擁抱。“我為你感到驕傲。”走出法庭時他的父親悄悄跟他說。
一名Uber的律師跟我說：“從那一刻開始我知道我們不會有事。”
6
雙方和解
在庭審開始之前Waymo要求18.5億美元的賠償。但現在，面臨著敗訴的可能性，高官們聚集到了一起。Waymo的一名律師跟我說，“如果我們敗訴，那麼法庭就有可能會公開我們的記錄，我們所說的商業機密就會落到公共領域。”Waymo高官們指示律師去和解。
第二天早上，Waymo的律師告訴法官，公司願意撤訴，以換取Uber的0.33%的股份，大約價值兩億五千萬美元。雙方都不需要承認錯誤，Uber承諾以後不使用Waymo的硬體——當然，Uber一開始就稱他們從來沒用過，所以這個承諾其實很容易。而對於一個市值七百多億的公司來說，犧牲一小部分股份也是九牛一毛。
但是，Waymo在民事訴訟上的後退並不意味著高管們用盡了一切法律手段。他們還發起了一場針對萊萬多斯基的祕密審判，要求收回給他的12億美元的獎金。目前這個案子依然在審理中。而且，另一波攻擊也開始了。一位名叫Matt Parrella的助理檢察官找到Waymo和Google說，如果公司能提供幫助，他願意對萊萬多斯基展開犯罪調查。
不久，Parrella和他的同事就拿到了Waymo本來沒打算開示給有關部門和公眾的機密資料。一名瞭解美國檢察官調查內情的律師說，看起來“Google一開始並不想協助犯罪調查，但在法庭上失利之後，他們就變得主動起來。實際上，沒有受害人的全力協助，商業機密竊密是很難定罪的。沒有詳細的指導，聯邦政府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拒絕評論該案件。）
Google沒有像在網站上聲稱的那樣要求“政府官員必須有搜查令才能進行犯罪調查”，而是允許聯邦調查員檢視Waymo員工的祕密證詞，訪問他們的內部電腦記錄。有些時候，Waymo的律師甚至會告訴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應該傳喚哪個文件，這樣公司就可以無需正式合作就能將私有資訊交給政府。Google的一名前高管對我說，“看到Google從當初的思想開放的公司變成現在與政府合作的可怕、自私的集團企業，我感到非常失望。”
一名負責商業機密調查的聯邦官員說，矽谷的公司在與檢察官合作的方面是“最兩面三刀的”。“他們希望在公眾面前保持好的形象，但私底下卻會說‘嗨，我們接受傳喚，我們甚至會幫你寫傳喚。’”而且，與民事訴訟不同，聯邦檢察官起訴萊萬多斯基的罪名不需要他竊密並交給Uber的證據。該官員說，“如果我偷了你的錢包，就算沒有花一分錢，也是犯罪。”
為政府工作的律師們說，一些商業機密的檢察有助於打擊盜竊行為。今天早些時候，聯邦檢察官們成功地起訴了一家名為Sinovel的中國風力發電製造商，因為他們竊取了一家美國公司的商業機密，致使後者損失了幾十億美元。但像萊萬多斯基這種案子並沒有確切地表明誰被盜或誰被傷害，所以很難說美國的商業受到損害。不過，Parrella和他的同事們還是鼓勵Google和Waymo繼續協助調查這個案件。內情人士說，他們還不確定有關部門是否會提出控告，但如果萊萬多斯基被捕，那將是矽谷歷史上最著名的商業竊密犯罪。“沒有什麼比商業竊密罪更有威懾力了。”這名聯邦官員說，“它會給所有矽谷人敲響警鐘。”
但警鐘的迴響也會干擾到最初推動矽谷走向成功的動力。一名專門代理以竊密罪被起訴的科技員工的律師Daniel Olmos說，“這種案子不需要太多就會阻止員工的流動性，一兩件高額的案子就夠了。”他繼續說到，“我經常收到嚇壞的工程師打來的電話，他們把公司的東西放到個人電腦上帶回家工作，但現在他們開始擔心在跳槽之後是否會被起訴。而且你都想不到，他們的擔心竟然是正確的。如果一家公司對你的數字歷史認真，那肯定能找到起訴的證據，比如插進電腦的某個優盤，或者發給自己的一封郵件等。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不要接招聘者的電話。”
一些離開了Waymo的人告訴我，他們曾經收到過Waymo的恐嚇郵件，警告他們技術竊密的危險而且Waymo會在必要的時候起訴他們。一名前Waymo員工現在在另一家公司工作，他說這種恐嚇戰術非常有效：“我們商量好，絕不做任何可能與Waymo競爭的事情。想想他們在盯著你就覺得很可怕。”
7
萊萬多斯基：我不是壞人
實際上，即使針對萊萬多斯基的犯罪調查和仲裁毫無結果，從許多方面來看Waymo和Google也獲勝了。“Google的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一名代表Uber的律師說。“他們開除了安東尼，分散了Uber的注意力並拖延了其一整年的進度，而且還讓所有人知道，如果你拿了他們的東西，他們就會整垮你，而且每個人都知道你是禍根。”
儘管Uber依然在開發自動駕駛汽車，許多當時收購Ottomotto時加入的員工都已經辭職了。同時Waymo的自動駕駛汽車技術在飛速前進，他們的汽車已經行駛了八百多萬英里。在亞利桑那州，公司還啟動了商業自動駕駛服務，與Uber競爭。最近在一次拒絕聽證之後被國會議員批評“傲慢”的拉里·佩奇現在依然是Google帝國的頭號人物，他的身價大約有五百億美元。（佩奇拒絕了就這篇文章接受採訪。）
Google聯合創始人兼Alphabet現任CEO拉里·佩奇（左）
在一份宣告中，Waymo稱起訴Uber的原因是“為了保護我們幾百名工程師的辛勤工作，我們不能置之不理”。關於Alsup法官要求聯邦有關部門調查萊萬多斯基的行為，該宣告表示，“我們知道指控和我們收集的證據的份量。”Waymo還說，“我們的起訴並不是草率的決定。Waymo和Google一直在支援員工和前員工進行新的嘗試。”儘管與Uber和解只達成了最初要求的18.5億中的一小部分，但“我們達到了最主要的目標，那就是保護我們的技術不被非法使用。”Waymo拒絕回答與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的問題，也拒絕透露公司為有關部門提供資訊的政策，但說“如果有合法的流程，我們就會遵守法律的要求，在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Waymo與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接觸，與Waymo針對Uber的民事訴訟沒有關係。”
萊萬多斯基在被Uber開除後就失去了工作，但大家很難同情他，他依然非常富有。他離開Google時帶走了所有人都認為他不應該帶走的東西，儘管大家對於這些東西的價值有不同的意見。萊萬多斯基似乎隨時都會拋棄他的隊員並隨時背叛，而且他只是為了自己賺錢。他是個聰明的僱傭兵，敏銳的機會主義者，一個沒有任何忠誠可言的人。他創造了改變世界的技術，然後儘可能榨取其中的價值為自己所用。換句話說，他就是矽谷道德的標準。
萊萬多斯基感到很生氣別人把他當成壞人。“我不承認我做了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說，“至於我是否在跟他們競爭？那肯定是的。”但他補充到，“但我不是賊，我也沒有撒謊。”他在送孩子上學的時候別的父母看到他都會迴避，他也厭倦了在路過機場的時候被路人拍照。但他相信，他的惡名終究會平息。儘管他不再擁有他從Google帶到Uber的技術，但大量有價值的資訊依然在他頭腦中，而且他還有許多新點子。一家投資基金最近開始接納他的提案：一家新的自動駕駛卡車公司。他預測會有一些來自海外的資金，包括一些中國的投資者。諷刺的是，聯邦商業機密法本來的目的是避免智慧財產權流向海外，結果商業機密的檢察迫使萊萬多斯基與海外連手。但他自己沒有任何壓力，他關心的只有下一步動作。似乎一切都有辦法解決，即使有著不光彩的過去。
在民事訴訟和解之後他告訴我：“唯一值得我關心的就是未來。我不知道我們學歷史有什麼用。當然歷史有意思，什麼恐龍啊、尼安德特人啊、工業革命等等。但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我們用不著關心。你不需要了解歷史上他們都做過什麼。在科技行業，唯一重要的就是明天。”
（相關連結：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10/22/did-uber-steal-googles-intellectual-property，譯者彎月，責編郭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