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ate：“年齡”人人無法規避，這 7 個問題探討關於它的刻板印象和限制
#Debate 是好奇心日報的一個新欄目，它希望探討富有爭議的有趣議題。我們知道，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69 歲的荷蘭人 Emile Ratelband 最近提出了一項奇怪的要求：將自己的法定出生日期延後 20 年，從而以 49 歲的中年人身份被對待。他向法庭提交了體檢結果，證明自己“像 45 歲一樣健康”，而對外展示的年齡卻讓他開不了新車、拿不到貸款，在線上約會時頻頻碰壁。
“人們有選擇的自由，可以選擇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性別，而我想要選擇自己的年齡。我想自己做主。” 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Ratelband 說 。
身為電視名人，Ratelband 慣用出位的言行增加曝光度，但他這次提出的並不是新問題。1969 年，美國老年病學家巴特勒（Robert N. Butler）創造了“年齡歧視”（ageism）一詞，來描述老年人在享受公屋福利時受到的來自年輕人、中年人的歧視與敵意。
年齡歧視的概念後來被挪威學者拉爾森（Lars Larsen）和索勒姆（Per Erik Solem）拓寬了。他們提出，年齡歧視是基於年齡或是對年老的認知，而對年長者形成的刻板印象、偏見和區別對待。2017 年，《搖晃的椅子：反年齡歧視宣言》一書作者艾普懷特（Ashton Applewhite） 登上 TED 講臺 ，呼籲人們制止年齡歧視。這場演講吸引了近 140 萬瀏覽量。
此時，距離“年齡歧視”的提出已經過去半個世紀，情況沒有發生什麼本質性的轉變。
刻板印象的謬誤在於以偏概全、先入為主，年齡歧視也不例外。變老並不必然意味著判斷力、行動力、以及生理機能的衰退。85 歲的費恩斯坦剛剛贏得加州參議員選舉；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宣稱至少要工作到 90 歲。甚至在競技體育界，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不老傳奇：37 歲的費德勒今年拿下了第 20 個大滿貫；38 歲的張栩擊敗不滿 30 歲的井山裕太，奪得日本圍棋名人頭銜。
但這些明星往往被塑造為勵志偶像，而不是糾正人們對於老年人的偏見。許多年齡問題的討論者承認，不同於性別與種族歧視，年齡歧視似乎更根深蒂固，也更普遍地存在於社會之中。
以下幾個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包括年齡歧視在內，我們面臨哪些年齡困境？他們反映了社會的何種變遷，又如何與其他社會現象相交織？我們可以選擇何種視角來看待年齡？
年齡歧視只是一個困擾年長者的問題嗎？
年長者的確是年齡歧視最突出的犧牲品。樂齡會（AARP）的調查顯示，45 歲至 60 歲的美國人有 64% 經歷過職場年齡歧視。他們或是被強制退休，或是晉升困難。工齡曾經象徵著經驗、財富與地位，今天卻淪為中年求職者的負擔。他們要求更高的收入，卻又即將步入退休、領養老金的年紀，這對僱主來說可不是一筆劃算的交易。
遲至 1960 年代，針對長者的職場歧視就已嚴重到需要法律介入。巴特勒提出年齡歧視的概念之前，美國政府剛剛通過了《1967 年就業年齡歧視法案》，要求公司在招聘、升職、薪資、辭退等環節保護 40 歲以上的勞動者。然而，法律在現實面前顯得有些無力，受害者總是很難證明年齡是構成歧視的決定性因素，針對年齡歧視的訴請一再被駁回。
但拉爾森和索勒姆對年齡歧視的定義顯示，與年老的相關的刻板印象並不全是負面的。年長者也可能被賦予“審慎”“智慧”等積極的人設。在傳統儒家社會中，“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這樣的習語說明，年長者對家庭來說是一筆公共財富，他們不但積累了經驗和智慧，也積累了豐富的社會資本。
這就使得年輕人也可能因為年齡而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區別對待。論資排輩的文官系統，決定了年長者往往才是支配者，能夠壟斷政治資源並掌握評價的權力；現代國家普遍對年輕人蔘與選舉、飲酒等活動作出年齡限制，也不同程度地豁免了少年兒童的法律責任。年輕人更容易被定義為不成熟，從而被剝奪平等參與社會事務的資格。
年齡怎樣和人生規劃聯絡在一起？
在各個文化中，年齡都與個人在社會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有關。“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這段孔子的自述經過民間化用，成為人生不同階段應該達到的理想狀態。
而在西方，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則提出，在傳統社會中，“父祖輩、年長者是絕對的權威。”“祖輩的人把剛出生的孫兒抱在懷裡，除了他們往日的生活外，他們想不出孫兒們還會有什麼別的未來。成年人的過去就是每個新生一代的未來，他們早已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調。孩子們的祖先度過童年期以後的生活，就是孩子們長大後將要體驗的生活；孩子的未來就是如此造就的。”
米德相信，當社會發展遲緩、生活狀態封閉，整個社會的運轉都依賴老人像年輕人傳遞經驗和知識。當饑荒突如其來地降臨，家中的老人可能會回憶起幾十年前自己所經歷過的一場饑荒，然後教導子孫如何度過。她在《代溝》一書中將其稱為，“老一代傳授經驗以鞏固社會知識結構的時代”。
但米德認為，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為什麼傳統的年齡觀念在當代站不住腳？
社會變化加快，知識、記述和生活模式不斷更新，年輕人首先感受到了社會的變化，老一輩則裹足不前，什麼都看不慣，很快就變成了孩子們的小學生——這是米德在 1960 年代作出的觀察。
隨著科技主導生活世界，年齡不再意味著更豐富的經驗和更穩固的權威。 《紐約客》 （ The New Yorker ）盤點稱，19 世紀，一名工程師所擁有知識可以延用 35 年；到 1960 年代，時間縮短為 10 年；現在，一名軟體工程師每隔不到 3 年就需要更新一次知識。
51 歲的記者 Dan Lyons 去年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當他被辭退時，他並不意外，畢竟“他們付給我的薪水足夠聘用五個剛畢業的小孩”；而在新東家——一家由 20 多歲的年輕人領導的初創公司，他不僅薪水打了折扣，還被穿著隨意的年輕員工稱為“快樂老爹”。
另一方面，年齡-權利-責任之間關係的定義，會隨著重大社會事件，甚至臨時的政治需要，而發生變化。
二戰期間，美國的入伍年齡降至 18 歲；1971 年，憲法第二十六修正案將投票年齡從 21 歲降至 18 歲，一度引發各州降低飲酒年齡門檻的熱潮，但隨後上升的車禍死亡率又將全美飲酒門檻回撥至 21 歲。
近年來，加州又出現了將投票年齡降至 16 歲的呼聲。“槍擊一代”的高中生受夠了傳統政客在控槍議題上的僵持，他們通過 “March for Our Lives” 這樣的社會運動發出自己的聲音，渴望用選票更有力地表達訴求。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對於年齡的理解也會時常變化。這反襯了年齡歧視的侷限：它過於強調年齡的重要性，以年齡來整齊劃一地評價個體，而忽視了個體性格與能力的實際差異。
對年齡的刻板印象會帶來哪些問題？
簡單來說，年齡的刻板印象規定了多大的人要做什麼樣的事，而這就是一種不自由。
如今的高校中，青年教師會面臨“不發表（論文）就滾蛋”的淘汰機制，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青年教師的個人發展，而是幫助高校大學排名的提升。類似地，高盛（Goldman Sachs）興起了“不進則退”的內部文化。並非偶然的是，這家老牌投資銀行正在轉型為一家強調技術實力的公司。
在教育領域，年齡則越發齊整。漫長的科舉之路不見了，小學、初中、高中，人們和相差不到一歲的同齡人坐在同一間教室裡；如果未能按計劃升入高中、大學，就會被分流至相鄰的教育系統，走上另一條被設計好的職業乃至人生道路。
這些“計劃內”的年齡節點，大致對應著社會學家所說的“恰當時機”（timing）。它假設，個體生命歷程如同機器般受到某種法則的支配，任何一步的行差踏錯，都會決定性地影響未來，從而催生了類似於 30 歲就要買房結婚這樣的迷思。人們也因此生活在對“犯錯”的恐懼之中。
此外，年齡的刻板印象還製造了一種虛假的階級對立。在越來越多的政治議題上，年輕人被認為持有一種固定的政治立場。他們支援全球化，這讓 2016 年的英國脫歐公投成了“老年人對年輕人的背叛”；他們不喜歡傳統的政黨政治，不久前的臺北市長選舉中，年輕人傾向於支援無黨籍的候選人，同時取笑那些為了 1500 塊重陽敬老金而支援對手的老年人。
然而，世代對立只是對社會問題的一種過於方便的解釋，甚至是一種被精心操縱的意識形態。它扼殺了對話的可能性，也讓很多人忽略了：我們終將變老，而那些年長者也曾經擁有青春。
在更普遍的意義上，當代年輕人面臨的壓力，正來自“年輕”本身：我們無法設想自己變老，尤其是在失敗中變老。“年齡”已經成為伴隨當代人終身的焦慮來源，它對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提出了具體而嚴苛的紀律，使我們置身於一張幾乎密不透風的時間表中。
誰制定了我們生命的時間表？我們又如何接受它的統治？
“恰當時機”和“生命歷程”是社會學家埃爾德（Glen Elder）1960 年代提出的概念。他將生命歷程定義為“個體不斷扮演/參與的一系列由社會規定的角色與事件”。個體從事種種活動的恰當時機，則來自立法機構、企業等提出的社會期望。換句話說，社會制定了指導個體生活的時間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退休年齡。當一個國家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危機，政府就傾向於推遲退休年齡。老年人仍然在工作，他們就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也為政府節約了一筆養老金開支。
除了國家以強制性的力量規劃個體生活，過去數十年間，消費文化越來越活躍地影響了我們的年齡觀念。
這尤其體現在女性對老去的恐懼上。化妝品在中國已經成為年入 4000 億元的產業。日本化妝品公司資生堂估計，到 2020 年，中國 20 歲以上、年收入超過 3 萬人民幣的城鎮女性將構成 4 億“化妝品人口”。相應的，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今年的 一項研究結果 顯示，半數女性感受到保持年輕容貌的壓力。
艾普懷特在去年的 TED 演講中抨擊了這種消費文化與年齡歧視的互構關係。“是誰說皺紋醜的？是市值幾十億美金的護膚產業。是誰說絕經、男性功能障礙和輕度認知障礙是疾病？是市值上萬億美元的製藥產業。”商家既成功地利用了人們的“變老恐懼”，又強化了這種恐懼，一如消費主義的慣用套路：製造焦慮，販賣解決方案。
年齡如何成就了身體、觀念與社會的互動？
年齡似乎只和時間有關。繞太陽公轉一年，人就年長一歲，在此基礎上發明了“退休”“代溝”這些社會概念。但以數字呈現的年齡與人的肉身終究不是一回事。問題由此產生：在社會中形成的年齡觀念，是否會反作用於人的身體？
1994 年的一個經典研究支援了這一假設。心理學家選擇了中國人、失聰的美國人和聽力健全的美國人作為三組研究物件，測試他們的記憶力。根據預設，前兩組物件更少接觸對老年人的負面評價。結果顯示，聽力健全的美國人裡，年輕人和老年人的記憶力差距是失聰人士的兩倍、中國人的五倍。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這個實驗說明了刻板印象的力量：隨著觀念的內化，被人為定義的差異會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差異。換句話說，年齡歧視是一種自證預言，它讓年長者“真正”變老。
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沒有理由視年齡為封閉和不可逆的。“德古拉療法”（Dracula Therapy）的倡導者宣稱，將經過體外“強化”的血清重新注入“患者”體內可以有效地延緩衰老；舊金山的科技精英依賴肉毒桿菌素、鐳射和紫外線療法讓面板更平滑緊緻，從而在 “美國最唯年齡論的地方” ——矽谷生存得更為體面；抗衰老藥的開發有望延長壽命和“健康跨度”，改變人們對“老年”的總體印象。
2012 年，《自然》雜誌從研究層面探討了我們如何活得更久，同時活得更健康。圖片來源： Nature
科幻作品給出了更狂野的想象。在賽博朋克的世界裡，人可以被全身義體化，可以經過冷凍獲得數百年的在世“壽命”，可以在肉身消滅後以“思想盒”的形式繼續存在。外在與內在自我的關聯日益鬆散，人們不得不面對複雜的倫理問題。年齡還是不是一個有意義的身份標識，或者說，用來分配權利與責任的基礎？人們又會如何定義代際關係？當技術和消費主義弱化了衰老和死亡的意義，關於人的“本真性”的看法會不會也要隨之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由技術主導、激進的年齡文化，也勢必形成新的不平等。矽谷的反衰老文化會持續發展下去，直到每一絲皺紋都被視為不夠年輕——同時也不夠優越的標誌。一如美容行業的歷史所揭示的，“永葆青春”實際上是一種被劃分了不同檔次、貼上不同價格標籤的商品，也是人們用來確認和保衛自己社會地位的武器。
儘管時間看上去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由年齡觀念指導的實踐卻一再放大了不平等。女性之所以對年齡更敏感，是因為在惡劣的職場與社會性別環境中，他們被要求保持青春的容貌； 少數族裔 、經濟落後地區的年長者之所以更無助，是因為他們從事的職業型別往往更青睞所謂“青壯勞動力”，也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換句話說，年齡不僅本身是個問題，也是其他社會問題的症狀。
我們可以選擇何種視角來看待年齡？
可以肯定，有關年齡的種種刻板印象已經不合時宜，更不會適用於將來。新的生物技術、新的消費熱點與經濟模式，這些科技與社會進步必將改變人們的年齡觀念。他們的意義不在於像反烏托邦小說描寫的那樣，製造出完美的人類，而在於幫助個體過好生命歷程的每一個階段。
“共情”可能是通向這個未來的關鍵詞：想想“我”在50 歲時會在職場遭遇什麼，希望被如何對待；想想“我”會期待怎樣的“老年生活”——是被排斥在社交、運動和冒險之外，還是仍然保有表達、思想、行動與情感的自由。
這也是巴特勒 1969 年給出的答案。他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章裡引用了披頭士樂隊的一段歌詞：
Will you still need me,
你是否還需要我，
Will you still feed me,
是否還餵飯給我，
When I’m sixty-four?
當我 64 歲的時候？
已經有學者在思考“怎麼做”的問題。 Gregor 等人 早在 2002 年就建議，社會最好在各種互動設計中充分考慮“動態的多樣性”，以迴應老年人多元且多變的需求。這個建議暗含了一個前提：在年齡這件事上，人們應該換一種以“權利”為核心的視角。當老年人無法走上電影院的臺階時，應該有一條輪椅通道；當現成的活動場地無法保障兒童的安全時，最好的應對措施不是禁止兒童入場，而是提升場地的安全性。
換句話說，社會應該尊重個體差異，讓人們儘可能平等地參與公共生活。在年齡歧視的世界觀裡，只有特定的人生階段才是精彩、標準的；而理想情況下，人們終將扔掉那套標準化的劇本，承認現實生活的魅力不在於“同一”，而在於參差多樣。
這麼看來，Ratelband 提出的訴求反而讓人有些惱火。當法官問他，他的父母會如何看待他“失去”的20 年時，Ratelband 沒有給出正面答覆。他更像是用一個數字取代了另一個數字，而原本被數字遮蔽的東西，對他來說似乎也不太重要。
題圖、banner 來自電影《愛》（2012）， 豆瓣
長題圖為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Self-Portrait with Two Circles , 1665-1669, oil on canvas, 114.3 cm x 94 cm，有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