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戶籍時代下的城市競爭：都市圈內外強弱分化
有城市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流動，人口流動是城市持續發展的動力。
改革開放後，中國區域間的人口流動規模龐大，氣勢洶湧，人作為城市發展最重要的資源要素，逐步得到認可，戶口門檻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
4月8日，國家發改委釋出《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對不同級別城市的落戶制度做出了新的總體規劃。
至此，中國已經形成針對三類不同級別城市，有了三種戶籍制度。即城區常住人口低於300萬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最受關注的超大特大城市，仍提出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有限度地放寬落戶。
放開落戶，意味著區域間人口的自由流動將成為趨勢，原有人口流動的速率、方向將發生質的變化，城市對人口的隱性競爭，將變成短兵相接。
都市圈周邊獲益最大
3月18日，石家莊在省會城市中率先推出零門檻落戶政策，取消之前的“穩定住所、穩定就業”基本遷入條件限制，當地公安部門宣稱，只要身份證和戶口本就可辦理落戶，實現“有意就遷入、戶口隨人走”的人口自由流動。
按照此次落戶政策要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就此推測，石家莊很快將不再是零門檻落戶城市的孤例。
根據《2017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鑑》，全面取消落戶限制的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共計66個，不僅包括烏魯木齊、貴陽、石家莊、福州、南昌、蘭州、呼和浩特、西寧、吉林這樣的省會城市，也包括汕頭、珠海、無錫、煙臺、常州、佛山、溫州等東部沿海經濟強市，此外多為中西部三四線城市。
也就是說，如果發改委的檔案得以貫徹落實，這66個城市將陸續實現人口自由流動。
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認為，此舉將對中國城市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城市競爭將從之前的城市與城市之前的競爭轉化為城市群、都市圈與非城市圈、都市圈之間的競爭，分化會越來越大。
倪鵬飛分析認為，大都市周邊的城市能夠分享到大都市的外溢效應，是進城務工人員的主要聚集地，這些城市的競爭力，在落戶政策放寬的條件下會進一步提升。
過去的城市發展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融入城市群是一個城市繁榮發展的必要條件。過去40多年，蘇州、無錫、常州依靠與上海的緊密聯絡，獲得了發展紅利和人口集聚。目前，中國區域經濟正在從城市化進入都市圈發展時代，人口往大都市圈以及區域中心城市流動的趨勢更加明顯。
由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所和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院聯合撰寫的《中國都市圈發展報告2018》識別出了34個都市圈，佔到全國總面積的24%，總人口的59%，GDP的77.8%。
此前，多位專家就曾呼籲戶籍制度改革，讓人口在都市圈內自由流動。此次釋出的戶籍制度改革行動，可以認為是部分迴應了這一要求。那些身處大都市圈內的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自由戶口的優勢，吸引中心城市的漂著的人口，分享發展紅利。
不過，倪鵬飛同時指出，戶口障礙的消除，並不代表人口的自由流動就沒有障礙了，具體還要看地方如何落實，否則社保、就業、住房保障等依然會存在阻礙人口自由流動的障礙。
中心城市：搶人應與疏解並重
從2018年延燒至今的城市“搶人大戰”，為戶籍改革做了重要鋪墊，把人口作為經濟增長動力而不是資源佔有著，觀念的天平正在傾斜。
不過，看似沸騰的“搶人大戰”實則是“搶人才大戰”，因為多數城市聚焦的是高學歷、高技能人才。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認為，這種城市人才准入標準仍有強烈的短視行為，忽視了更有活力、與城市就業需求吻合的外來農業轉移人口，實際上是放棄了城市的未來發展機會。因為衡量一個城市的擴張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看第二代和第三代，城市的活力取決於人口的低齡化和後代的受教育水平。
對於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此次戶籍改革規定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檔案中的“重點群體”，指的是在城鎮穩定就業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人口。
顯然，他們是對戶改訴求最為強烈的人。根據《2017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鑑》並考慮2018年人口增加數量，這些城市也不在少數。
而發改委檔案有針對性的對“重點群體”的表述，可以視作政策層面對城市功利的搶人行為的“撥亂反正”。
倪鵬飛則認為，更加自由的人口流動，將更有利於這些城市的搶人，不過，前提是這些城市要做好人口的疏解。不僅是超大城市，一些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區人口已經過分擁擠，出現明顯的“城市病”，需要向周邊疏解。只有把人口往周邊區域擴散，形成人口區域協調發展，才能吸納更多的外來人口，形成足夠大的市場，支撐中心城區的轉型升級。
以一線城市為例，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呈淨流出狀態，2018年，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分別減少16.5萬和3萬。而廣州和深圳因為執行了較為寬鬆的戶籍政策，常住人口仍在大幅增長，2018年分別增長40.6萬人和21.2萬人。
一方面是大城市病，一方面是更加寬鬆的戶口政策，都市圈被賦予區域協調發展的重任。
當然，人口能否如願流動的關鍵，並非在於戶口本身，而在於附加在戶口之上的公共服務。疏解的關鍵在於產業、公共服務等向周邊區域擴散。否則，更多的落戶將帶來更嚴峻的城市病。
邊緣城市會加速收縮
一些城市的人在增加，意味著另外一些城市的人在減少。2018年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已低至3.81‰，人口紅利一去不返，總量就那麼多，人口必然此消彼長。
此前，在不均衡的區域發展政策之下，人口由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向東部沿海主動轉移。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區域均衡戰略的相繼實施，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獲得增長。不過，這樣的區域政策，改變不了一些中小城市“收縮”的命運。
首都經濟貿易法學副教授吳康曾繪製了一幅地圖，一個黑點代表一個“收縮城市”。地圖上，東北地區的黑點已經連成線狀。但要指出的是，除了區域經濟整體塌陷的地帶，即便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也有黑點成片出現。
清華大學的城市規劃學者龍瀛認為，一些城市的“收縮”，是一個城市生命週期發展自然而然的現象，過度依賴礦業、林業、石油業的資源枯竭型城市尤為明顯，而部分城市的“收縮”則是城市化的結果。
在龍瀛的統計中，在2007-2016年間，中國有84座城市出現了“收縮”現象，這些城市都經歷了連續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減少。
而隨著此次大城市戶口放開，還可能進一步產生“極化”的效應，人口加速向大城市遷移。離中心城市距離過遠的邊緣城市，難逃“收縮”的宿命，戶口限制的取消將加速這一程序。
倪鵬飛分析，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之後，人口流動將更加市場化。那些遠離城市群、都市圈之外的城市，無論是就業機會還是公共服務水平，與這些身處城市群、都市圈內的城市無法抗衡，對人口天然缺乏吸引力，這些城市將面臨人口要素的自然流失，競爭力也將越來越弱。
“收縮”並非壞事。龍瀛認為，關鍵是每一個收縮城市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規劃，追求精明收縮，量的收縮，不代表質也收縮，相反，收縮的規劃，應該更關注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城市的空間品質。
此次釋出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也首次提出了收縮型中小城市的提法，強調這些城市要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
對於習慣了“攤大餅”式發展邏輯的地方主政者來說，這將是一個不小的考驗。過去經營城市的種種經驗和手段，都將徹底失效，面臨人口持續流失的局面，城市又該如何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