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盤俠”東莞：華為搬來“全球最大園區”
華為員工行走在松山湖基地。圖/視覺中國
“接盤俠”東莞：華為搬來“全球最大園區”
依靠成本、土地、地緣等優勢
東莞成為近年來深圳產業轉移的首選地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霍思伊
本文首發於總第887期《中國新聞週刊》
法新社記者Ryan從火車視窗望出去，紅白藍的法國國旗顏色在路邊掠過，熟悉又陌生，旗幟上“華為”的八瓣菊由聚攏到散開——這裡不是巴黎，而是巴黎鎮。
2018年12月18日上午，華為從瑞士引進的輕軌小火車，搭載著來自全球的目光，穿梭在東莞松山湖基地內的12個歐洲小鎮之間。包括Ryan在內的14家國際頂尖媒體記者被華為邀請，先後參觀了華為在新園區的先進熱技術實驗室、先進結構材料實驗室及內部網路安全實驗室。
幾小時後，他們圍坐在圓桌旁，這是孟晚舟事件後，華為對國際輿論的首次正式迴應，地點選在了東莞。
這個佔地約1900畝，總投資100億的新園區，是華為目前“在全球最大的園區”，除了華為終端總部，還佈局了第二代資料中心、華為大學、研發中心和中試中心等功能載體。
華為落子東莞，讓曾經的“世界工廠”再一次成為輿論的焦點。
華為外遷
從2018年5月起，華為“外遷”的傳聞就不斷。華為數次出來闢謠，說總部不會離開深圳，但依然未能平息坊間喧囂。輿論丟擲了兩個疑問：為什麼是東莞？為什麼是松山湖？
質疑來自於印象的反差。曾經的東莞以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貿易為主，遍佈著代工工廠，而華為近幾年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成長為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一張名片，這樣的企業決定將關鍵的終端部門以及幾個核心的研發機構遷入東莞，令人深思。
事實上，這並非華為第一次在東莞佈局。
早在2005年，華為子公司聚信科技有限公司就在松山湖成立，其定位是華為網路通訊產品的生產、製造及華南配送基地。2009年，位於松山湖北部新城大道的華為南方工廠正式投產。而在2011~2012年，幾位華為的內部人士對媒體透露，華為供應鏈部門大部分已經遷到東莞。2013年8月，華為總裁任正非宣佈華為終端公司將遷移至松山湖。2018年，靴子終於落地。
2018年7月2日，華為正式啟動第一批搬遷，40輛車，上貼“華為搬遷專用車輛”，前後分60車次，共將2700名華為員工，從深圳阪田送至東莞的溪流背坡村——華為松山湖終端基地所在地。
8月11日，華為進行第二批搬遷，人數約5400人。11月26日第三批搬遷，人數約4500人，三次共計12600人進駐東莞。而根據此前的專案規劃，松山湖基地建成後，將有3萬研發人員聚集於此。
十多年間，華為在東莞的佈局，從最初的加工基地，轉向研發機構等產業鏈前端。
華為的到來，給東莞創造了一種生態。
2012年，由於深圳不斷高企的成本和有限的土地，從傳統的加工型企業轉為研發型企業的記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尋求從深圳外遷。據東莞記憶儲存科技公司總經理賈宗銘回憶，當時的選擇有三，一是蘇州，公司此前在該市已經有了一個研發中心；二是內地城市，例如西安；三是深圳周邊城市，主要考慮了東莞和惠州。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我們就基本上確定了松山湖。”
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毗鄰深圳和香港，2001年規劃，定位為東莞的創新驅動引擎。近年來由於引進了華為、大疆等知名企業而名聲大噪。
賈宗銘說，落戶松山湖，首先是出於成本考慮。他算了一筆賬，考慮到地價、房租、水電、稅收和人工成本等，從深圳到東莞，記憶科技的綜合成本可以節約30%左右。
與深圳相比，惠州的勞動力價格也很低，賈宗銘表示，相比之下，東莞的產業基礎更好，配套很全，這對於一個研發和製造並舉的企業非常重要。
作為全球第二大獨立記憶體模組提供商，以及PC品牌廠商和資訊通訊裝置廠商的戰略供應商，記憶科技需要半導體方面的配套。在松山湖，不僅配套物料和裝置（比如鐳射列印）很齊全，價格也很有競爭力。以半導體印製為例，東莞的配套會便宜10%左右。
華為的佈局，對記憶科技遷入松山湖也起了重要作用。知情人士透露，雖然任正非對外宣佈華為終端搬離的訊息是在2013年，但雙方早在2012年就已經達成了協議。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於2012年11月23日即已經在東莞市工商局登記成立，與此同時，華為的供應商也收到了通知。
從時間上看，自2012年華為決定搬遷後，作為華為的核心供應商，記憶科技緊隨其後，用賈宗銘的話說，這樣能夠貼近客戶。
除了記憶科技，軟通動力、中軟國際、易寶軟體和華微明天等華為供應商也相繼在松山湖落地。這些企業為當地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和人才資源，也帶動了周邊的產業發展。
東莞轉身
2007年5月底，東莞虎門鎮太平手袋廠的廠房轟然倒塌。
這一倒塌具有象徵意味。作為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企業，太平手袋廠的拆除既非開始，也不是結束。
上世紀90年代末，由於用工成本的逐年增加，以低成本和人口紅利為依託的東莞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開始陸續關停。資料顯示，從2008年至2015年，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從770元/月逐年上調到1510元/月。
進入2007年，人民幣升值近20%，出口退稅政策被取消。2008年，金融危機如海嘯衝襲整個珠三角，“世界工廠”東莞首當其衝，訂單大幅縮減，影響持續多年，從2008年至2016年，見報的倒閉潮就有3~4輪。
廠房空置、破敗，靠租金為生的東莞村鎮面臨債務危機。資料顯示，2011年，東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有329個，比2005年增加近一半，收不抵支的村佔東莞村總數近60%。就在這一年，東莞3500多家玩具廠倒閉約1800家，形成第一波倒閉潮。
到了2015年，以 諾基亞 東莞工廠關停為標誌，包括萬士達等眾多在當地頗有影響力的港臺資企業開始停產。在眾多小廠死亡後，大廠也面臨“動用所有資源，但仍無法經營好工廠”的局面。在自殺前，主營代工東南亞手機品牌的東莞兆信通訊公司董事長高民留下了這樣的絕筆。
從傳統的紡織、玩具等輕工業，到電子資訊產業，在中山大學教授、東莞市特約研究員林江看來，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東莞原本的“世界工廠”模式越來越暴露出問題。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三來一補”的特點是“兩頭在外”，原料和機器裝置由供應商直接提供，銷售渠道也在他們手中，東莞的企業只負責提供人力和廠房，貼牌加工，是名符其實的代工工廠，就像“產業鏈上的夾心餅乾”。
這種模式使東莞的加工貿易企業沒有任何的定價主動權，只能憑藉廉價的勞動力和廠房獲取微利。這也固化了東莞的國際分工地位，大部分企業長期處於低端生產環節，附加值低下。
當時有評論稱：“東莞製造不是紮根本土的植物，而像一根根竹竿，插得容易拔走也快。一旦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升高，產業資本就會掉頭而去，另覓低處。”
事實的確如此。與倒閉潮一起席捲東莞的，還有企業轉移潮。由於成本不斷上漲，大批港資、臺資企業轉向越南、柬埔寨、緬甸等生產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國家設廠。
並且，由於對外依存度過高，東莞企業在國內市場中也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 東莞市委原書記劉志庚稱之為東莞的“雙邊緣化困境”：既因為引進的產業以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為主，在全球生產網路中處於邊緣位置，也因此使本土產業成長空間受擠壓，自主技術和自有品牌落後，在國內生產體系中處於邊緣位置。
東莞自身也意識到了外源型經濟面臨的風險。
東莞市發改局副局長王釗鴻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早在2001年，東莞就打出了“三張牌”：城市牌、外資牌和民營牌，首次將民營和外資放在同等的地位。背後的思路，是通過助推本地民營企業壯大，逐漸改變外資佔比過高的局面。以城市更新為核心的“城市牌”，也旨在為民企轉型提供支撐。
2004年4月，東莞將原本“加工製造基地”的城市定位，調整為“現代製造業名城”。王釗鴻指出，這說明東莞轉型的思路很明確，就是從傳統的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為現代先進製造業，努力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向產業鏈前後延伸。
在2018年釋出的《東莞市重點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5年）》中，東莞進一步將定位調整為：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中心和創新型城市。
引進來，如何留得住？
東莞市發改局副局長王釗鴻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東莞對松山湖的期待，是通過引進國內外行業龍頭專案，帶動東莞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對東莞的產業升級轉型形成輻射帶動效應。
引進來以後，更關鍵的問題是，是否“留得住”？
2018年12月24日晚上，廣東思沃精密機械公司副總經理解紅偉的手機亮起，“新哥有約”微信群裡發來訊息，新哥在群裡提醒大家，東莞2019年市級“倍增計劃”試點企業可以申報了，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
“新哥”是松山湖管委會科技創新局副局長任耀新。這個共計311人的微信群，是他和企業溝通的平臺。除了新的政策和優惠，每週他還會在群裡通知當週茶會的主題，有時是關於企業子女入學，有時是如何申請補貼，還會有相關產業的資訊推廣。
新哥主持的“週二有約”已經持續了近六年，總數接近1000期。茶會上，企業家們圍坐在一起，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向政府諮詢，有糕點有飲料，有時還有煲湯。
就是在這個茶會上，解紅偉認識了 阿里 旗下的一家配套商。
還有每月一次的座談會。所有職能部門都會派代表出席，企業在會上提出近期發展的疑問和訴求，可以直接處理的問題，有關部門現場答覆，不能當即解決的，當天也會派對接人點對點處理。“大部分問題，都能及時解決。”解紅偉說。
王釗鴻表示，松山湖能引進華為等眾多高科技企業，除了近年來積累的產業基礎以外，更關鍵的是守住了環境，這其中就包括政府提供服務的能力。“這些年來，和規劃之初相比，標準一直沒有降低”。
2001年，東莞市政府設立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落子在東莞市的中心，控制面積72平方公里，定位是一座集科技、產業、生態、人文為一體的生態科技新城，並且尤其強調生態。
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教授李立勳指出，松山湖在規劃之初，就是作為生態區來打造，預留了很多生態用地，園區擁有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態綠地。
11年後，這一佈局與任正非進一步擴張的需求不謀而合。和其他高新企業一樣，華為也希望擁有像 蘋果 或 谷歌 那樣的環境——絕佳的環境和舒暢的場景，一種低密度的城區。松山湖還特意為華為“騰出”了約606畝的生態保護用地，對專案內生態綠線控制範圍進行核減。
2012年，華為拍下松山湖共1900畝的四個地塊，緊鄰松山湖精華景區鬆湖花海，周邊皆為東莞頂級豪宅區，從地圖上看，距離深圳福田CBD直線距離為40公里，距離華為阪田總部的開車時間是一個小時。
危與機
東莞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究中心主任龔佳勇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深圳目前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經濟結構正在向服務型和知識型轉變，肯定會帶來資源要素的上升，隨之而來的是產業外溢。
行業人士觀察，自2014年以來，深圳的產業外溢效應加速。依靠成本、土地、地緣、產業配套和政府服務等優勢，東莞成為近年來深圳產業轉移的首選地。
2015年，大疆創新科技在松山湖啟動總部建設；2017年3月，藍 思科 技、康佳集團相繼在莞擴軍。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至2016年，東莞全市共引進深圳企業專案604宗，其中2014年184宗，2015年233宗，2016年187宗。
東莞市經信局內資中心相關人士2016年透露：“來自深圳的企業佔據內資投資的較大份額，深圳產業往東莞轉移勢頭旺盛。”
2012年，記憶科技斥資11億元在松山湖佔地108畝，決定將封裝基地和研發中心遷入之時，總經理賈宗銘不禁感慨：“在深圳有這麼大塊地幾乎不可想象。”
東莞理工學院珠三角企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莫安達指出，深圳企業進入東莞經歷了幾個比較集中的階段。第一波以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企業為主，第二波主要是內資中小企業的生產製造環節，現在到了第三波，以智慧手機等高新技術企業為主，產業鏈位置從低端邁向高階環節。
但廣東省社科院區域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認為，莞深之間的產業轉移，目前仍是一種被動的產業承接，並非正常狀態下的跨區域產業分工和深度融合。這種模式的危險性在於，由於東莞內生動力不足，高階人才缺失，一旦成本優勢弱化甚至消失，遷入的企業也很容易遷出。
龔佳勇也指出，目前，深圳和廣州的虹吸效應對東莞的影響很大。他說，要想留住人才，首先需要繼續提高東莞滯後的城市化，達到與深圳、廣州均等的公共服務水平，這樣才能削弱這種虹吸。目前，東莞和深、廣在這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