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能操控假肢和戰鬥機 DARPA技術為救人還是害命

一、誰會反對呢？

“今晚我想和你們分享一個我非常感興趣的想法，”年輕人說道。他又長又黑的頭髮向後梳著，像個搖滾歌星，更像是一個海盜。“想一想，”他繼續說，“縱觀人類歷史，我們表現意圖的方式，展示目標的方式，表達慾望的方式，都受到身體自身的限制。”他深吸了一口氣，胸腔擴張開來，胸前的襯衫布料被繃緊。他指著自己的身體說:“無論大自然或運氣給了我們什麼，我們生來就是如此。”

隨後他的話鋒一轉:“現在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們已經有了很多有趣的工具，但從根本上說，我們使用這些工具的方式基本都是通過我們的身體發揮作用。”然後他又深入闡釋:“我知道你們都很瞭解這種情況，比如你們對智慧手機帶來的挫敗感，對吧？這是另一個工具，對吧？我們仍然通過身體與這些工具進行交流。”

然後這個人的演講有了一個飛躍:“我要對你說的是，這些工具並沒有那麼聰明。也許它們不那麼聰明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們沒有和我們的大腦聯絡在一起。也許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裝置植入我們的大腦，他們就能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的意圖是什麼，我們的挫敗感是什麼。

當時的這個年輕人叫賈斯汀·C·桑切斯(Justin C. Sanchez)，是邁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生物醫學工程和神經科學副教授，也是邁阿密治癒癱瘓專案的教員。2012年，他在佛羅里達舉行的TEDX會議上發表了這番講話。仿生學之外還有什麼？桑切斯將他的工作描述為試圖“理解神經密碼”，這將涉及到將“非常精細的微絲電極”，也就是相當於人類頭髮直徑的導線植入大腦。他說，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將能夠“聆聽大腦的音樂”，“聽到某人的運動意圖可能是什麼”，並瞥見“你的目標和激勵”，然後“開始理解大腦是如何編譯身體行為的”。

他解釋說:“有了這些知識，我們要做的就是 ofollow,noindex">開發 新的醫療裝置，為身體植入新的晶片，可以針對不同的身體部位對晶片進行編碼或程式設計。現在，你可能會想，我們該怎麼處理這些晶片呢？這些技術的首批接受者將是癱瘓病人。如果我能幫助別人從輪椅上站起來，那麼在我的職業生涯結束時，我一定會很開心。”

桑切斯繼續說:“我們所努力幫助的那些人永遠不應該被他們的身體所困擾。而今天，我們可以設計出幫助他們擺脫這種困境的技術。我真的很受鼓舞。每天當我醒來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這都在激勵著我。非常感謝。”演講結束時，他給了觀眾一個飛吻。

一年後，賈斯汀·桑切斯(Justin Sanchez)去了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DARPA)工作，這是五角大樓的研發部門。在這裡，桑切斯現在負責監督所有關於人類身心康復和增強的研究。他的抱負不僅僅是幫助殘疾人擺脫輪椅，還有更多。

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幾十年來一直夢想將人類和機器融合在一起。幾年前，當精神控制武器成為該機構的公關責任時，機構官員們就發揮了獨具特色的“聰明才智”。他們改變了他們神經技術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研究重點放在治療損傷和治癒疾病的狹窄目標上。該機構官員稱，這項工作與武器或戰爭無關。它是關於治療和保健的。誰會反對這一點嗎？但是，即使這種說法屬實，相應的技術發展也會產生廣泛的倫理、社會和形而上學影響。不出幾十年，神經技術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混亂，使智慧手機和網際網路看起來就像是歷史池塘中的溫柔漣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經技術混淆了這個古老問題的答案：什麼是人？

二、高風險，高回報

在1958年的國情諮文演講中，時任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宣佈，美利堅合眾國“在我們的研究和開發中必須具有前瞻性，以預見未來不可想象的武器”。幾周後，他的政府成立了高階研究計劃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這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機構，直接向國防部長彙報。這一舉措是由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號人造衛星引起的。該機構最初的職責是加速美國進入太空的步伐。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高階研究計劃局的任務發展到包括對“人機共生”的研究，以及一個代號為“潘多拉專案”的心靈控制實驗分類程式。該機構還有一些奇怪的嘗試，比如試圖僅用思維在遠處移動物體。1972年，隨著政府機構透明度的增加，“國防部”這個詞也被加到了名字中，高階研究計劃局成為了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資助了一些研究人員，他們所幫助發明的一些技術，比如隱形飛機、無人機，它們改變了戰爭的本質，而語音識別技術、GPS裝置等則重塑了數十億人的日常生活。諸多發明之中，最著名的是網際網路。

該機構對所謂“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的偏好，導致其也會資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蹺蹺板計劃（Project Seesaw）”是一個典型的冷戰時期弱肉強食思維的產物，它設想了一種“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蘇聯發動襲擊時使用。這個想法是在五大湖下面引發一系列核爆炸，從而形成一個巨大的地下空間。然後在15分鐘的時間裡迅速抽乾湖水，以產生髮射粒子束所需的巨大電能。該粒子束將加速穿過數百英里長的隧道(同樣是由地下核爆炸切割而成)，以集結足夠的力量射向大氣層，並在空中擊中來襲的蘇聯導彈。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試圖製造一種名為可控人形機器(Cybernetic Anthropomorphous Machine,CAM)的叢林交通工具，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官員們將其稱之為“機械大象”。

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科學家和國防部大佬們的目標五花八門，有時甚至是對立的，不同的思維交錯形成了一種陰暗的、共生的研究文化——“不受典型政府監管的束縛，也不受科學同行評論的限制，”莎倫·溫伯格(Sharon Weinberger)在最近出版的《戰爭意象派》(The Imagineers of War)一書中如是指出。在溫伯格的敘述中，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制度史涉及在一個有吸引力的應用背景下引入新技術的許多情節，同時隱藏了其他更為真實但更麻煩的動機。在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常常出現的情形時，左手知道，也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

這個機構看似很緊湊。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總部通常只有220名員工每天上班，在約1000名承包商的支援下工作。該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是一座不起眼的玻璃和鋼鐵混搭建築，位於華盛頓首都的練習場對面。總部的這些員工中大約有100人是專案經理，其中既有科學家，也有工程師，他們的部分工作是監督與公司、大學和政府實驗室合作的約2000個外包專案。這樣算來，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有效工作人員實際上多達數萬人。官方稱其預算約為30億美元，並且在過去的14年裡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時間長得令人難以置信。

生物技術辦公室成立於2014年，是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六大主要部門中最新的一個。這是賈斯汀·桑切斯負責的部門。該辦公室的目的之一是通過各種手段“恢復和維持作戰人員的戰鬥力”，包括許多強化神經技術的手段——將工程學原理應用於神經系統的生物學。例如，“重建主動式記憶”計劃通過開發神經修復術，也就是將微小電子元件植入大腦組織改變記憶形成，以對抗創傷性腦損傷。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也有祕密的生物專案嗎？事實上，過去國防部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它對人體實驗物件進行了有問題的、不道德的，或者許多人認為是非法的測試。例如，《大男孩協議》(Big Boy protocol)就對比了在戰艦上和甲板下工作的水手所受到的輻射，卻從未告知水手自己是實驗的一部分。

去年，我直接問桑切斯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神經技術工作是否屬於機密。他避開了我的目光，說:“我不能——我們得脫離這個話題了，因為我不能這樣或那樣地回答。”當我個人提出這個問題時——“你是否參與了某個機密的神經科學專案？”——他看著我的眼睛說，“我沒有做任何神經技術方面的機密工作。”

如果他的講話很謹慎，就不會有多餘的資訊了。桑切斯曾多次出現在公共活動中，解釋那些已被證實的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應用的好訊息，比如說為失去肢體的士兵設計的用大腦控制的假肢。偶爾，他也會提到一些更遙遠的願望，其中之一是通過計算機將知識和思想從一個人的頭腦轉移到另一個人的頭腦。

三、“我們試圖找到說‘是’的方法”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就是生物武器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前，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對醫學和生物學病不感興趣。1997年，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建立了受控生物系統計劃(Controlled Biological Systems program)。專案負責人、動物學家艾倫·S·魯道夫(Alan S. Rudolph)努力地將人造世界與自然世界融為一體。正如他向我解釋的那樣，計劃的目標是“如果你願意的話，或者是生物和非生物系統之間的位元率或交叉交流。”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這樣的問題：“我們能解鎖與運動相關的大腦訊號嗎？從而讓你能夠控制身體以外的東西，比如說一條假腿或一條假胳膊，一個機器人，一個智慧家居裝置？亦或是傳送訊號給其他人，讓他們能夠接受它呢？”

現在，強化人體機能已成為該機構的優先事項。邁克爾·戈德布拉特(Michael Goldblatt)在1999年加入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之前擔任過麥當勞的技術官員。他指出，“沒有身體，生理或認知限制的士兵將成為未來戰爭中生存和戰鬥優勢的關鍵”。為了擴大人類“控制進化”的能力，他集合了一系列專案，名字聽起來像是電子遊戲或科幻電影：代謝優勢、戰鬥永續性、持續輔助效能、增強認知能力、刀鋒戰士表現、腦機介面等等。

正如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2015年出版的《五角大樓的大腦》(The Pentagon’s Brain)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這個時代的專案常常被瘋子科學家的陰影所籠罩。所謂的持續輔助效能專案試圖創造一個“24/7全天候作戰士兵”，他可以連續一週不睡覺。(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一位官員在談到這些專案時說，“我衡量成功的標準是，國際奧委會所禁止我們所做的一切事。”)

時任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很喜歡這種研究。2001年夏天，一系列“超級士兵”專案被提交給切尼。在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資金正在發生變化之時，他的興趣促成了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給予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專案不少自由度。學術科學讓位給了科技產業的“創新”。託尼·特瑟(Tony Tether)曾在大型科技公司、國防承包商和五角大樓等諸多機構交替任職，這時成為了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局長。9.11恐怖襲擊後，該機構宣佈了一項名為“全面資訊意識”(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的監控計劃。該計劃的標識包括一隻全視眼，發射出的光線可以掃描全球。這種過火行為受到了公眾的強烈反對。該專案負責人、海軍上將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在里根時代就因醜聞而聲名狼藉，後來在2003年辭職。這場爭論也引起了人們對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關於超級士兵以及思維與機器融合研究的不必要關注。這種研究讓人們感到緊張，艾倫·魯道夫也開始離原有的專案目標漸行漸遠。

在這一危機時刻，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邀請神經學ICU內科醫生、當時的現役陸軍軍官傑夫·林（Geoff Ling）加入國防科學辦公室。(林於2014年從國防科學辦公室離開後，繼續在生物技術辦公室工作。)2002年，當林接受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第一份工作面試時，他正在為被派遣到阿富汗做準備，思考的是非常具體的作戰需求。其中一個是“按需藥品”，它將從藥丸或膠囊形式的藥物中去除大量粉末狀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通過一種更輕、更緊湊、溶解的物質，也就是類似於李施德林口氣清新片的藥物來形成吸收的有效成分。這最終成為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正式專案。林很高興地回憶起同事們是如何告訴他的:“我們試圖找到方法說‘是’，而不是說‘不’”。魯道夫走後，林拿起了接力棒。

林說話很快。他有一副硬漢般的嗓音。他說話的速度越快，他的發音就越硬，當我見到他時，他的聲音達到了最高速度，他飛快描述了國防科學的首要原則。他說他從艾倫·魯道夫那裡“特別”學到了這一點:“你的大腦告訴你的手該做什麼。你的手基本上就是它的工具，對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啟示。”他接著說，“我們是工具使用者——這就是人類。一個人想飛，他造了一架飛機，然後就飛了起來。人類想要記錄歷史，於是他發明了一支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們使用工具，對嗎？最終的工具是我們的手和腳。我們的手能讓我們在環境中一起工作，我們的腳能把我們帶到大腦想去的地方。大腦是最重要的東西。”

林將大腦主導地位的概念與他自己在戰場上的臨床經驗結合起來。他問自己:“我怎樣才能把人類從身體的侷限中解放出來?”林最著名的專案是“假肢革命（Revolutionizing Prosthetics）”。正如林所說，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大多數截肢者的假肢都沒有“魚鉤”那麼複雜，而且也不是沒有風險。在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同事、學術和企業研究人員的幫助下，林和他的團隊製造出了一種曾經是不可思議的東西:一種由大腦控制的假肢手臂。

自網際網路誕生以來，沒有一項發明能為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提供如此正面穩定的宣傳。這項里程碑式的發明受到了廣泛讚譽。2012年的《60分鐘》(60 Minutes)節目中，一名叫做揚·舍爾曼(Jan Scheuermann)的癱瘓婦女通過植入大腦的機械手臂給自己餵了一塊巧克力。

然而，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修復受損軀體的工作只是通往其他地方的一個道路標記。該機構一直肩負著更大的使命，在2015年的一次演講中，一位負責矽谷招聘的專案經理描述了這一使命:“讓大腦從健康身體的限制中解放出來。該機構從治療中學到的東西會為增強生理功能讓路。我們的使命是讓人類變得不同於我們自己，超越與生俱來的能力，超越我們能夠通過自身實現的能力。”

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內部運作非常複雜。其研究的目標和價值以一種奇怪的、半意識的貝殼遊戲方式不斷轉變和演變。癒合和增強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沒有人會忽視D（國防部）是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名字中的第一個字母。在舍爾曼喂自己吃巧克力的 視訊 在電視上播放一年半後，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為她製作了另一段視訊，其中她的腦機介面連線到F-35飛行模擬器上，她在駕駛飛機。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後來在一個名為“未來戰爭”(Future of War)的會議上釋出了這一資訊。

傑夫·林的努力由賈斯汀·桑切斯繼續推進。2016年，桑切斯在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演示日”上與一位名叫強尼·馬提尼(Johnny Matheny)的男子一起亮相，機構官員稱馬提尼是第一個“骨整合”上肢截肢者，也是第一個將假肢直接連線到骨頭上的人。馬提尼演示了當時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最先進的假肢手臂。他對與會者說:“我可以一整天坐在這裡，反覆舉起一個45磅重的啞鈴，直到電池耗盡為止。”第二天，科技部落格Gizmodo在其報道文章的上方打出了這樣的標題:“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精神控制手臂會讓你覺得自己像個電子人。”

從那以後，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在神經技術方面的工作範圍公開擴大，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桑切斯告訴我，“不僅是醫院裡使用它來治病的人。”“所有這些研究的邏輯進展是以某些技術標準來看創造出更加完美的人類。全新的增強士兵對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來說是必需，但他們只是未來生活的視窗展示版本。

四、“超越地平線”

談到記憶時，桑切斯對我說:“每個人都在想，如果能讓自己的記憶力提高20%、30%、40%，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選擇你最喜歡的數字，然後會有多大的改變。”他談到通過神經介面增強記憶是另一種 ITPklWYmYDO5IDNy0DZp9VZ0l2cmYiJ05WZkVHdzZkMl42Yu02bj5SZy9GdzRnZvN3byNWat5yd3dnRyUiR"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noindex">教育 形式。他說:“學校最基本的形式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發展出來的一項技術，從而幫助我們的大腦做更多的事情。而另一方面，神經技術利用其他工具和技術幫助我們的大腦做到最好。”2013年，維克森林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和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研究人員參與了一項研究。研究人員對11只大鼠進行了手術。在每隻老鼠的大腦中植入了一個由16根不鏽鋼鋼絲組成的電子陣列。手術後恢復的老鼠被分成兩組，研究人員花了幾周的時間讓老鼠接受教育，其中一組比另一組接受的教育要更多。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組老鼠學習了一項簡單的任務，主要內容是如何獲得一滴水。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那組老鼠學會了同樣複雜的任務——堅持用鼻子去撥弄槓桿以獲取水，水滴在輸送過程中會出現令人困惑的延遲。當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組老鼠掌握了這項技能後，研究人員將記錄老鼠大腦中的神經放電模式——如何執行復雜任務的記憶——輸出給電腦。

“我們所做的是把這些訊號送入一隻愚蠢動物的大腦，”林在2015年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組織的活動中如是指出——這意味著研究人員如何將執行更復雜任務的神經神經活動模式進行記錄、解碼、編碼，然後再轉移到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老鼠大腦中——“那隻愚蠢的動物接收到了這些記憶，它們能夠完成全部任務。”林總結道:“對於這隻老鼠，我們把學習時間從8周縮短到了幾秒鐘。”

桑切斯告訴我說:“他們可以使用精確的神經密碼將某些技能注入記憶。”他認為維克森林大學的實驗是邁向“修復記憶”的基礎步驟。這就是電影《黑客帝國》中所描述的內容。雖然許多研究人員質疑這一發現，他們警告說，真的不可能是這麼簡單。但桑切斯很有信心:“如果我知道一個人的神經密碼，我能把那個神經密碼給另一個人嗎？我認為可以。”在桑切斯的領導下，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為維克森林大學、南加州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人體實驗提供了資金，他們在大腦的類似部位使用了類似的機制。這些實驗並沒有將記憶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而是給了每個人一種記憶“增強”。植入電極記錄了與識別模式(在維克森林大學和南加州大學)和記憶單詞列表(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相關的神經元活動。然後，電極將這些神經元活動的記錄反饋到與強化記憶相同的腦回路中。在這兩種情況下，結果都顯著改善了記憶能力。

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神經工程師道格·韋伯(Doug Weber)曾與桑切斯一起工作，作為專案經理在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工作了四年之久。他出生在威斯康辛州，有著情景喜劇中老爸的風範：外表既不太優雅，也不太凌亂。“我不相信技術進化的無限極限，”他告訴我。“我確實相信總會有一些技術難題是不可能實現的。”例如，當科學家在大腦中植入電極時，這些裝置最終會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後失效。最棘手的問題是血液滲漏。當外來物質進入大腦時，韋伯說，“你會經歷受傷、出血、癒合、再受傷、再出血、再癒合的過程，每當血液滲進大腦隔間時，細胞內的活動就會下降，所以他們基本上都會生病。”大腦會比任何堡壘都更有效地抵制入侵物。

即使生理上限制我們的介面問題現在不存在，韋伯繼續說，他仍然不相信神經科學家能夠實現記憶修復。韋伯解釋說，有些人喜歡把大腦想象成一臺電腦，“資訊從A到B再到C，一切都是模組化的。當然，大腦中有明確的模組化組織。但它沒有電腦那麼界限分明。所有的資訊總是無處不在，對吧?它的分佈是如此廣泛，以至於現在遠遠實現不了與大腦相匹配的整合程度。”

相比之下，外圍神經以更模組化的方式傳遞訊號。最大最長的外圍神經是迷走神經。它將大腦與心臟、肺、消化道等器官連線在一起。神經科學家對大腦與迷走神經的關係理解要比他們對大腦神經元之間複雜的記憶形成和回憶的理解更清楚。韋伯認為，以強化學習過程的方式刺激迷走神經是有可能的，不是通過傳遞經驗記憶，而是通過提高某些技能的方式。

為了驗證這一假設，韋伯在生物技術辦公室指導建立了一個新的專案，叫做定向神經可塑性訓練(TNT)。七所大學的研究小組正在調查迷走神經刺激是否能增強三個領域的學習效果:射擊、監視和偵察以及語言。根據韋伯的說法，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小組中有一名倫理學家，他的工作是“在我們把魔鬼從瓶子裡放出來之前”，“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專案技術倫理層面上可能出現的挑戰和衝突”。在TNT的啟動會議上，研究小組花了90分鐘討論他們工作中涉及的道德問題——這是一場令人擔憂的談話的開始，擴大到許多其他問題，並持續了很長時間。

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官員援引首字母縮略詞elsi(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的藝術術語)來提及神經技術的潛在後果。它代表著“倫理、法律和社會影響”。領導研究小組討論倫理學的是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他是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神經科學家和神經倫理學家。海曼也是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前任所長。當我和他談到其在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專案上的工作時，他提到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串擾”。他說:“人機介面不僅能“讀懂”某人的大腦，而且還能“寫進某人的大腦”，這幾乎肯定會“在我們瞄準的那些腦回路和我們可能稱之為社會和道德情感的腦回路之間形成串擾”。要預測這種串擾對“戰爭行為”(他舉的例子)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了。

韋伯和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一位發言人將研究人員在道德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聯絡了起來：誰將決定如何使用這項技術？上司能強迫下屬使用它嗎？基因測試能夠確定一個人對定向神經可塑性訓練的反應如何嗎？這些測試是自願的還是強制的？這些測試的結果會導致入學或就業方面的歧視嗎？如果科技影響了我們的道德或情感認知，我們還有沒有辨別是非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回顧道德討論，韋伯告訴我，“我記得的主要事情是我們沒時間了。”

五、“你可以武器化任何東西”

在《五角大樓的大腦》一書中，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認為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神經技術研究，其中包括假肢革命和腦機介面並不像所描述的那樣:“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推進假肢技術的主要目標很可能是讓機器人(而非人類)擁有更好的武器和手臂。”當我提及雅各布森的結論時(林沒有讀過這本書)，林否認了她結論的要點。他告訴我，“我們在假肢革命專案中所做的一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被髮表了。”如果我們真的是在建立一個自動化的武器系統，為什麼我們要把它發表在公開的文獻上呢？我們在隱藏什麼。我們什麼也沒隱瞞。你知道嗎？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僅是為了美國。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全世界。”

我開始說，發表這項研究並不能防止它被濫用。但是，所有的使用和誤用都忽略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任何有意義的神經技術進行倫理討論的核心。一個增強了的人——一個與電腦有神經介面的人——還會是人嗎？或者這樣的人會是另一種生物嗎？

美國政府已經對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增強人類能力的所作所為進行了限制。林說，同事們告訴他有一個“指示”:“國會非常具體，”他說，“他們不希望我們打造一個超人。國會似乎在說，這不可能是宣佈的目標，但如果我們是意外地實現了目標，那就另當別論了。”林的想象力仍然很豐富。他告訴我，“如果我給你第三隻眼睛，能夠在紫外線中看到東西，那就會融入你做的每件事中。如果我給你第三隻耳朵，像蝙蝠或蛇那樣能以很高的頻率聽到聲音，那麼你就會把所有這些感覺都融入到你的體驗中，你就會利用它獲取優勢。如果你能在晚上看見東西，你就比晚上看不見東西的人能力更強。”

增強感官以獲得優勢——這種措辭暗示著武器的應用。這種能力當然可以用於軍事用途，林承認——“你可以將任何東西武器化，對吧?”——在他打消這個想法並回到主題之前:“不，實際上這與提高人的能力有關”，他把這種能力比作軍事訓練和平民教育，從經濟角度來說是合理的。

“假設我給了你第三隻手臂，然後是第四隻手臂——所以，多了兩隻手，”他說。“你會更有能力：你會做更多的事情，對吧？如果你能像控制現在兩隻手一樣自由控制你的四隻手，你實際上會做兩倍於通常所做的工作。就這麼簡單。你在提高你的生產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開始想象他的願景——用四隻胳膊，四隻手工作——然後問他:“它的盡頭在哪裡?”

“它永遠不會結束，”林說，“我是說，情況會越來越好——”這時他的手機響了起來。他接了電話，接著又回到了打斷的地方:“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所做的就是我們提供一個基本工具，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利用這些工具，用它們做一些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的偉大事情。”

然而，從他接下來說的話來看，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正在思考的事情遠遠超過了通常在公開場合談論的事情。“如果大腦能控制一個看起來像手的機器人，”林說，“為什麼它不能控制一個看起來像蛇的機器人呢？為什麼大腦不能控制一個看起來像一大團果凍的球形機器人，它能繞過彎道、上上下左右移動？我的意思是，有人會為此找到一個合適的應用。他們現在做不到，因為他們不能變成那團球形機器人，對吧？但在我的世界裡，他們的大腦現在與球形機器人有直接的聯絡，球形機器人就是他們的化身。所以現在他們基本上就是球形機器人，他們可以做任何球狀物能做的事情。

六、淘金熱

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開發能力仍然停留概念驗證階段或其附近。但這已經足以吸引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公司進行投資。1990年，在喬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局長克雷格·I·菲爾茲(Craig I. Fields)丟掉了工作，因為根據當時的新聞報道，他有意與矽谷的一些公司合作促進商業發展，政府官員認為這是不恰當的。然而自小布什第二任期執政以來，這種敏感性已經逐漸消退。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在某種程度已經成為來自矽谷人員組成的團隊。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是美國時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任命的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局長。她後來又領導了谷歌的先進技術和專案團隊。隨後，她領導了Facebook名為Building 8的類似研發團隊。

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神經技術研究近年來也受到了企業挖人的影響。韋伯告訴我，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一些研究人員被一些公司“挖走”，其中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生命科學部門Verily。Alphabet還與英國製藥集團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合作建立了一家名為Galvani Bioelectronics的公司，專門從事生物電子學研究，將神經調製裝置推向市場。Galvani Bioelectronics公司將其業務稱為“生物電醫學”，這給了人一種溫暖和值得信賴的感覺。,南加州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師泰德·伯傑（Ted Berger）與維克森林研究人員合作進行老鼠記憶轉移研究,現在擔任神經科技公司Kernel的首席科學官。這家公司計劃開發“先進的神經介面來治療疾病和障礙,闡明智力機制,並擴充套件認知”。伊隆·馬斯克(Elon Musk)邀請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研究人員加入他的生物科技公司Neuralink，據說該公司正在開發一種名為“神經蕾絲”(neural lace)的腦機介面技術。Facebook的Building 8也在開發一個神經介面。2017年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表示，Facebook的60名工程師正在開發一個系統，目標是讓使用者每分鐘“直接從大腦輸入” 100個單詞。林也是Building 8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在與桑切斯的交談中，我推測，如果他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他可能會以比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witter的傑克·多西(Jack Dorsey)更根本、更持久的方式改變日常生活。桑切斯很容易臉紅，當他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他會打斷眼神交流，但是當他在這樣的場合聽到別人提到他的名字時，他並沒有把目光移開。我記得他曾經說過，他希望神經技術能被廣泛採用，但要“通過適當的審查，從而確保以正確的方式完成”，我請他談談正確的方式可能是什麼樣子的。是否有國會議員就相應的法律或監管提出了很好的想法，從而可能影響到一個新興的神經介面產業？他提出異議(“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的任務並不是定義或指導這些事情”)，並提出，實際上市場力量在塑造神經技術的演變方面要比法律法規或深思熟慮的政策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他說，將會發生的事情是，大學裡的科學家們將出售他們的發現，或者創立新公司。市場會從中吸取教訓:“當他們建立自己的公司、開發自己的產品時，他們會讓人們相信，無論他們在開發什麼都是有意義的，這有助於人們成為更好的自己。而這個過程——日復一日的開發最終將引導這些技術走向何方。我的意思是，我認為這是它最終將如何展開的實際所在。”